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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一體化，不完全合約，組織模式，選擇
一、引言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與深化，很多國家都加入了一體化經濟組織，區域經濟一體化覆蓋了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據世界銀行統計，全球只有12個島國和公國沒有參與任何區域貿易協議（RTA）。174個國家和地區至少參加了一個（最多達29個）區域貿易協議，平均每個國家或地區參加了5個。全世界近150個國家和地區擁有多邊貿易體制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雙重成員資格”[1]。因此，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普遍存在的情況下，一國企業在進行國際化模式選擇時必然受到東道國與他國（非投資國）簽訂的一體化協議的影響，故在投資時也要考慮成員國間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如關稅減免、投資、經濟合作等）及東道國所在的一體化市場給企業帶來的好處與限制。所以，在一體化下研究企業組織模式及區位選擇顯得尤為重要。
本文在區域一體化的框架下引入合約不完全性這一制度因素，通過對比分析出口、FDI與外包這三種模式對企業產生的盈利，研究一國企業進入一體化下各成員國應采取的國際化組織模式，以期為我國企業在東道國參與一體化組織下的模式選擇提供一定理論依據。
二、相關文獻回顧
國外學者Antras[2]（2003）等將跨國公司的區位和組織選擇納入一般均衡模型，運用企業理論與國際貿易理論，以一種全新的視角探討貿易、投資和外包等企業組織方式選擇。其中以Coase[3](1937)和Williamson[4](1975)為代表的交易成本論和以Hart和 Moore[5](1990)為代表的產權理論是目前分析企業邊界的兩大基礎理論。
Either[6](1982)最早將合約納入國際貿易一般均衡框架中分析企業內部化決策的內生性問題。該文分析指出當兩國存在較大的要素稟賦差異時，合約能通過外部市場實現效率配置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因此不需要跨國投資；當兩國要素稟賦差異小時，則合約需要通過內部化實現。Either 和Markusen[7](1996)則主要結合跨國公司的知識資本泄露風險來研究內部化問題，采用局部均衡分析企業在出口、FDI和許可之間的戰略選擇中國。模型進一步擴展到兩國一般均衡模型，結果顯示當兩國要素稟賦相似時，一體化選擇優于許可，這一結果與Either(1982)結果相吻合。Mclaren[8](2000) 研究指出，最終產品企業即可以通過競標市場或通過與供應商后向一體化而獲得專業性中間產品。若實施后向一體化，企業需承擔一體化固定成本,而通過竟標市場則供應商存在被敲竹杠問題。對獨立中間商而言，最終產品生產者數量越多，他們越容易找到買主，越不容易被敲竹杠。一國越開放或運輸成本下降都能增加可獲得的賣方或買方數量。Grossman和Helpman[9] (2002)構建壟斷競爭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企業在垂直一體化和外包兩種模式下的選擇；Antras 和 Helpman[10] (2003)則將Grossman- Hart –Moore不完全契約模型引入貿易理論,分析跨國公司在獲取中間投入品時的所有權安排問題；進一步地，Antras[11]（2005）結合不完全契約與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得出新的觀點：在企業邊界內生產將首先被轉移到國外，而只有在以后階段才會形成獨立的國外公司。Helpman[12](2006)強調了企業組織特性（如外包戰略）對組織模式選擇的重要性，更深入地揭示了在產業內貿易結構和外商直接投資模式的關系。
國內學者分別在契約理論與直接投資領域有大量研究，但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企業“走出去”模式還不是很充分。王勇[13]（2002）、楊其靜[14]（2002）分別對契約方面的研究做出比較與總結。而胡國恒[15]（2004）則在契約不完全條件下 ,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來確定各生產階段的所有權和區位結構,認為會形成出口型國內企業、橫向型和縱向型國際生產三種均衡形態。
三、建立模型
考慮一個由三個國家W國、E國和S國組成的經濟體，其中E和S國簽訂區域經濟一體化協議使兩國的貿易壁壘被削弱，其可變貿易成本為，假定一體化下的兩國（E國和S國）經濟是對稱的，可設W國與E國或S國的可變貿易成本均為。故在E國和S國簽訂區域一體化協議下可變貿易成本有減小而保持不變則>。
設三國經濟體存在一個由n個差別產品的企業構成的行業Y，消費者對行業內差別產品的Dixit—Stiglitz型偏好為：
U=,0<<1
由效用最大化得出Y行業第i種差別產品y（i）的需求函數為：
y（i）= ， 其中=(W,E,S)（1）
其中，為第種差別產品的市場價格，行業內差別產品的替代彈性為，代表不同國家的需求水平。
設行業Y的代表性企業y生產最終產品分為上游總部活動H和下游一般活動M兩個階段， H和M對y的產出彈性分別為和，最終產品C—D型生產函數為：
y=，0<<1（2）
設人力資本專用于上游活動H的投入，且在三國間自由流動，單位成本為1，一般勞動（如組裝活動）用于M活動的投入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其邊際成本為單位勞動。假定只有W國的企業才擁有生產差別產品的全部技術，除了滿足自身市場需求外，還能夠生產n種差別產品去滿足E國和S國的市場需求，行業進入成本為F，進入一體化下各國的固定成本為，其中。此外，設H和y都是可貿易的，H的貿易運輸成本為。
假設W國的國內市場需求完全由本國廠商提供，在兩階段生產條件下，國外市場的需求，上游活動在W國進行，下游活動即一般生產活動可在W國或E國或S國進行，在E國或S國進行第二階段生產即為國際生產。故只需比較分析W國在海外進行生產所獲得的總收益。
1、一體化的E國和S國在完全契約條件下W國進行國內生產
當兩階段活動均在W國國內進行時，假定上下游活動完全可以被第三方識別，雙方關系受制于完全契約關系。由公式（1）和（2）得出Y行業在出清時，W國出口E國和S國的均衡價格和均衡利潤為：
（3）
那么W國出口獲得總的凈利潤為：
（4）
2、一體化的E國和S國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的跨國生產
當W國把下游一般生產活動轉移到E國或S國時即發生國際生產，由于生產活動的兩階段在不同的國家進行，第三方很難辨別H和M的質量好壞，故雙方關系為不完全契約關系。
不完全契約條件下，H和M雙方通過事后談判機制對銷售收入進行分成，然后各方據其預期收入確定各自最佳投入量。用表示上游生產H對東道國的談判水平，若W國只在國進行國際生產，那么另一方M的談判水平為（），納什均衡實現時契約生產條件下的H和M的生產屬于兩個企業，外部期權為0，關系準租金為市場銷售收入；FDI下H和M的生產在同一個企業內進行。仿Antras（2003），若H在解除與M的合約后仍能獲得的最終產品（），其外部期權為乘以銷售收入R，M的外部期權仍為0，關系準租金為（1-）乘以銷售收入R。令表示在FDI和契約條件下H所獲得收入的分成份額，且有。
(ⅰ)W國僅在一體化中的一國進行跨國生產（以在E國生產為例）
W國和E國面臨的總銷售收入為：
（5）
假設<即在E國進行一般生產活動的單位可變成本低于W國生產并出口到E國的可變成本現代企業管理論文，故W國選擇在E國進行國際生產，生產的最終產品滿足一體化后的E國和S國的市場需求，同時雙方面臨的銷售收入，這是因為盡管E國和S國的貿易成本較低，但不能完全消除自然貿易壁壘，一體化中的一國從另一國進口此產品仍會產生較低的貿易成本中國。
W國在E國進行跨國生產，S國基于一體化協議選擇從E國進口的成本為，低于S國從W國進口本產品的貿易成本，那么分別對[]和[]求一階導數，得各方最佳投入水平為：
（6）
那么進行跨國生產時的均衡價格和產品在三個國家銷售后的凈利潤為：
（7）
其中，．
（ⅱ）W國在一體化下的兩國均進行跨國生產
三個國家面臨的總的銷售收入為：
（8）
上游活動方H對東道國E國和S國的談判水平分別為、，假定W國首先選擇與E國或W國簽訂跨國生產協議的可能性均為1/2，那么H方對最終產品的預期銷售收入為，兩個下游生產方（E國和S國）預期收入分別為、（推導詳見附錄），分別對、、求一階導數，得最佳投入水平為：
（9）
那么市場均衡價格和總的凈利潤為：
（10）
同完全契約相比，不完全契約降低了各方的投入水平，提高了產品價格，但整體的收入和利潤下降了。若H方可以通過事前轉移條款獲得更多利潤，而M方只能得到較少利潤，那么在不完全契約條件下H方仍能夠通過選擇合適的所有權結構使總的價值達到最大化，即存在一個使所有權結構最優。
四、經營利潤最大化原則下東道國的供應模式選擇
企業供應東道國市場的模式主要有出口、直接投資和契約生產，后兩者稱為尋求型國際生產。本文將后兩者劃分為一體化下的單國直接投資（單國以E國為例）、兩國直接投資和單國契約生產、兩國契約生產。
1、出口與國際生產——生產區位的選擇，這里分為出口與單國國際生產、出口與兩國國際生產的比較，設其經營利潤比值分別為、
（1）出口與單國國際生產
由公式（1）、（4）和（7）得
（11）
表示E國與S國市場規模的比值即。顯然，時企業選擇出口與單國國際生產所獲得經營利潤等值。當時W國的企業選擇出口到一體化的兩國；時選擇在E國進行跨國生產，并出口到S國。
表示生產該產品的技術密集度，對公式（11）求的偏導有，求其反函數可以得到出口與單國國際生產經營利潤相等時技術密集度的臨界值: 。當W國工資和貿易成本及H的運輸成本既定時,如果產品y的技術密集度，企業在W國生產出口到E和S國;如果,企業將在E國進行國際生產。
除了受到技術密集度的影響，企業對出口和國際生產選擇時還考慮要素稟賦差異、貿易成本、交易成本、一體化的兩國市場間的運輸成本等因素的影響。由公式(11) 可知: 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即W國工資水平上升、最終產品貿易運輸成本上升、中間產品貿易運輸成本下降、一體化的兩國間的貿易壁壘增加，均會導致經營利潤比值降低、技術密集度臨界值提高 ,促使企業進行國際生產。同完全契約相比 ,契約不完全帶來的交易成本導致技術密集度臨界值下降 ,限制了國際生產的發展。當其他條件相同時 ,國際生產傾向于契約環境較完善的區位。
（2）出口與兩國國際生產
由公式（1）、（4）和（10）得
（12）
=1表示企業在出口與兩國國際生產時獲得的經營利潤等值，當時W國的企業選擇出口到一體化的兩國；時選擇在E國和S國同時進行跨國生產。相對于單國國際生產，兩國國際生產不會受到兩國間的貿易壁壘影響，主要受技術密集度、要素稟賦差異、貿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影響，W國工資水平上升、最終產品貿易運輸成本上升、中間產品貿易運輸成本下降均會促使企業進行國際生產。同理，存在，在最終產品貿易成本、中間產品的運輸成本及工資保持不變時，若該產品的技術密集度，W國將選擇在本國生產然后出口到E和S國；若，W國的企業將會選擇在一體化下的E和S國進行國際生產。
因此，綜合分析企業選擇生產區位，可得出如下結果：當且時，W國企業會選擇出口的方式，獲取最大化的經營利潤；時企業會選擇一體化的兩國國際生產，而在時企業更傾向于在一體化中的一國進行國際生產。
2、直接投資與契約生產——所有權結構的選擇。在國際生產的條件下，一體化的單國直接投資與單國契約生產、兩國直接投資與兩國契約生產的經營利潤比值為：
（13）
（14）
公式（14）中的，對公式（13）和（14）求的偏導有，，故存在臨界值,當，時,上游活動方H對最終品的生產更為重要，技術含量更高 ，這樣由H方去控制剩余索取權更為有利，可獲得較高的事前效率,企業會直接投資于東道國；當， 時,使得下游活動方M在最終品生產中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其討價還價能力增強,H方會放棄對剩余權的控制, 選擇契約生產。顯然,同契約生產相比,FDI 要求企業具備較高的技術密集度。這也證明了不完全契約理論的推斷:基于事前效率 ,企業的剩余控制權應賦予作出相對重要投資的一方。
3、綜合比較分析
由公式 (11)可以分別得到出口與單國契約生產及出口與單國直接投資的臨界技術密集度和,公式（12）可得出口與兩國國契約生產及出口與兩國直接投資的臨界技術密集度及，通過和及的比較分析，可發現：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較低的行業， 且現代企業管理論文，不會產生直接投資。當時企業選擇出口；當時企業選擇契約生產。而在時必存在一個使得出口與兩國契約生產獲得的總經營利潤相等，那么時企業選擇出口，時企業選擇在兩國進行契約生產；同時，在時也會存在一個使得出口與在一國進行契約生產的總經營利潤相等，故時企業會選擇出口，時企業選擇在一體化下的一國進行國際契約生產。
而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較高的行業，且，當且時企業會選擇出口模式；在不考慮的前提下當時企業會選擇在一體化中的一國進行直接投資；忽略的條件下當時企業選擇在E和S國均進行跨國直接投資；當存在及時企業會選擇國際契約生產方式中國。
五、投資成本下企業組織模式及區位選擇
在凈利潤最大化條件下,由于,不同供應模式的臨界條件將因固定成本和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而發生變化。
1、一體化市場規模及固定成本下出口與國際生產模式比較，由公式（4）、（7）、(10) 、(11)和（12）可以得到臨界條件下的市場規模分別為:
上述公式中，分別表示出口與單國契約生產、出口與單國直接投資在W國獲得總的凈利潤相等時的一體化臨界市場規模，，分別表示出口與兩國契約生產、出口與兩國直接投資在凈利潤相等時的一體化臨界市場規模。顯而易見，這兩種不同市場供應模式的一體化臨界市場規模與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當或時，W國企業選擇出口；在且時企業會選擇生產組織模式要視一體化市場規模而定：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度較低的行業，只有在一體化下的總市場規模并且時企業才會選擇國際契約生產，反之選擇出口；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度較高的行業，當時 ,企業在時選擇單國契約生產, 時選擇出口，在時企業時選擇兩國契約生產，下選擇出口。
2、一體化市場規模及固定成本下契約生產與直接投資模式比較，由公式（4）、（7）、(10) 、（13）和（14）得出：
和分別表示單國直接投資與單國契約生產、兩國直接投資與兩國契約生產在凈的總利潤相等時的臨界市場規模。顯然，兩種不同供應模式的臨界市場規模也與其固定成本之差成正比。當且時企業會選擇在一體化下的一國或兩國進行直接投資，而在，時企業選擇跨國生產模式需要根據一體化市場規模的大小來確定：在上游活動技術密集度較低的行業，時企業才會選擇契約生產；上游活動技術密集度較高的行業，當時若企業會選擇單國契約生產，若企業會選擇兩國契約生產；當時，若時企業在下選擇在一體化下的一國進行直接投資，時選擇兩國國際契約生產，而時企業在下選擇兩國直接投資，在下選擇一國契約生產或兩國直接投資。
總之,在上游活動重要性的減弱、技術密集度降低的情況下,企業選擇組織模式逐漸由出口、直接投資向契約生產過渡。同時,由于存在固定成本的差異,企業對較小的一體化市場更多地以出口方式為主,伴隨一體化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 契約生產和直接投資會逐漸替代出口方式。而在其他條件相同時,國際生產特別是直接投資大多發生在投資成本較低、一體化市場規模較大的區位。
六、總結
本文為研究在一體化下企業進行跨國生產或投資及區位選擇提供了理論依據。通過研究發現：（1）貿易障礙逐漸消除，經濟一體化深入發展現代企業管理論文，契約實施環境不斷完善，都對推動企業進行國際生產有重要作用；（2）契約的不完全性會限制企業的國際化生產，但完善的契約環境有利于國際生產的進行；（3）一體化市場規模的擴大使得企業傾向于選擇契約生產和直接投資；（4）企業在一國或兩國進行契約生產或直接投資主要取決于技術密集度，貿易成本，市場規模，一體化協議等因素。
因此，企業在一體化下進行投資不但需要政府相關政策扶持，也應采取積極的向上策略，提高企業自身的技術研發能力，熟悉東道國參與的一體化經濟體，從而選擇最佳的組織模式“走出去”。
附錄：由于存在“占先”優勢,當W國與E國先簽訂合作協議（可能性為1/2）時，E國可獲得的收入，剩下的銷售收入再由W國和S國以談判水平來分配，那么W國獲得的收入最終為，S國所得銷售收入為。同理，當W國與S國先簽訂合作協議（可能性為1/2）時，可以得到W國、E國和S國的收入分別為、、。這樣可以得出三個國家的預期收入分別為：
，
，
.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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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楊其靜.合同與企業理論前沿綜述.經濟學動態[J].2002（1），80-88.
摘要：從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脈絡，更能明顯地辨識出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發展軌跡。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論為線索，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學術脈絡和內在聯系進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為交易成本理論學界又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源自其使有關治理問題和企業邊界問題的研究在過去30年中成為經濟學研究熱點和理論前沿的貢獻。
關鍵詞：交易成本，多國企業理論，威廉姆森，學術脈絡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交易成本理論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解決了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發展中遺留的問題，使得該領域的理論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迅速達到鼎盛。然而，理論頂峰的到來也往往伴隨著挑戰的出現和衰落的開始。
摘要：從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脈絡，更能明顯地辨識出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發展軌跡。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論為線索，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學術脈絡和內在聯系進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為交易成本理論學界又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源自其使有關治理問題和企業邊界問題的研究在過去30年中成為經濟學研究熱點和理論前沿的貢獻。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
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交易成本理論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解決了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發展中遺留的問題，使得該領域的理論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初便迅速達到鼎盛。然而，理論頂峰的到來也往往伴隨著挑戰的出現和衰落的開始。
一、案例
我國內陸某出口公司與國外某公司于2005年9月23日簽訂一筆1500噸食品出口合同,以FOB大連定價,裝運期為2005年11月5日前,付款方式為不可撤銷即期信用證。2005年10月22日賣方收到買方銀行按合同規定開來的信用證及買方指定的船舶抵大連港的時間。賣方在買方指定船舶到港前三天將貨物運至大連港倉庫,不料次日倉庫起火,由于搶救不及時,本論文由整理提供1500噸食品全部被燒毀。而此時我出口公司又沒有存貨來及時替代這些被焚的貨物,結果無法按期裝船。該公司只好請求國外進口公司將信用證的有效期和裝運期均延長15天。對方回電稱同意延期但要求降價5%。經過我方的一再努力,最后對方同意降價1%,結果我方為此遭受了一定的損失。
由此案例可以看到,賣方在選用貿易術語時,由于不懂或選用不當將增加貿易風險,甚至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我國內陸出口企業在采用FOB術語達成交易時,要承擔出口商品從內陸存倉地到船舷這段路程間貨物滅失、損壞等風險。因此,FOB貿易術語并不是內陸企業出口時的最佳選擇。
二、FOB的缺陷給賣方帶來的風險
1.FOB術語要承擔風險轉移滯后的風險。在采用FOB術語時,出口方要承擔從交貨到貨物越過船舷之前的一切風險和損失。尤其是深處內陸地區的,從該地區經陸路運輸到裝運港口越過船舷,中間要經過很長時間,相應地就增大了各種風險發生的概率。當然在此期間貨物如發生損失,出口方向進口方承擔責任后,若之前投保了,可依據保險合同再向保險公司索賠,挽回其損失。但是很多出口企業不會去投保,即使投保了,但對于涉及有關訴訟的費用、損失責任承擔費用很可能無法達成協議,再加上時間耗費,出口方很可能得不償失。本案就是個說明。
2.交單結匯風險增大,延長收款時間。根據《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的規定,FOB條件下出口方應準備提單、海運單或內河運輸單據以交單付款,這與其僅適合于水上運輸方式相對應。尤其是對于沿海地區企業非常便利,不會影響其結匯。但如果是深處內陸地區企業,往往是出口方先進行內陸短途運輸,這時賣方因貨物未裝船而無法拿到提單,辦理交單結匯之事,只有當貨物運到裝運港裝運之后出口方才能拿到提單,然后結匯。可見,這種對單據的限制會直接影響到賣方向銀行交單結匯的時間,從而影響出口方的資金周轉,增加出口費用。
3.內陸地區采用FOB術語還有一筆額外的運輸成本。在FOB價格中不包括運費,但從內陸地區到裝運港裝運之前還有一部分運輸成本,如:甘肅、青海、新疆等偏遠的內陸地區到我國東部裝運港之前的費用一般要占到貨價的一定比例,這無疑增加了賣方成本,削弱了出口企業的出口競爭力。
三、采用FCA術語給賣方帶來的優點
1.風險轉移時間較早。內陸企業按照《INCOTERMS2000》將1500噸食品在其生產或庫存所在地或其他指定的交貨地點交給買方指定的承運人時,即轉移了貨物損壞、滅失等風險。那么,貨物因火災而受的損失就由買方自行承擔。
2.結匯時間較早。本案例中若采用FCA術語成交,則賣方在貨交承運人那一刻即完成交貨的義務,便可憑承運人簽發的裝運單據及其他指定的單據到銀行交單,早日收回貨款,提高其企業的資金周轉速度,降低收匯風險。
3.承擔的費用減少。本案例中的出口企業位于內陸地區,與港口距離較遠,若選擇FOB術語,則需要承擔過多的風險和費用;若選擇FCA術語,則賣方不需要承擔陸路地區的運輸費用和保險費用。超級秘書網
4.運輸方式更靈活。為了便于使用FCA術語,《2000年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還對“承運人”的含義做了解釋,是指在運輸合同中,通過鐵路、公路、空運、海運、內河運輸或上述運輸業務的聯合運輸方式承擔履行合同運輸或承擔辦理運輸業務的任何人。可見,FCA術語適用范圍很廣。迅速發展的集裝箱運輸方式也為內陸地區使用FCA術語提供了便利條件。目前我國許多沿海港口城市如青島、連云港都在爭取“把口岸搬到內地”,發展內陸地區對沿海陸運口岸的集裝箱直通式運輸,將會減少貨物裝卸、倒運、倉儲的時間,降低運輸損耗和貿易成本,縮短報關、結匯時間。
綜上,我國內陸出口企業應改變以往思維模式,開闊思路,在選擇貿易術語時不要拘泥于傳統的FOB術語,最好摒棄原有的思維定勢和商業習慣。學會運用FCA術語,避免不必要的風險、責任和費用。如廣大中西部地區地域遼闊,資源豐富,勞動力廉價,盡管國家在實施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但是由于深處內陸,交通不便,使用FOB貿易術語在港接貨物大大增加了交易成本,這就制約了外貿經濟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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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外匯風險的種類及影響
（一）企業外匯風險的種類從事對外貿易的企業通常會在國際范圍內收付大量外幣，或持有外幣債權債務。因此，企業在國際收付結算的時候就會產生外匯風險。外匯風險可以劃分為四類，即交易風險、會計風險、經濟風險和國家風險。
（二）外匯風險對企業的影響一是影響企業的經營戰略。外匯風險給企業的產供銷活動帶來成本核算的不確定性，企業正常經營活動的預期收益因匯率波動而面臨預料之外的損益，同時帶來企業現金流量的增減變化，這些都會影響企業管理者的經營決策。二是影響企業的業務安排。匯率波動對企業業務活動的正常運行有較大影響。對進出口企業來講，匯率波動劇烈時，由于難以確定成本核算，企業或者觀望，或者爭取有利于自己的計價貨幣，造成談判時間拖延，簽約成交額下降。甚至在簽約后，如果匯率變動超出預計的成本而導致企業可能虧損時，進出口企業往往尋找各種借口毀約，使外貿業務遭受損失。三是影響企業的信用。企業信用是企業的無形資產，它取決于企業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規模、經營能力、盈利能力和經理形象等因素。如果匯率波動影響到企業的對外支付，無疑對企業的信用是一種損失。
二、企業外匯風險防范的必要性
（一）外匯風險防范是經濟發展的要求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經濟也越來越融入到世界經濟中，企業在進出口業務中不可避免地要面臨幣種的轉換。因此，我國企業加強對外匯風險的防范就顯得越發重要。
（二）人民幣匯率實現市場化的需要為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單一美元。雖然升值對于經濟增長勢頭很強的一個發展中國家是不可避免的，但隨著人民幣匯率的逐步市場化，我國企業也將會遇到不容忽視的外匯風險。
（三）企業應對外匯風險的準備和承受力不足由于人民幣多年來一直與美元掛鉤，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又多以美元結算與計價，因此，企業對匯率風險的意識仍然是十分薄弱。一些企業甚至于對匯率風險熟視無睹，將匯率波動造成的損失視為“不可抗拒力量”。面對日益嚴重的外匯風險，目前我國的大部分企業還沒有很明確的應對思路和做法。此外，中國企業應對匯率變化風險的能力較弱。近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持續小幅升值已使我國的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逐漸縮小。我國企業應想辦法提高效率、增加科技含量、加快升級換代，從而增加產品的競爭力。但很多企業還是依靠傳統的價格優勢和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來爭奪市場。在應對匯率波動方面，大部分企業沒有準備，更不用說去運作外匯資產。
三、企業防范外匯風險的戰略選擇
（一）經營不同業務企業的防范策略偶然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規避外匯風險的基本策略是購買遠期外匯合同。企業從事遠期外匯交易可能會有經濟效益。但企業應該認識到，自己的主要任務是從事國際商品交易而不是外匯交易，自己的主要收人應來自于商品的銷售收人而不應依賴于匯率變動所帶來的意外收人。如果遠期外匯交易成本過高，企業則可以選擇消極的套期保值策略，不對外匯風險頭寸采取任何措施。如果匯率波動會造成嚴重的經濟風險，企業則需要考慮經營重構，減少或暫停進出口業務。主要從事進出口貿易的企業在管理外匯風險時，首先考慮的策略是變動進出口商品的價格或調整進出口商品的數量，例如，當人民幣匯率上升時，企業可以相應地提高商品售價或增加外銷商品的數量。如果這種調整不為市場接受，或者不能有效地轉嫁風險，則應考慮運用遠期外匯合同來套期保值。對國際性企業或跨國公司，這類企業的特點是至少在一個以上的國家里設有分支企業，它們的原材料和半成品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根據國際經驗來看，這類企業規避風險的最佳策略是加強資產負債管理。企業首先需要估計匯率變動對企業現金流量的影響，然后設法建立起一個使外匯風險盡可能小的資產負債結構。例如，一家美國跨國公司在日本設立一家獨資企業，其營業收人可能受日元匯價波動的不利影響，該公司應該盡力爭取使用日元或借人日元。這樣，當日元匯價下降時，雖然公司的收人將減少，但其支出也會同幅度下降，資產和負債方面的外匯風險可以相互抵消，從而將外匯風險控制在一個可接受的較小范圍內。
（二）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企業的防范策略發展初期企業外匯風險的管理。企業在資產規模較小、對外業務擴張的初期，應該制定簡便易行的風險管理戰略，使用一些簡單技術和容易管理的套期保值方法。發展成熟時期企業外匯風險的管理。企業進人成熟期，表現為國際業務規模較大，國別分布廣，企業的現金流量大并且比較穩定。在這一階段，企業可設置自己的財務公司或金融公司，運用復雜的外匯風險管理技術，制定目標更高的管理戰略。
四、對我國企業防范外匯風險的建議
（一）正確對待外匯風險，全面提高預防能力無論承認與否，外匯風險都是客觀存在的。不了解外匯風險及其管理方法，盲目闖入國際市場，其危險性也是可想而知的。反之，害怕外匯風險，不敢加入到國際經濟中去，企業最終也會在競爭中敗下陣來。企業應根據市場需要和業務發展計劃開拓海外業務’不必害怕外匯風險業務，而應提高這些風險業務的預防能力，提高外匯風險業務的安全性，從而降低風險的損失概率和損失程度。具體地講，就是要提高企業外匯風險防范與管理的能力，提高匯率預測的準確度及風險管理辦法的有效性。
（二）減少外匯風險業務企業可選擇經營多樣化、提高國產化程度、簽短單等手段降低外匯風險。例如，企業可減少持有的外匯凈頭寸，通過控制風險行為的數目來降低外匯風險發生的概率。
（三）對外簽約時采用多種計價貨幣由于人民幣脫離了與美元匯率掛鉤的關系，開始走上相對獨立的浮動機制。故企業在對外簽約時，可多采用非美元幣種或美元與其他幣種的組合，如歐元、日元等，因為未來如果美元匯率發生波動，而歐元等其他幣種的匯率則不一定與美元同幅度變動。
（四）協商使用固定匯率鎖定成本企業在對外簽訂商務合同時，可在合同中的價格條款上規定使用固定匯率，即在簽訂合同時約定一個匯率，如果未來匯率發生超過一定范圍的波動，則價格條款按波動的匯率進行調節。如某企業向美國出口商品，簽訂合同時單價為()&+,件，合同約定按&美元兌人民幣-+#%計算成本，為-#%元人民幣，如當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變為-+&&時，則此時商品單價變為()&&+.%,件，如當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變為-+"/時，則此時單價變為().-+0,件，每件產品成本總是固定在-#%元人民幣。
（五）靈活運用國際貿易結算方式常見的國際貿易結算方式有預付貨款、跟單信用證、跟單托收和賒銷等，每種結算方式在規避匯率風險方面作用不同，企業需靈活掌握。超級秘書網
辦理人民幣遠期結售匯業務遠期結售匯業務是確定匯率在前而實際外匯收支發生在后的結售匯業務。客戶與銀行協商簽訂遠期結售匯合同，約定未來辦理結匯或售匯的人民幣兌外匯幣種、金額、匯率以及交割期限。在交割日當天，客戶按照遠期結售1下轉第/2頁3匯合同所確定的幣種、金額、匯率向銀行辦理結匯或售匯。遠期結售匯業務可以幫助有外匯收付的企業事先鎖定交易成本，從而起到規避外匯風險的作用。企業在辦理遠期結售匯業務時可選擇固定期限交易，也可選擇擇期交易。
[摘要]國際貿易基礎是國際產業分工，一國對外貿易基礎依賴于其要素稟賦。從要素稟賦結構變化來看產業的發展趨勢，進而研究對外貿易的方式的轉變的規律以及其必然性，論證貿易增長方式的轉變可能性。
[關鍵詞]對外貿易方式要素稟賦產業基礎
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是可持續發展大計的具體形式，是加快對外貿易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就要求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要求認清產業和對外貿易發展的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性。
1.貿易增長方式的含義。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國對外貿易的量的增長和質的增長這兩種不同方式。量的增長表現為單純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數量上的擴張,出口結構不合理,國際分工地位低,可能以較大的投入和資源的浪費為代價,且貿易利益和國民福利增加的效果不佳。總之量的增長是一種粗放型的增長。
2.貿易增長方式演進的一般規律。貿易增長方式的演進規律可以用貿易四階段論來表述:貿易四階段論很好的說明了貿易增長方式的一般規律，它是關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演變主要依賴于它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的理論。它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會由初級產品依次向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制成品轉移。
3.貿易增長方式的產業結構基礎及其相互關系。產業結構對貿易結構具有決定作用。按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要素稟賦基礎上的產業結構決定了比較優勢結構，比較優勢結構又決定了貿易增長方式。
從出口方面看，生產結構向高級轉換，會帶動出對外貿易方式的質的提高。從進口方面看，國際分工發展的結果，使一國生產越來越依賴國際市場。由此，國際貿易己成為生產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生產結構決定了進口結構。
一、目前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目前，加工貿易出口總額已經占對外貿易出口總額的60%，已經超過一般貿易成為我國貿易出口的主要方式。發展加工貿易符合我國要素稟賦結構，密集使用廉價勞動參與國際分工，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貿易并從中獲益,增加了勞動者的就業和收入。但同時生產擴張過分依賴廉價要素的投入的增加，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獷,經濟效益低,能耗多，污染重;而且我國以廉價勞動承接的這些加工貿易普遍技術落后,效益差，位于“微笑曲線”兩端的低附加值部分。
服務貿易在23年間增幅達35倍，年平均增長16.92%，大大超過了中國同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而且服務貿易逆差自1999年首次降至94億美圓，可以說服務貿易較過去在不斷發展，這是事實。但是同時事實還有另一面，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發展不協調，形成了“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發展形態，還表現為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額達14219.1億美元，服務貿易額為1582億，服務貿易占貿易總額的10.9%，這個比重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服務貿易的發展空間很大。但服務貿易的發展的不平衡卻讓我們看到了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現實途徑。
產業產值上，服務業和制造業已非常接近。為什么貿易上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我國服務業能夠出口的服務大多附加值低，屬于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壯大的同時并沒有讓服務產品有更多的國際市場空間，出口的服務創造的價值也低。產生諸多問題的加工貿易能否向集約型的服務貿易轉變，下面從產業的要素供給角度分析問題。
二、基于要素的產業結構基礎分析
分析服務貿易和加工貿易的產業基礎著手,兩個要素資本（K）和勞動(L)，要素只在兩個行業間流動，假設服務業和制造業分別有一個生產函數Fs和Fm。為了分析服務業和制造業間的要素流動以及要素價格發生變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為了方便分析問題假設:資本和勞動的總量不變，技術不變,現實中的要素的增加減少抽象為模型中要素價格的下降和上升。
如圖1所示,制造業和服務業在各自的約束條件下選擇最優的生產，m約束表示的是制造業的約束條件，s約束表示的服務業的約束條件,這里的約束可以理解成是行業在一定時間內所能整合的總的資源，或者是發展經濟所付出的成本在一定時間內是一定，可以是環境成本，可以是資源成本，也可以是一定時期內的發展規劃的約束。Fm=ym表示的是制造業產出是ym的等產出線，Fs=ys表示的是服務業產出為ys的等產出線。資源數量某時期一定,形成均衡狀態，勞動力和資本得到充分利用，制造業和服務業最優化生產。在(K’m,L’m)點時形成新的均衡。從(Km,Lm)到(K’m,L’m)均衡位置的轉移表現了服務業吸收要素，發展壯大的趨勢。制造業產出水平有下降的趨勢,而服務業有產出水平上升趨勢。
三、結論及建議
1.從要素稟賦理論以及運用最優規劃模型能夠得出制造業的資源向服務業轉變的趨勢，國家產業部門應該促進這種趨勢的進一步發展。改變制造業的增長方式和發展現代服務業是題中之意。
關鍵詞:美國國際貿易 垂直分工 中間品 跨國子公司銷售
一位理性的全球趨勢觀察家會認為以下陳述似乎是相當合理的:中間品貿易作為總貿易額的一部分正在增長,部分原因是全球外購顯著增長1;作為總出口額的一部分,加工品出口正在減少,服務出口正在增長,因為作為gdp的一部分,加工品產量正在減少,服務產量正在增長;由于貿易壁壘一直在減弱,出口作為服務國外市場的手段與跨國子公司銷售相比,正變的越來越重要。
我們發現在數據中并沒有體現出這看似合理的,或者甚至是傳統的常識。事實上,作為總貿易額的一部分,美國(或其它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間品貿易并沒有增長。而且,加工品出口繼續顯著增長,服務出口并沒有明顯的趨勢。最后,出口與跨國子公司銷售以非常相似的比例在增長。
進而,我們可以很自然的認為傳統的常識是錯誤的。我們發現根據“垂直分工”的增長更容易理解這些數據——商品在多個國家分階段生產,每個國家負責商品生產程序的某些階段,然后將處在生產程序中的商品出口到下一個國家。這個現象自然而然地成為全球化及美國貿易近來趨勢的主要特征。
一、垂直分工
要清晰的認識美國的國際貿易,我們首先要精確地定義垂直分工。
在垂直分工下,國家被有順序地連接起來生產商品,每個國家專門用于商品生產程序的個別階段。我們著重于這種順序連接的一個特性:一個國家為了生產商品而進口的中間品,或者出口到另一個國家的處于生產程序中的商品。
為了進一步明確垂直分工的概念,hummels, ishii和yi提出了垂直分工發生的三個前提條件:
1.商品的生產有著多樣的、有順序的階段。
2.兩個或更多國家在商品的生產程序中提供增加值。
3.至少一個國家必須在商品生產中有進口投入,所得的某些產出必須出口。
二、 美國貿易中間品
中間品的定義并不惟一,因為這些商品是根據它們的用途或功能來定義的,而不是固有的性質。例如,面粉和輪胎,是這類商品的經典教材,根據它們的用途,它們既可以是中間品,也可以是最終產品。
中間品進口的子集——那些進口的用于生產出口產品的中間品,作為貿易的一部分在過去的30年里一直在增長。小一些的經濟體,如丹麥和荷蘭,垂直分工的水平趨向于更高,而更大一些或更獨立的經濟體,如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趨向于更小的份額。
三、 美國加工品出口與美國服務出口
美國的加工品出口,從1970年50%增長到2000年的59%,其中大部分的增長是在近十年發生。而美國的服務出口,從1970年開始基本沒有變化。最近的15年的數據表明,美國的總出口服務和總進口服務份額沒有增長,仍在28%和17%左右,這說明加工品繼續在美國貿易中顯著增長,而服務卻沒有明顯的趨勢。
于此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一組相關數據:美國總gdp的加工品產業份額從1970年的24%穩定地減少到2000年的14.5%。同期美國gdp的服務份額從1970年的44%增加到2000年的54%, 與加工品減少的幅度相同。
為什么加工品出口顯著的增加,而加工品gdp在減少?關鍵的原因在于垂直分工以及垂直分工貿易如何在官方統計中進行估量。上面的數據表明加工品(及其它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在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估量,這就掩蓋了服務貿易在顯著增長的事實。
四、 美國跨國公司的國外子公司與美國出口
一家美國公司有兩種方式服務國際市場。它既可以出口,也可以“跨國”:通過建立國外
子公司或海外子公司,然后在當地銷售。跨國公司理論指出有很多潛在力量影響著公司的決策,包括規模經濟的程度;運輸費用的大小;關稅稅率及其它的貿易成本;國家之間具備的生產要素差距,以及產品技術中生產要素影響強度的不同等。
美國的海外銷售被分成四類:商品出口、服務出口、國外子公司的商品銷售以及國外子公司的服務銷售。從1986年和2002年的海外銷售總額可以看出,出口分別占了美國海外總銷售的30%和28%,并且在這15年期間,出口和跨國子公司銷售以近乎相同的年增長率不斷增長。
對比商品出口和服務出口我們可以看到,商品的海外銷售比服務的海外銷售大幾倍。以2002年為例,商品海外銷售是服務海外銷售的四倍多。然而,這個比例隨著在時間慢慢降低。近年來,國外子公司的服務銷售在四個類別中增長的最快,在1986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增長10.7%。
跨國公司理論強調規模經濟之間“接近集中”交易,一方面,要求所有的生產在一個地方,另一方面,生產地點與每個市場都接近,這個理論暗示著如果貿易壁壘削弱,出口應該比國外子公司更加受到追捧。然而事實卻是在出口和進口壁壘降低的情況下,美國跨國子公司銷售幾乎與出口以相同的速度增長。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美國出口中日益增加的顯著部分并沒有直接進入到外國市場,而是轉而進入到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中,在商品進入市場之前參與進一步的生產。為了進一步的加工,美國跨國公司出口越來越多的商品到國外。在這一過程中垂直分工的本質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造就了出口和國外子公司銷售之間的互補關系。而且,垂直分工的趨勢意味著互補關系將繼續存在。
五、 總結
本文通過考察中間品貿易、服務和加工品出口貿易以及美國跨國子公司銷售中的美國貿易趨勢,分析了關于美國商品和服務市場全球化的一些事實。最終我們指出了垂直分工在解釋這些事實中起到的作用:
(一)作為總進口的一部分,中間品在過去的30年里沒有顯示出上升的趨勢,而垂直分工的中間品卻顯示出上升的趨勢。
(二)作為總出口的一部分,美國加工品出口一直在增長,但其作為總gdp的一部分卻在減少。原因在于垂直分工使服務出口在官方數據上與加工品出口相比估計值過低。當把兩組數據按相同的原則修正后,我們發現服務出口在不斷增長。
一、引言
在我國,鑄幣稅的定義已有五種。第一種定義認為,鑄幣稅是中央銀行在創造基礎貨幣過程中,通過其資產負債業務所獲得的、上繳政府的凈收益;第二種定義認為,鑄幣稅的范圍應該更寬,除包括以上內容外,還包括: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買進國債和財政直接發行通貨所獲得的凈收益;第三種定義認為,鑄幣稅就是新增的基礎貨幣量本身,而不是通過新增基礎貨幣所獲得的凈收益;第四種定義認為,只有在基礎貨幣的增加是為了彌補財政赤字的情況下,新增的基礎貨幣量才是鑄幣稅,并非任何基礎貨幣的增加都是鑄幣稅;第五種定義認為,在討論最優區域貨幣時,鑄幣稅常與國際金融相聯系[1]。鑄幣稅最一般的定義是貨幣當局發行貨幣所得到的收益。中央銀行發行現鈔獲得了對某種資源的使用權(通過外匯占款的方式發行,就獲得了對外匯的使用權),而一般性商業銀行發行存款獲得了對人民幣的使用權,中央銀行發行現鈔與商業銀行發行存款在本質上沒有區別,所得到的收益都是獲得資源的市場價值與鑄造成本的差額。同時存款和現鈔一樣,一旦投放市場都會引起原有幣值下降,原先持有貨幣的人們所損失的購買力就是銀行所得到的收益,因此本文認為,鑄幣稅是經濟體中新增的貨幣總量,既包括中央銀行或政府發行的基礎貨幣,又包括其它銀行部門通過貨幣乘數新增的存款貨幣,也就是通常所說的M2貨幣,這在概念上與第三種定義最為接近,但范圍更廣一些。在現代社會,由于現鈔和存款單的生產成本它的幣值相比微不足道,所以鑄幣稅基本上也就等于貨幣的面值。
二、對外貿易的鑄幣稅模型口的商品量為
I,它必須用數量為I$的人民幣兌換成數量為I＄的外匯來購買這些商品,中國的貿易順差為O＄-I＄。用M表示上期貨幣供給量;P上期價格水平。M′本期貨幣供給量;P′本期價格水平;e本期通貨膨脹率;E本期平均匯率(直接標價法);r本期經濟增長率(包括凈出口部分);MULT本期貨幣乘數;!本期凈出口率(即凈出口占GDP的比重)。從圖1可以看出,外匯流從美國流向出口商,到中央銀行,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美國,不進入國內市場;人民幣流由中央銀行流向出口商,到國內市場,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中央銀行,不經過國外市場;商品流從國內市場流向出口商,到美國,再到進口商,最后流回國內市場,與上面不同的是,這里商品是不同質的。對外貿易存在數量為O＄-I＄的順差,中央銀行就必須發行數量為(O＄-I＄)•E的人民幣換回這些外匯,同時由于貨幣乘數的作用,經濟體中的貨幣量就會增加(O＄-I＄)•E•MULT,其中其它銀行部門新增的貨幣量為(O＄-I＄)•E•(MULT-1)。因此M′-M=(O＄-I＄)•E•MULT根據假設/,有恒等式:e=(O＄-I＄)•E•MULTM+"-r所以M′-M=M•(e+r-#)銀行部門向經濟體注入數量為M•(e+r-$)的貨幣,但并沒有創造與之相對應的價值,這部分貨幣的價值就是銀行部門向國內持有人民幣和存款的人們征收的鑄幣稅。
以上期價格計算,它的數量為M•(e+r-%)/(1+e),下面都以本期價格計算。其中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M•(e+r-&)/MULT,是貨幣乘數MULT的減函數。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人民幣價值超出印制人民幣成本的部分,中央銀行通過發行人民幣換回外匯,獲得了外匯的使用權。因此人民幣的價值也就體現在外匯的價值上,鑄幣稅等于外匯的價值超出印制人民幣成本的部分,由于假定印制人民幣的成本為零,[2]鑄幣稅也就等于外匯的價值。其它銀行征收的鑄幣稅是:M•(e+r-’)(MULT-1)/MULT,是貨幣乘數MULT的增函數。這些銀行用它們發行的存款單、支票、儲蓄卡等換回人民幣,獲得了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人民幣的使用權,鑄幣稅等于人民幣的價值超出印制存款單、支票、儲蓄卡成本的部分。從單一銀行的角度看,這筆鑄幣稅很不穩定,儲戶隨時都有可能從一個銀行提取存款支付給其它人,其它人再將存款存入另一個銀行。但從整個銀行部門的角度來看,如果不發生金融危機等事件,存款總額是穩定的,鑄幣稅的逆轉風險并不大。我們可以從中得出一般性的結論:經濟中的貨幣總量等于銀行部門征收的鑄幣稅總額。
(一)分解鑄幣稅鑄幣稅M•(e+r-()形式上由三部分構成:M•e、M•r和-M•)。其中M•e是通貨膨脹稅,銀行過量發行貨幣,使得貨幣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導致人們手中持有的貨幣貶值,福利水平下降,其中貶值的那部分價值就是通貨膨脹稅。M•r是經濟增長稅,它是這樣一種稅:當經濟持續增長時,人們手中的貨幣就會不斷升值;如果中央銀行在經濟增長的同時發行人民幣,再經過貨幣乘數的作用,增加了經濟中貨幣的數量,此時假定通貨膨脹率e=0,人們手中的貨幣還能買到和以前一樣多的商品,但本應該升值而沒有升值的那部分財富就轉移到銀行部門,它的數量是M•r,也就是經濟增長稅。M•*是貨物稅,它通過出口商直接轉移到美國,數量上等于出口商品的價值。經濟增長中的+部分出口到美國,因此銀行部門只能對經濟增長中留在國內的r-,部分征稅,其稅額為M•(r--),是經濟增長稅減去貨物稅的余額,它和通貨膨脹稅一起構成銀行部門征收的鑄幣稅的總和。KevinMKochome(1998)將鑄幣稅細分為自愿的和非自愿的鑄幣稅(VoluntaryandInvoluntarySeigniorage),自愿的鑄幣稅表示貨幣當局滿足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的貨幣需求而發行的貨幣所取得的收入。
如果貨幣發行的增加量超過了實際貨幣需求量的增加,并導致了一定程度的物價上漲,那么會使得原先持有的單位貨幣的購買力下降,這近似于通過通貨膨脹進行征稅,這部分視為非自愿的鑄幣稅。[3]從上面的定義可以看出,通貨膨脹稅M•e與非自愿鑄幣稅、M•(r-.)鑄幣稅與自愿鑄幣稅在概念上很接近,只是Kochome所說的M是貨幣當局發行的基礎貨幣量,而這里的M還包括其它銀行通過貨幣乘數增加的存款。稅收只是一種財富的轉移,本身并不創造任何財富,一定時間內從人們手中征稅的能力是有限的,這里假定通貨膨脹率e有一個極限值e,經濟增長率有個極限值r,因此銀行所能征收的鑄幣稅也有一個極限值M•(e+r-!),當其它銀行征收的鑄幣稅增加時,就會降低中央銀行征稅的能力。因此中央銀行通過限制其它各級銀行征稅,可以增強自身征稅的能力。要降低其它銀行的征稅能力,只有降低貨幣乘數MULT,通常的辦法有: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和貼現率。其它銀行為了逃避中央銀行的限制,必須提高貨幣乘數,它們可以貸出超額準備金,創新信用媒介使資金流通更順暢或者提高存款利率。因為利息形成之后一般重新轉化為存款,利息率越高,產生的利息也就越多,轉化成的存款也就越多,貨幣乘數就越大,這些銀行向人們征收鑄幣稅的能力就越強。當實際經濟中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還沒有達到極限值時,中央銀行可以促使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適當的上升來增加鑄幣稅的收入;而其它銀行部門往往以利益最大化為經營目的,經常不顧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極限的限制,盲目擴大信貸,使得通貨膨脹率或經濟增長率超過極限值,從而引發經濟危機。
(二)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對貿易中的鑄幣稅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之后,我們總結一下鑄幣稅轉移的整個過程:1.出口商通過出口商品到美國,把向中國市場征收的貨物稅轉移到美國,圖2過程(1)和(2)。2.出口商從美國帶回外匯,美國向出口商征收的貨物稅就轉化成了鑄幣稅的形式,圖中過程(3)。出口商將外匯轉交給中央銀行,中央銀行繼而發行人民幣給出口商,這一過程相當于出口商以外匯的形式向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中央銀行以人民幣的形式向出口商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4)和(5)。3.出口商購買原材料、勞動力等資源進行再生產,把人民幣投放市場,從而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6)。由于貨幣乘數的作用,引起其它銀行發行存款,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圖中過程(7)。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出,(1)和(2)貨物稅是凈出口商品的價值;(3)和(4)鑄幣稅是貨物稅的一種表現形式;(5)和(6)鑄幣稅是出口商從國內購買的原材料、勞動力等資源的價值。美國真正從中國征收的是貨物稅M•!,它與中央銀行征收的鑄幣稅價值相等,即:M•"=M•#(e+r-$)/MULT國內原先持有貨幣的人們損失的購買力總和是M•(e+r),其中M•(e+r-%)是鑄幣稅,大部分轉化為出口商購買的原材料、勞動力的價值(相當于中央銀新增外匯的價值)和其它銀行部門的貸款;M•&是貨物稅,通過出口轉移到美國,而中央銀行通過貿易順差新增的外匯儲備相當于美國向中國征收貨物稅的憑證。
(三)外匯儲備的本質是鑄幣稅從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中可以看出,外匯儲備是由出口商將國內生產的商品出口到國外所得,它是對國外商品的一種要求權,是本國絕大部分個人和企業減少的購買力的總和,它的實質是鑄幣稅。2007年3月末,我國的外匯儲備總量超過1.2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一方面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一方面儲備本身也面臨著巨大的增值保值壓力。在考慮如果花掉這筆財富時,我們一定要謹慎小心,因為這部分財富并不是具體哪一個部門的,它是出口商創造的,通過鑄幣稅轉移到中央銀行的,它是全民性質的財富。中央銀行目前已經用外匯儲備來補充國有銀行的自有資本金不足,以及投資證券公司。許多國內學者針對如何使用這部分財富也都提出了有操作性的建議,例如:增加石油戰略儲備和其它各種能源儲備,鼓勵投資者到國外投資,增加對高技術產品的進口,注資社保基金等。在如何使用這一巨額財富時我們必須始終堅持的一個準則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中央銀行發放外匯應該以回籠人民幣為基礎,這樣就可以把征收的鑄幣稅返還給人們;如果這個條件不滿足,那么中央銀行也應該把外匯用于公用事業,在注重外匯儲備使用效率的同時也要注重公平原則。
三、對外貿易中的經濟效應
(一)對外貿易中的鑄幣稅對進出口商的影響出口商賣出商品所得的絕大部分外匯需要通過中央銀行兌換成人民幣。外匯是對國外商品的要求權,而人民幣是對國內商品的要求權,這時對國外商品的要求權就從出口商轉移到中央銀行,而出口商換來的是對國內商品的要求權,這部分商品中央銀行并沒有創造出來,但出口商拿到這些人民幣后同樣要在國內市場上購買原材料、勞動力、土地等資源進行再生產,把人民幣投放市場,會引起人民幣的貶值,從而向持有貨幣的人們征收鑄幣稅。出口商與國內大部分企業和個人一樣,會由于人民幣的貶值損失一部分購買力。進口商卻可能因為人民幣的貶值而受益,假定匯率是固定的,進口商手中一定量的人民幣還能像以前兌換到一樣多的外匯,但一定量的商品在國內能夠換到比原先更多的人民幣,而且通貨膨脹時期商品更容易出售,因此用這些人民幣換到的外匯就比原先多,進口商從中獲得了利益,這種利益也是鑄幣稅的一部分(確切地說,進口商繳納了稅率為r的經濟增長稅,但又從通貨膨脹中獲得了相當于通貨膨脹率e的鑄幣稅收益,進口商總的收益率為e-r,當e>r時,收益率為正,當
(二)人民幣國際化對經濟效應的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實質就是人民幣在境外成為價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儲備貨幣,從而減少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并降低匯率變動帶來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最大的收益是鑄幣稅,中國以印制人民幣的成本,就能交換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產品和服務。[4]圖2只比圖1增加了從進口商到美國市場和從美國市場到出口商的人民幣流,從而使人民幣把國內市場、國外市場通過出口商、進口商、中央銀行完全連接起來,不通過外匯流也能夠進行對外貿易。人民幣國際化之后,中國出口企業就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幣作為支付,而進口企業也可以直接用人民幣進口商品,中央銀行就不會因為兌換外匯而發行過多的人民幣,同時中國能夠向國外征收鑄幣稅。超級秘書網
四、結語
1.關于鑄幣稅的含義多種多樣,學術界內一直沒有統一的標準。
本文將鑄幣稅的概念一般化,從原來基礎貨幣的范疇擴展到M2的范疇,這是因為從鑄幣稅最一般的定義即貨幣的實際購買力減去制造貨幣所需的成本來理解,中央銀行發行人民幣與一般銀行發行存款之間并沒有本質性的區別,它們從發行中獲得的收益都是鑄幣稅,惟一的區別就是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帶有強制性,而其它銀行則采取經濟手段來征收。
2.通過變換費雪方程式,從中推導出鑄幣稅的組成部分:通貨膨脹稅和扣除凈出口部分的經濟增長稅,厘清了鑄幣稅和通貨膨脹稅之間的關系。文中給出了中央銀行及一般銀行征收鑄幣稅的數量公式,并討論了二者在征收鑄幣稅方面存在的競爭關系,由于中央銀行征收鑄幣稅的能力隨著貨幣乘數增加而減弱,其它銀行的征稅能力則隨貨幣乘數的增加而增加,而正常經濟體系的通貨膨脹率和經濟增長率是有限的,因此總的征稅能力也是有限的,中央銀行通過降低貨幣乘數就可以增強征收鑄幣稅能力,其它銀行則相反。
3.描述了對外貿易中鑄幣稅轉移的一般過程,中可以看出外匯儲備的本質是貨幣當局向本國人們征收的鑄幣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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