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2-25 17: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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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刑事法律尚有不完善之處，刑事審判中被告人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的現象仍然存在。如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得不到保障，那就意味著憲法和法律成為虛設，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成為一句空口號。同時，對被告人的人文關懷也體現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如果刑事審判缺乏起碼的人文關懷，就難以充分體現現代司法文明和司法為民的精神。
筆者認為，刑事審判體現人文精神的對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樹立現代司法理念，在刑事司法中注入人文精神
現行刑事訴訟法與傳統刑事訴訟法的重要區別，就是刑事審判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即從糾問式變成控辯式，被告人從“人犯”變為“當事人”，由此要求現代法官樹立起全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第一，法官在角色意識中要把自己當成被告人人格和權利的保護者，牢固樹立“罪刑法定”、“疑罪從無”的觀念，把維護被告人人格和權利作為體現人文精神的重要環節，并把保護被告人的人格和權利放在和打擊犯罪同等重要的地位。第二，法官要始終保持一顆憐憫和同情心。培根曾告誡司法官員“應當在法律的范圍內以公平為念而勿忘慈悲；應當以嚴厲的眼光對事，而以悲憫的眼光對人。”中國古代司法官員在辦理刑事案件中也有“雖得其情，哀矜而勿喜”的體會。在如何對待犯罪人的問題上，東西方文化竟如出一轍，這是人類基于對人性弱點的深切體察和對人生悲劇的深切同情的自然反應。執法人員即使面對十惡不赦的罪犯，對其人格和權利仍需予以尊重。第三，法官應當保持中立。我國現行刑事訴訟制度設計使控辯審形成一個等腰三角形關系，三者分工負責、相互配合、相互制約，如果法官不能保持中立，而是和公訴機關站到一起，形成事實上的統一戰線，那么就會實際上破壞現行的刑事訴訟結構，當然也就不可能保護好被告人的合法的權利以及對被告人的人格尊嚴的尊重。第四，要高度重視刑事司法程序，堅決摒棄重實體，輕程序的舊觀念，把嚴格遵守刑事審判程序作為保護被告人人格和權利的基本環節和途徑。
二、以認真執行刑事訴訟法為重點，努力解決刑事審判中欠缺人文精神問題
第一，要保障滿足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的知情權，并幫助其實現這一權利。首先庭審中，被告人權利的實現不僅僅依賴于人民法院依法辦案，還依賴于被告人自己對權利的行使。在告知其訴訟權利時作耐心細致的解釋就顯得非常的必要。另外，刑事案件由公訴機關起訴到法院后，法院必須在開庭10日前向被告送達起訴書，并按同樣的時間要求向其辯護人送達起訴書及主要證據材料復印件，這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作好庭審辯論的準備非常重要。再者，要在庭審過程中保證辯方的知情權，即法官審判時應注意詢問并要求證據持有方出示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第二，要堅決抵制和排除非法獲取的證據。作為刑事審判人員，只要被告人在庭上提出存在刑訊逼供的事實，不論真假，都應對證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不能輕易讓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的有罪證據而使用。在目前立法沒有作出統一規定的情況下，可單獨或聯合檢察、公安機關共同制定一些例外規則，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第三，要保障辯護權的充分行使。辯護權的充分行使是保障被告人權利的關鍵。這里有兩點需注意：其一是審判實踐中控辯雙方在辯論中的對抗性往往顯得不夠。提倡對抗性，就要注意給予控方和辯方以平等的陳述和發表意見的機會，對被告人的辯解要注意傾聽并不得隨意打斷。絕不能將被告人的依法辯解與認罪態度不好畫等號，否則被告人因害怕被認為認罪態度不好就不敢貿然大膽辯論，其結果是導致法庭辯論走過場，更談何被告人的人格和權利保障。其二是認罪態度影響被告人的處罰問題，筆者認為也值得斟酌。在目前非法證據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如果一概將被告人不認罪作為加重量刑的情節就難免有些欠妥。如果被告人的審前供述是在刑訊逼供下取得的，被告人不認罪即加重其處罰，則無異于雪上加霜，被告人的權利和人格遭受的就是雙重侵犯。因此，在刑事審判中應盡量避免將被告人的認罪態度作為量刑考慮的依據，以保障辯方辯護權的充分行使。第四，提高訴訟效率，防止案件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從根本上杜絕案件超審限和超期羈押現象。第五，加強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司法實踐中一般將老、幼、病、殘和經濟困難的人稱作弱勢群體，對他們的權利應格外引起關注：其一是在審判方式上，對未成年人及涉及個人隱私的案件要堅決采用不公開審理的方式；其二是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以任意辯護為主體，只對三種特定的人實行強制性辯護制度，而對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聘請辯護人的被告人，規定法院可以為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進行辯護。這樣一來，庭審時往往出現經濟困難的被告人無辯護律師的情況，尤其在被告人為多人的情況下會出現少數被告人無律師為其辯護的尷尬局面，容易造成被告人權利保護的不平等。因此，有必要在原法律規定的基礎上，將經濟確有困難的被告人納入法律援助范圍，對其實行強制性辯護措施。
[關鍵詞]證據審查判斷特征標準
引言
收集證據是審查判斷證據的基礎,收集證據在前,審查判斷證據在后,收集證據和審查判斷證據緊密相連,沒有收集證據就談不上審查判斷證據,反之,不對證據審查判斷,就不能作定案依據,就不能查清案件事實。在司法實踐中,對證據的審查判斷顯得十分重要,也是一個難題,如何審查判斷證據,這涉及到法律有涉及辦案人員的素質,保證案件的質量,不枉不縱打擊刑事犯罪,保護國家、集體、公民和財產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有著極其重要作用。為此,本文就證據審查判斷的概念、特征、審查判斷的標準和意義作一論述。
一、審查判斷證據的概念和特征
審查判斷證據,是指國家專門機關、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人對證據材料進行分析、研究和判斷,以鑒別其真偽,確定其有無證明能力和證明力以及證明力大小的一種訴訟活動。審查判斷證據具有以下幾個特征：
1、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既包括國家專門機關，也包括當事人及辯護人或訴訟人。我國傳統訴訟理論基于從狹義上界定審查判斷證據的概念，將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限定為國家專門機關，實際上從廣義上來講，除了專門機關為了確定案件事實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外，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人也要對證據進行審查判斷，以便向審判人員提出如何認定事實方向的意見，使審判人員能夠對案件事實作出正確的認定，并在此基礎上正確地適用法律作出公正處理。因此，審查判斷的主體不僅包括專門機關，也包括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人。
專門機關審查判斷證據與作為訴訟參與人的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既有相同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專門機關和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都是通過對證據材料進行分析、鑒別以確定其真偽，判斷其有無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已經證明力的大小，這是二者共同之處。其不同之處主要表現在：
（1）專門機關辦案人員審查判斷證據是一種職權行為，即基于偵察權、檢查權和審判權而進行的活動，而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人等審查判斷證據則屬于非職權行為；
（2）專門機關辦案人員審查判斷證據，可以運用其在辦案中積累的豐富經驗，同時有具有法律賦予的必要手段和方法，以及相應的物質條件保障，相對于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更有其優勢；
（3）專門機關審查判斷證據，是為了正確地處理案件，維護國家、社會利益和當事人合法權益，而當事人等審查判斷證據，主要是為了維護自身或委托人的利益；
（4）在審查判斷證據的效力方面，專門機關審查判斷后認定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即可直接作為處理案件或者作出某種處分的依據，而當事人等對證據的審查判斷，通常只是提出證據的前提，該證據能否作為認定案情的根據，還取決于專門機關是否采信該證據。
將當事人及其辯護人或訴訟人作為審查判斷證據的主體，既符合訴訟實踐，也有利于保障其行使訴訟權利，促使其履行訴訟義務，從而保障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
2、審查判斷證據的本質是一種思維活動。如果說收集證據是認識過程是第一階段即感性認識階段的話，那么審查判斷證據則是認識過程的第二階段即理性認識階段。這一階段的活動方式，與第一階段的收集證據相比是不一樣的，它是在收集證據的基礎上，通過人們的大腦，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的思維形式來進行的。當然，審查判斷證據與收集證據雖然是兩個不同的階段，但兩者往往相互結合、交替進行。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必須首先收集證據，這是審查判斷證據的前提；對于收集到的證據材料，司法人員、當事人等經過審查判斷，如果發現有疑問或遺漏，則必須再去收集證據以便消除疑問或補充證據。把新收集的證據和原有的證據結合起來綜合分析、研究，就可以使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不斷趨于正確。這實際上是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案件事實的認識由淺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發展過程。
3、審查判斷證據的目的是確定證據具有證明能力和證明力以及證明力大小。司法人員、當事人等通過對證據進行分析、研究和鑒別，其目的一是為了確定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因為證據具有能力和證明力，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二是為了確定證據與案件事實聯系的緊密程度，聯系越緊密，其證明力越大，反之，其證明力就越小。
4、審查判斷證據的任務有兩項，一是對單一和多個證據的審查判斷，二是對全案證據的審查判斷。司法人員、當事人等對單個或多個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其目的是為了審查核實某一證據或某幾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而對全案證據進行審查判斷，其目的則是為了判明所有已查證具有證據能力和證明力的證據能否對案件事實作出認定。
二、證據審查判斷的標準
從現行的法律規定和學理來看，審查判斷證據可分為對個別證據審查判斷的標準和對全案這證據審查判斷的標準。
個別證據審查判斷的標準，即刑事訴訟中對單一證據進行審查判斷的內容，主要包括：證據是否原件、原物、復印件、復制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證據與本案事實是否相關；證據的形式、來源是否符合法律規定；證明的內容是否真實；證人或者提供證據的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等。
1、定案證據必須客觀真實性。《刑事訴訟法》第42條第3款明確規定，證據必須經過《法庭》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要求，法庭應當根據案件是具體情況，從以下幾個方面審查證據的真實性：（1）證據形成的原因；（2）發現證據時的客觀環境；（3）證據是否為原件、原物、復印件、復制品與原件、原物是否相符；（4）提供證據的人或者證人與當事人有無利害關系；（5）影響證據真實性的其他因素。在審查判斷證據的客觀真實性時，執法人員應注意的是上述法律規定的“屬實”是指客觀真實。法律法規規定的真實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客觀的真實，即符號案件情況的真實，不以當事人和審判人員的意志和認識為轉移，因此當事人和審判人員不能反駁它，而只能通過不斷的證據活動認識它。二是法律的真實性，法律規定一旦某種情況得到了證明，就假定另一種情況是真實的，如推定。法律的真實允許當事人反駁，一旦當事人提出了成立的反證，法律的真實就不復存在。從判定的需要來看，作為定案根據的證據必須經得起各種各樣的反駁，而要做到這一點定案證據就必須符合客觀的真實。可以說，客觀真實是證據的最基本屬性之一。
定案證據的客觀真實性與執法人員的主觀能動性并不矛盾。可客觀事實性是從唯物論的角度認識定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而主觀能動性是從認識論的角度認識定案證據所得出的結論。事實材料只有經過當事人是舉證和執法人員收集的活動，才能夠進入執法程序，才能成為定案的證據；對于執法人員已經調查收集的證據，哪些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使用以及應當如何使用，實際上仍然需要審判人員發揮主觀能動性，予以甄別、篩選和判斷。實際上，定案證據的客觀真實和執法人員主觀認識是相統一的關系。
2、定案證據必須與本案相關，具有關聯性。定案證據必須與本案相關，即具有相關性。所謂相關性是指證據與特定的證明對象有關，是證據對特定的案件事實的證明作用和價值，據此，對查明案件事實有意義的事實材料既具有相關性；而對案件事實或者其他證據沒有任何影響事實材料，與本案無關，沒有相關性。在審查判斷定案證據的相關性時，執法人員應當將其與證據的真實性區別開來，逐一審查，在認定某一個證據是否具有相關性之前應當分清該證據對象是什么，如果該證據的證明對象不是本案實體法或者程序法規定的事實，該證據就沒有相關性。3、定案證據必須具備合法性。定案證據的合法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定案證據必須是通過合法的手段調查收集的事實材料，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調查收集的證據是非法證據。二是定案證據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表現形式的事實材料只能是一般的證據材料，而不是定案證據，即使其具有真實性和相關性。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保證訴訟的程序公正，并有效樹立司法的權威。法庭應當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從以下幾方面審查證據的合法性：
（1）證據是否符合法定形式；
（2）證據是否符合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和規章的要求；
（3）是否有影響證據效力的其他違反情形。
4、定案證據必須經控辯雙方質辯，由法庭予以認定。只有經過控辯雙方口頭或者書面質辯的事實材料才能作為定案證據。據此，執法機關在認定定案證據之前，應當告知當事人有關情況，并且為當事人提供表達意見的充分機會。這是訴訟公正、民主的一個體現。
個別證據經過審查判斷以后，法庭應當判斷證據有無證明力以及證明力的大小。一般而言，一方當事人提出的下列證據，對方當事人提出異議但沒有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
（1）書證原件或者與書證原件核對無誤的復印件、照片、副本、節錄本；
（2）物證原物或者與物證原物核對無誤的復印件、照片、錄象質料等；
（3）有其他證據佐證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印件；
（4）一方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對物證或者現場的驗筆錄。
但是，經過審查判斷以后，下列證據不得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依據。這些證據是：（1）未成年人所作的與年齡和智力狀況不相當是證言；（2）與一方當事人或者其人有利害關系的證人出具的證言；（3）存有疑點的視聽資料；（4）無法與原件、原物核對的復印件、復印品；（5）無正當理由未出庭作證的證人和證言。對于這些證據必須在有其他證據印證的情形下，與其他證據相結合才可成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這是對定案在數量上的要求，即證據充分性方面的要求，數量上的要求既不是指每一類證據都要齊備，也不是指證據越多越好，而是指案件事實都有相應的證據加以證明，證據之間的矛盾都可以得到合理排除，得出的結論是惟一的。
三、全案證據審查、判斷的標準
全案證據審查、判斷的標準是衡量執法人員認定案件事實應當達到的程度，其內容與證明標準一致。這句就要求審判人員應當對案件的全部證據，從各證據與案件事實的關聯程度、各證據之間的聯系等方面進行綜合審查判斷。
1、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執法人員對全案事實作出最終認定結論必須達到的目的標準。案件事實清楚以證據確實、充分、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案件事實清楚以證據確實、充分為前提，而證據確實、充分是對案件事實的整體要求，它不但要求每個證據都能查證屬實，并且要求證據要有一定的數量，能夠相互印證。這是對定案證據的數量和質量的統一要求。《刑事訴訟法》第162條規定，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決，應當做到“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事實方面不允許有錯誤，這是最高的證明標準要求。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具有適用范圍的限制。此標準僅僅是執法人員對全案證據作出最終認定結論的標準，而不是案件的某一個階段或者部分案件事實的認定標準。
2、優勢證據標準。優勢證據標準，是指執法人員認定案件事實成立的可能性大于其不成立的可能性的標準。這種標準使用于采取緊急適用于采取緊急或者臨時性措施的案件證據是審查、判斷或者案件部分證據的初步審查、判斷。例如，《刑事訴訟法》第60條規定，“對有證據有犯罪事實”并且符合其他兩個條件，司法機關就可以作出逮捕決定，這種措施所確定的證明標準僅僅是一種優勢的可能性，而不是完全的確定性。
3、合理可能性標準。合理可能性，是指司法人員認定的案件事實符合情理，具有成立的一般可能性。合理可能性標準類似于英美法系國家證據學的“表面證據標準”和日本證據所說的“疏明”標準。表面證據，是指根據第一眼、第一印象、外觀、從其第一次出現時即可作出判斷、假設的證據，除非有證據證明相反的情況存在。所謂疏明，是指當事人對自己所主張的事實雖然沒有達到證明的程度，但是足以促使法官推測大體上確實程度的證據就可以證明標準。法律承認疏明的目的是為了迅速地處理問題，因而在這種情況下所使用的證據方法也只限于能夠立即進行調查證據方法。
合理可能性標準中適用于部分案件事實的臨時性認定結論。例如，在采取財產保全或者證據保全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在采取措施之前，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只要做到合理的可能性就可以了；警察在詢問某人時，只要有合理的懷疑就可以進行。可能性的大小因案而異，司法人員應當根據不同案件的情況和現有的證據，作出靈活具體的認定。
四、審查判斷證據的意義
審查判斷證據是訴訟證明活動的關鍵環節。這是因為，已收集的證據是真是假，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是否需要收集新的證據等，要通過審查判斷來確定；而已有的證據是否足以認定案件事實，也要通過審查判斷來證實。因此在訴訟證明活動中，審查判斷證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審查判斷證據是檢驗收集證據成效的惟一方法。只有經過對證據的審查判斷，才能確定已收集到的證據是否真實可靠，是否足以認定案件事實。通過審查判斷證據，可以鑒別的真偽，去偽存真，以保證采用的證據具有客觀真實性。只有經過對證據的審查判斷，才能運用證據對案件事實作出正確的認定，從而使案件的結論建立在可靠的事實基礎上，對證據的審查判斷與運用是完成認定案件事實這個任務的必經程序。案件事實的再現不是案件的重復，而是通過收集證據，并經過對證據的審查判斷，去偽存真，運用證據證明的結果。沒有對證據的審查判斷，沒有運用證明活動，確認案件事實是不可能的。
（1）當事人對陪審審判程序的選擇權。
美國陪審審判制度與我國陪審審判制度的一個最核心的、最有實質意義的差異在于，陪審審判是一種由憲法保障的權利-權利可以放棄。象有權選擇由陪審團參加的審判一樣，當事人也有權選擇沒有陪審團參加而僅由法官進行的審判（在刑事審判中他還有權選擇供認犯罪而完全免予審判，即訴辯交易）。程序選擇權賦予當事人根據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實際需要作出自主判斷的機會，當事人可以選擇對他而言最為有利的程序，從而使不同審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內在缺陷在這種選擇中得到過濾。比如，由陪審團參加的審判可能使審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卻比僅由法官進行的審判要復雜得多，當事人為此付出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都成倍于法官審判。如果當事人認為陪審團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總是幫助好人，或者當事人認為不值得為案件付出昂貴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貴的代價，他可以放棄陪審審判的權利。
相比之下，我國的陪審審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則性規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設置，在實踐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組成合議庭常常是法院根據在冊法官是否夠用而決定的。對于是否接受由陪審員參加的審判，當事人沒有程序選擇權。換言之，陪審審判是強加于當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種“權利”實質上構成了一種義務。即使當事人認為由專業法官組成的合議庭審判比由法律外行參與審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審判結果的正確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為他安排的陪審審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審員的產生方式及以此為基礎的相對獨立性。
美國陪審團成員的相對獨立性首先是由陪審員的遴選程序保障的。陪審團候選人是法院轄區的選民，法官從選民民單中搖獎式的隨機選擇組成具體案件陪審團，全過程均由雙方律師參與，如果律師有正當理由認為某公民不宜擔任本案陪審員，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則可以提出申請，經過雙方辯論后排除；各方當事人還有一定名額的“無條件異議”權。陪審員選擇的隨機性使陪審員沒有職業法官那樣屈從于腐敗或濫用權力的動機，因為他們既不依賴于司法當局而生存，也不會因為追求職業升遷而屈從于政治干預；與此同時，自案件審判開始審判員與世隔絕的制度性安排使審判員也獨立于社會輿論；當事人雙方律師對選擇陪審員過程的參與承擔了與回避制度同樣的使命，使陪審員獨立于某種社會角色或人身關系。
我國的陪審員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與美國法院中的司法輔助人員差別不大。他們在法院轄區有某種身份，比如法學專家，或某種有代表性的模范、先進人物，或曾經有過正規、非正規司法經歷的退休人員，經法官“選拔”、聘任之后，即作為法院常設的編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額報酬。參與具體案件審判，也是由法院臨時指定的，不過沒有隨機產生程序。這些陪審員之所以能夠作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們對當地情況的熟悉或在當地的威望。如果經過人大常委會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勢力和社會利益集團的操縱，那么，這些把陪審員身份作為一種榮譽、獎賞或把參加陪審作為第二職業機會的人，這些沒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選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會中行使與法官同樣的權力，并且不承擔任何職業責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論，他們濫用權力的危險性豈不比法官大得多？
（3）陪審員的審判權力。
以陪審員身份相對獨立性為基礎，法律賦予陪審團以相對獨立的審判權力。陪審團與官分別對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分別做出裁決-陪審團的裁決稱為verdict，而法官的判決稱為judgment.在刑事案件中，有罪無罪由陪審團作出結論，而量刑則是法官的權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審團對事實加以認定（find），法官就原告勝訴或敗訴的金錢數額作出相應判決（decide）以為執行依據。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審團裁決的一方當事人可以在上訴之前請求原審法院對審理中的程序性錯誤或支持裁決的證據缺陷作出補救，即動議重新審理或作出不顧陪審團判決的判決（“judgementn.o.v”），實際上是法律賦予法官重新評判陪審團裁決正確性的權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審團的裁決無效而裁定重新審理，但無權直接作出判決。初審法院對于上述動議的自由裁量權受到上訴法院的嚴格審查，審查以最有利于初審勝訴方的原則進行，亦即假定陪審團裁決完全正確為前提。在這一基礎上，陪審團有關證據的結論具有終局性。法官與陪審團之間在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上的這種明確職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約的意義之外，還具有一種合理分配資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當性的價值-陪審團以普通人的智識對事實作出的判斷最有可能獲得普通公眾的認同，而法官作為法律專家對于法律問題的判斷顯然也具有更高正確率。
與此不同的是，我國法律規定，陪審員在行使審判權時與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與陪審員之間沒有職能分工，在混合合議庭中陪審員與法官共同評議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下與法官享有平等的表決權而形成判決。這種與美國陪審團權力設置和權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異可能導致兩種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斷事實方面，陪審員受到習慣于法律思維的專業法官的誘導而把事實問題納入法律的框架，從而與陪審審判的初衷背道而馳，因為陪審審判的原理在于，正義應當是普通公民關于正確與錯誤觀念的體現。同時，以牽制法官權力為己任的陪審員們由于在認定“法律事實”方面處于劣勢，反而被職業法官牽著鼻子走而成為合議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適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實納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為了使身為法盲的“同事”-陪審員-能夠真正地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法官在整個審判特別是合議的過程中須得不厭其煩地向他們解釋法律的規定和涵義，從某種意義上講，不懂法律的陪審員“依法”行使適用法律的權力恰恰是對審判權“合法”的濫用，無論對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為障礙而不是幫助。正因如此，加強我國陪審審判制度建設的思路便“歷史地”朝著陪審員專業化方向發展，媒介熱情地報道某陪審員努力學習法律知識、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質的感人事跡，真是對陪審制度的莫大諷刺。如果自學速成的陪審員可以比經過法律院校多年專業培訓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國家法律的公正實施，那我們不妨思忖片刻：這是否意味著，要么是國家法學教育徹底失敗，要么整個社會的“公正”取向有問題？
（4）陪審審判制度的適用范圍。
盡管中美兩國陪審審判制度存在上述種種差異，但這并沒有根本性地妨礙它們以不同方式發揮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們各有與之相應的適用范圍。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為對象，選擇與之相應的程序，那么，嚴格、復雜的審判程序問題與重大、疑難的案件相適應，伴隨著巨大的司法資源投入和相應的司法收益；反之，簡易、寬松的司法程序應當與大量簡易、小額的案件需求相適應。美國的陪審審判程序投入大、時間長、代價昂貴，主要適用于刑事案件和標的大、賠償額高的民事侵權糾紛；而我國的陪審審判程序除與專業合議庭同樣適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決某種類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糾紛、社區鄰里糾紛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義與其說在于監督司法、確保公正，不如說在于道德教化，實現社會綜合治理。這種制度在以熟人社會為主要特征的我國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然而，我們必須意識到，這種陪審制的內在機理與改革家們倡導為我國陪審制改革樣本的美國陪審審判制度完全不同。
【關鍵詞】刑事審判；證據調查；現狀；問題；建議
一、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基本理論
不同法系之間相互借鑒與融合的過程體現了現代刑事訴訟制度的發展趨勢。經修改后，我國 1996 年的刑事訴訟法適當借鑒了英美法系當事人主義的對抗制精神，對于庭審階段的證據調查相比過去有了較大調整。因此正確理解當今證據調查的基本理論有其必要性。
（一）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概念
刑事審判的證據調查是指在刑事訴訟的法庭審理過程中，證據調查主體通過對證據的審查與運用，用以證明案件事實的活動。就一般意義而言，刑事審判中的證據調查在時間上，自訴訟雙方當事人到庭情況由審判長或法官查實，宣布開庭正式進行法庭調查或證據調查時開始，當法庭做出事實認定，進行法庭辯論或陪審團裁決時終止；在空間上，開展于法庭即為法院辦理案件的正式場所。這一階段的證據調查是對案件事實的最終確認，這一最終確認具有兩重意義，一為通過審判活動監督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是否根據職權進行訴訟活動，二為在依法懲治犯罪的同時保障庭審當事人的公民合法權利。
（二）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價值
法理學家佩雷爾曼認為，法律基本上是關于各種價值的討論，其他都是技術問題。解決法律的技術問題首先要從理解法律的價值開始，同時，法律的價值觀也反映出庭審證據調查的發展歷程。庭審證據調查的精心設計與法律價值的探究不可分割，筆者認為證據調查具有的主要價值包括：第一，界定案件真實性的依據。刑事審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發現案件真實。作為法律概念的真實并非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絕對真實，只是最大可能地無限接近客觀真實[1]。審判過程中出示的證據來自于案件當事人與司法機關雙方，當事人因與案件結果有利害關系，傾向于對法庭提供利己證據甚而偽造證據，而司法機關在調查過程中也并不能夠確保證據具有完全的真實性，因此雙方所提供證據都必須經由查證核實才可作為界定案件的事實依據。可見，刑事審判的證據調查是界定案件真實性的依據。第二，保證審判程序公平正義。控辯雙方出示的證據包括雙方的證人證言等都要求當庭展示并接受質詢，即雙方擁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參與證據調查。此外，證據及質詢的公開使庭審透明度增加，更增強了庭審的公正性，促進審判程序的公平正義。
二、我國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現狀概況與問題分析
1996年經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對我國原有的庭審程序進行了較大改革，其最主要改革之一在于對證據調查的方式進行了調整，使庭審方式出現了一些當事人主義的特征。盡管如此，我國庭審方式仍未擺脫傳統的職權主義枷鎖，庭審證據調查中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被告辯護律師存在取證障礙，控辯雙方難以實現平等對抗。理論上，控辯雙方實力趨于均等才能實現在庭審中平等對抗的要求。但在刑事訴訟中，被告通常較原告居于弱勢，需要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特別是對于犯罪嫌疑人的法定委托人來說，需要在掌握和占有大量證據的基礎之上，才可能做出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法庭辯護，而這對于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來說是十分重要的[2]。但在被告人有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情況下，我國法律對律師的刑事辯護權的行使也有諸多限制。刑事案件中的辯護律師只有經檢察院或法院的許可，并且經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才能向他們收集與案件有關的證據材料，這就意味著辯護律師享有有限的調查取證權，與公訴機關的調查取證權力無法平等對應[3]。
其次，證人出庭率低，以交叉詢問為基礎的證據調查難以實現。相對于固定的物證，人證具有不穩定性，易受外界影響，可能由于種種因素說出虛假的證詞。保證證人出庭作證，受法庭公正嚴肅以及法律的嚴肅性影響，更能確保證人證詞的真實可信。當前我國關于證人出庭作證的刑事訴訟法，只是原則上規定了證人的作證義務，并未對拒絕作證的證人規定相應的應對措施，這表示證人無需承擔拒絕作證的法律后果。此外，證人保護制度在我國極不健全，刑事訴訟法僅規定司法機關應保障證人及其親屬的安全，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對人身財產權利的保障措施的規定，這也是證人不愿出庭作證原因之一。在沒有證人出庭的情況下，對控辯雙方的證據調查權利造成影響，同時使得交叉詢問的調查方式形同虛設，訴訟公正性及證據調查的完整性受到嚴重影響。
最后，庭審的證據調查程序職權主義色彩過重，缺乏對法官權利的制約。經改革后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借鑒了當事人主義的部分技術設置，但把對實體真實的執著追求保留了下來，職權主義因素仍舊有著重要作用。當前刑事訴訟法同時注重加強當事雙方舉證責任和法官審判職能的履行，在庭審中保持審判人員的主導地位，審判人員被賦予較多案件調查權和詢問權。法官擁有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立法和司法解釋對刑罰運用的技術性、約束性規定并未到位，司法實踐中，檢察機關對法定量刑幅度內的不公正量刑難以提起抗訴[4]。此外，對法官權利約束不足導致法庭中容易出現法官不尊重律師權利的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職權主義的弊端。
三、對我國刑事審判中證據調查的建議探討
（一）完善律師辯護制度，保障律師的調查取證權
律師辯護是被告方充分行使辯護權的基礎，并且可以均衡庭審中控辯雙方實力。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的保障，對庭審的公平性十分重要。筆者建議，首先應當保證律師的會見權。律師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會見，獲取證據，并告知權利，這一程序對于律師掌握案情并保障被告權利非常重要。我國的法律實踐中律師的會見權受限頗多，導致律師進行調查取證有較大困難。僅從規定上難以保證律師行使其權利，應從立法上做出律師會見權的明確規定，且設置對應的申訴異議的程序。其次，建立強制調查制度，取消律師在取證調查中所受不合理限制。當前我國辯護律師取證困難，控訴方偵查權大大高于辯護方，控辯實力失衡。即使辯護律師可以向被害證人取證，被害證人也可以拒絕接受，律師調查權受到很大阻礙。為了審判的公平正義，提升辯護方實力，應當賦予在偵查階段的律師相應的調查取證權，便于其搜集證據，并且針對被調查人普遍不予配合之情況，在立法上消除對律師取證的過多不合理限制，落實辯護律師的取證調查權。
（二）完善人證出庭制度，實現交叉詢問模式運作
因立法缺陷及淡薄的司法觀念，我國法律實踐中普遍存在證人難以在案件中發揮其作用的現象，直接影響了證據調查活動的順利進行。因此，建議在立法上完善證人作證制度，對證人出庭實行強制出庭及給予證人經濟方面補償等制度。并且對于出庭作證拒不接受的行為，規定給予適當制裁或處罰，同時也要適當保留特殊證人拒絕作證的特權。此外，相應的必須完善證人的保護制度，這對于提高證人出庭率有重要作用。
（三）調整證據調查的模式，加強當事雙方的主導權
當前我國在庭審的證據調查中存在著較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不利于庭審過程中證據調查制度中各方面的均衡發展，對此應調整檔期證據調查的模式，加強控辯雙方的主導權，確立以當事人的推進為主，法官調查為輔的證據調查模式。其包括均衡控辯雙方對于庭審前的證據調查權，真正將證據調查的主導權賦予庭內控辯方，法官保持主持指揮地位，但不賦予其過多實體裁量權利，以控辯雙方對于證據調查過程所發生的爭議來進行裁決。此外，明確法官輔助查證職責，在保證法官可以查明事實情況的審判職責的前提下，嚴格限制法官對證據調查的過度影響。
參考文獻：
[1]舒輝.論刑事庭審證據調查[D].廣東商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1：8.
[2]曾風.略論我國刑事審判證據制度的問題及對策[J].法制與社會，2011（28）：52.
[論文關鍵詞]庭前會議；證據開示；非法證據排除
一、庭前會議制度概述
（一）庭前會議制度的相關規定
新《刑事訴訟法》第182條第2款規定：“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人 ，對回避、出庭證人名單、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隨后，最高人民檢察院2012年11月22日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訴訟規則（試行）》（以下簡稱《規則》），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進一步細化了庭前會議制度，由此構建了我國庭前會議制度的基本框架。
（二）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價值
1.有利于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當前各司法機關不同程度地面臨案件數量多、訴訟任務重的問題，適用公訴案件庭前會議，充分利用庭前會議解決原來需要庭審才能解決的問題，有效地簡化了法庭調查中的舉證、質證過程，既節約了司法資源，又提高了訴訟質量。首先，庭前會議縮短了開庭審理的時間。庭前會議將回避、非法證據排除、出庭證人名單等方面的爭議解決在刑事庭審之前，有利于法官、控辯雙方明確案件的審理重點和爭議焦點，從而保證庭審中對有異議的事實和證據進行調查、辯論，使庭審更加集中，增強了庭審的對抗性和針對性，達到繁簡分流，提高訴訟效率的目的。其次，對于公訴方而言，庭前會議減輕了公訴人的工作量，提高了公訴質量。公訴人針對辯護方提出的問題，核實、補充相關證據材料。同時，庭審中調查的重點將會集中在雙方存在爭議的證據上，公訴人只需集中精力對辯方提出異議的證據進行質證。最后，庭前會議有利于實現控辯平衡。辯護人在審判前能夠查閱全部案卷材料，包括對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證據，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準備，使控辯平衡成為現實，避免了司法實踐中控辯雙方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審判不公。
2.有利于制約公訴權的行使，防止公訴權濫用。司法實踐中，對于檢察機關的指控，法院無權駁回或改變指控、退回補充偵查，只能要求其繼續補充材料，不得拒絕開啟審判程序，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訴對審判的預決效力。這種“有訴必審”的審查方式實質上造成了庭前審查的虛無化，排除了國家司法權對追訴權的程序性監督和制約，難以防止公訴機關的錯訴、濫訴，而且也難以保障被追訴人的基本人身自由和權利。公訴權的行使，既受到檢察機關的內部監督，也受到外部監督的制約，司法審查與控制就是途徑之一。因此，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防止公訴權濫用，避免一些不符合條件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以達到保障人權的目的。
3.有利于實現程序公正。程序公正優先于實體公正是當前我國刑事法治建設的重要目標和努力方向。庭前會議制度為控辯雙方提供了一個信息交換的平臺，可以有效保障信息交流中控辯雙方訴權的平等，避免信息的不對稱影響訴訟的平衡，進而影響庭審公正性。由于程序公正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標志著程序公正的刑事庭審庭前會議制度就顯得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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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鄭良、楊著：《5年來人民陪審員參與全國法院審理案件近200萬件》，載/2010-05/14/content-1606220.htm于2010年6月10日訪問。
⑸肖恩?多蘭著：《陪審團審判》，載《英國刑事司法程序》，麥高偉、杰弗里和威爾遜主編，姚永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46頁。
⑹施鵬鵬著：《陪審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3月出版，第81頁。
⑺[英]麥高偉、杰弗里和威爾遜主編：《英國刑事司法程序》，姚永吉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頁。
⑻宋冰編著：《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頁。
⑼譚世貴主編：《中國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56頁。
⑽劉輝著：《論陪審制度》，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3月出版，第37頁。
⑾劉輝著：《論陪審制度》，中國政法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3月出版，第36頁。
⑿熊秋紅著：《司法獨立與法官責任追究》，載《轉變中的刑事訴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頁。
⒀夏慶山著：《陪審制度在中國與美國的運作》，載《山東審判》第21卷總第165期。
⒁施鵬鵬著：《陪審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3月出版，第192頁。
⒂[意]貝卡利亞著，黃風譯：《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頁。
⒃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8頁。
⒄陳平著：《試論中國的人民陪審制度》，載《法制與社會》，2009年第2期，第365頁。
⒅尹章華著：《再論陪審制度之訴訟功能及社會功能》，載臺灣《軍法專刊》42卷第4期，1998年4月。
⒆陳桂明著：《訴訟公正之程序保障論--民事訴訟程序之優化》，中國政法大學1995年博士學位論文，第38頁。.
【論文摘要】刑事再審程序作為特殊的救濟程序，它與普通的救濟程序相對，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以生效裁判為對象，而后者以未生效裁判為對象。目前我國刑事再審制度中存在一些局限性，充滿著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只要啟動再審程序，就會與既判力發生直接沖突，而如果再審的結果加重了原判刑罰，則又會與禁止雙重危險原則相沖突。這些客觀存在的矛盾都是無法回避的。既然刑事再審制度不可廢止，那我們就應該直面這些矛盾，并對其做一番艱難的協調，以最大限度地實現各種利益的平衡。
1 刑事再審程序概述
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審判監督程序”對刑事再審程序作了專門規定，再審程序也稱審判監督程序，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對于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在認定事實或適用法律上確有錯誤，依法提出并進行重新審理的程序。旨在糾正國家實施法律過程中的非正義和不合理現象，維護法院和審判制度在當事人及社會公眾中的威信和尊嚴。我國對再審程序的理論研究比較薄弱，許多重大理論問題亟待澄清，加之現行刑事再審程序的設計缺陷較多，并帶有濃厚的職權主義色彩，與現代社會對法治國家的要求不符，甚至嚴重背離，需要從多方面對再審程序進行改造。
2 刑事再審程序的制度弊端
2.1 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
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5條規定，法院擁有對刑事再審程序毋庸置疑的啟動權，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各級法院院長對于本院已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如果發現確有錯誤，經提交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可以啟動再審程序;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對于全國各級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或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可以提審，也可以指令下級法院再審;三是上級人民法院發現下級法院的生效裁判確有錯誤，可以直接提審或指令下級法院再審。可以說，法院有權主動發現生效裁判中的錯誤，并自行提起再審程序，是中國再審制度的最大特點。法院決定再審權的設置，顯然與司法應當中立以及司法應當被動的現代司法獨立理念大相違背。
2.2 再審管轄存在的結構性缺陷
我國刑事訴訟法關于再審案件管轄的規定，既可以由原審法院管轄，即同級再審，也可以由原審法院的上一級法院管轄，即提級再審。從這一規定可以看出，其一，再審案件級別管轄不明。按照訴訟法規定，再審案件當然包括申訴復查案件，不僅原審法院可以管轄受理，而且上級法院以及最高法院皆可管轄受理，這便使得同一生效裁判極有可能被多級人民法院同時復查甚至再審，這種現象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其二，再審抗訴管轄不明。檢察院對同級法院生效裁判若要抗訴，必須通過其上一級檢察院提出。其三，再審案件立審界限難以界定。
2.3 檢察院抗訴權不受限制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接受抗訴的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重新審理。可見，對于檢察機關就某一生效裁判所提出的抗訴，人民法院必須予以接受，并就此啟動再審程序。“這顯然表明，檢察機關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再審申請者，而擁有與法院同樣的提起再審的權力”。正是由于我國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在再審中的權力，使得其抗訴權膨脹，與事人的申訴權相比，沒有約束力，以致失衡。
2.4 再審時限及次數缺乏規范
我國刑事訴訟法、有關司法解釋和最高法院關于再審立案的若干意見規定:刑事案件的當事人不服生效判決、規定的，得在刑罰執行完畢后2年內提出。但是，對法院決定再審權以及檢察院再審抗訴權的行使，是否要受2年發起時限的限制，或者是否受其他時間的限制，則未作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法院決定再審以及檢察院抗訴再審皆不受發起時間的限制，至少不受2年發起時間的限制，顯然是法律規定不完善的表現。
3 對完善我國刑事再審程序的建議
3.1 關于再審程序提起主體的改革
第一，取消法院自行決定再審權
關于法院依職權發動再審，我個人是持否定態度的。因為法院主動啟動再審程序違背了控審分離和法院中立的原則。若將提起再審權賦予人民法院，就必然在再審程序中使人民法院一身具有控訴權和審判權兩種相沖突的訴訟職能，“形成了法院包攬訴訟，既分割了檢察機關的抗訴權，又取代了當事人的再審申請權，造成自告自審的控審齊抓的錯位局面。”因此，我認為應當通過立法加以規定，法院再審應以檢察機關的抗訴和當事人的再審申請為前提。上級法院的提審也應明確規定是在有上述再審請求程序情況下的某些具體案件，如案情疑難、復雜、重大，絕不能是上級法院不經請求程序直接到下級法院去提案再審。
第二，檢察機關抗訴權之限定
首先，超過追訴時效的不得再進行刑事追訴，自然也就不應再抗訴;其次，發現新的事實和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人有罪或罪重，不得提起抗訴。從人道主義和控制國家司法權濫用的角度講，不應該對被告人進行無窮盡的追訴和審判，以適當保護被告人的權利;再次，關于抗訴的時間和次數，以被告人執行刑罰完畢后兩年內為限，且只允許抗訴一次，以平衡作為控辯雙方的檢察機關與原審被告人在申請再審方面所處的嚴重不平等的地位。同時，也可以防止當事人在超過申訴期限后，向檢察院申訴以求提起抗訴，規避其自身失去申訴機會的漏洞。
第三，確立當事人再審訴權
取消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和嚴格限制檢察機關啟動再審的條件，所以啟動再審程序的“重任”就賦予了訴訟當事人，也就是說，當事人應成為再審程序的最直接的啟動主體。只要當事人依法提出再審的申請，對其申請的內容審查也就成為應由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嚴格訴訟活動，就自然而然進入訴訟程序，受理或駁回都依法律規定的程序，不會無人問津束之高閣了，這才構成對當事人作為訴訟主體的完整權利保護。
3.2 再審案件的管轄規則
取消法院依職權啟動再審程序后，有權引發再審的主體只有兩類:一是當事人依再審訴權可以啟動再審程序;二是檢察院依法定抗訴權啟動再審程序。應明確規定再審案件的管轄權，還應當注意區分申請再審與抗訴再審的不同管轄規則。
3.3 再審事由確立的原則
再審理由的確立，應以關注被告人人權保障為基本出發點。對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審，則從實體上必須予以嚴格規定，僅限于程序方面存在瑕疵。因此，要做到:第一，避免再審程序的隨意性。第二，平衡被告人與追訴人之間的力量。第三，合理懷疑有罪證據的真實性。
參考文獻
[1]沈德詠主編:《最新再審司法解釋適用與再審改革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
論文關鍵詞：強制措施 刑罰 刑事救濟
論文摘要：刑法相關規定應是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的實體法依據，獲得刑事救濟的主、客觀條件依犯罪構成理論，針對目前其刑事救濟程序的設置，認為應體現程序的規范性以體現公正和訴訟的經濟性。
在公平與效率的法治要求下，如何才能公正、及時、有效地處理嚴重妨害民事訴訟的各類案件，以保證民事訴訟活動的順利進行?本文認為有必要在實體法依據，適用條件和程序方面理清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
一民事訴訟法根據妨害民事訴訟行為的不同表現萬以及對妨害民事訴訟秩序的不同程度，規定了拘傳、訓誡、責令退出法庭、罰款和拘留五種強制措施，適用于民事訴訟中出現的哄鬧、沖擊法庭，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審判人員，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害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清點并責令其保管的財產，轉移已被凍結的財產的;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財產追索債務的種種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根據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2條、第106條及相關司法解釋和刑事法律的規定追究其刑事責任，以此實現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在對刑事案件的處理過程中，人民法院在認定犯罪事實，適用法律時，一定要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即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種犯罪構成條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種，各個刑種如何適用，以及各種具體罪的具體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規定，對于刑法分則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不得定罪處罰。概括起來說，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因此在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進行刑事救濟，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時，刑法的相關規定就是其定罪量刑的實體法依據。具體表現在《刑法》第307條、第308條、第309條、第313條、第314條等條款。
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最終要落實到對嚴重妨害民事訴訟的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即刑事救濟的實現是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過程。遵循主客觀相結合的犯罪構成理論，對妨害民事訴訟的強制措施的刑事救濟的實現，須具備以下四個條件:(一)犯罪主體是自然人。妨害民事訴訟，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應是行為人本人。其中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罪的犯罪主體為14周歲以上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犯罪主體為對人民法院的裁判負有履行義務的人，其中包括負有協助人民法院執行裁判義務的人;妨害作證罪的犯罪主體多為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二)犯罪的主觀方面是故意，即行為人持有明知其行為會妨害民事訴訟的正常活動，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還希望或放任危害后果出現的心理態度。(三)犯罪客體，擾亂法庭秩序罪侵害的是法庭的正常秩序;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侵害的是人民法院裁判的正常執行活動;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侵害的是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非法拘禁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身自由權利;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侵害的是他人的身體健康權利、生命權利;侮辱罪、誹謗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格尊嚴的權利;一部分犯罪侵害的是復雜客體，如妨害作證罪、打擊報復證人罪，侵害的是司法相關的正常訴訟活動和公民依法作證的權利;誣告陷害罪侵害的是他人的人身權利和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四)犯罪的客觀方面，具體表現為實現了妨害民事訴訟順利進行的《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2條、第106條規定的種種行為之一，且達到嚴重程度。但是我們要注意行為觸犯數個罪時的罪的分析和認定，如:行為人非法拘禁他人，又使用暴力致人傷殘，死亡的行為，在不同訴訟階段實施的毆打證人的行為，在法庭上聚集多人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出庭職務等行為的認定，就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25條，第126條，第127條及刑事法律的相關規定，是目前我們處理這類案件在程序上的依據。大致有三種方法:(一)如果有民事訴訟法第101條規定的情形，即哄鬧、沖擊法庭，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審判人員，嚴重擾亂法庭秩序，依據追究刑事責任的，依該意見第125條規定，由審理該案的審判組織直接予以判決，無須移交本院的刑事審判庭審判。但在判決前，應當允許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者委托辯護人辯護。(二)如果有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一款第六項規定情形，即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依該意見第126條規定，由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決。(三)如果有民事訴訟法第102條第一款第一項至第五項和第106條規定的:第一，偽造、毀滅重要證據，妨礙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第二，以暴力、威脅、賄買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者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的;第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查封、扣押的財產，或者已被凍結的財產的;第四，對司法工作人員、訴訟參加人、證人、翻譯人員、鑒定人、勘驗人、協助執行的人，進行侮辱、誹謗、誣陷、毆打或者打擊報復的;第五，以暴力、威脅方法或者其他方法阻礙司法工作人員執行職務的;第六，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財產追索債務的種種行為構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依該意見第127條規定，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辦理。以上規定，有其合理性，符合了民事訴訟的經濟性原則。從形式上看，方便并保證了民事訴訟的順利進行。但是，這些方法操作起來有若干困惑:在第一種情況下，涉及到的犯罪可能有擾亂法庭秩序罪，妨害公務罪，侮辱罪，誹謗罪，這些案件中有公訴案件，也有自訴案件，在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由審理該案的審判組織直接予以判決，無須交本院的刑事審判庭審判”。當然，也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或者委托辯護人辯護的權利。但終不能解決與刑事訴訟法中管轄權設置原則的不一致;對既是民事案件的被告，同時又可能是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如何審理?民事審判庭是否有審理刑事案件的功能?對于公訴案件，檢察機關的公訴權及出庭支持公訴的職責如何行使?判決如何形成及被告人的利益如何保護?審理期限多長?在第二種方法中，涉及到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如果出現由于拒不執行判決、裁定造成執法人員重傷或者死亡的，則應視為想象意合犯，依照想象意合犯的“從一重處斷”的原則，也可能適用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罪，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重傷罪;過失致人死亡罪，這些應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案件，在關于適于《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中規定“由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直接受理并予以判決”，很明顯，它和公訴案件的起訴、審理特點皆不同，令人難以把握其積極作用。同時，也難以找到刑事訴訟法上的依托。在第三種方法中，除涉及到誣告陷害罪，打擊報復證人罪，妨害作證罪，非法處置查封、扣押、凍結的財產罪，非法拘禁罪外，還涉及到擾亂法庭秩序罪，侮辱罪，誹謗罪，妨害公務罪，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對于這些罪到底適用第一、二種方法還是第三種方法?發生選擇上的重合，進而會出現由于選擇不同導致對于同一行為適用不同審理程序的不同結果;對于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財產追索債務的行為，既使情節嚴重，也難以給予刑事制裁，實現其救濟目的，面對以上困惑或問題，本文認為，該司法解釋應讓位于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或對該司法解釋進行修正。如改意見第125條、第126條、第127條為“當出現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2條、第106條規定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依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處理”。當然，理論上還確實涉及到保證程序的規范化以體現公正和訴訟的經濟性不一致又不能兩全時，應追求何種目的的問題。當我們追求程序的規范化以體現公正時，不能不聯系到訴訟的經濟性原則而力求降低成本，但不可否認，這不是也不應該是唯一的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