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03 02:06:1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傳播學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用傳播交流
促進英語口語習得傳播意味著信息的傳遞和“運動”。在英語口語習得中，習得者不斷地獲取信息點，同時，又不斷地交流和傳遞知識。課內的師生互動，課外的實踐練習都可以被視為語言的傳播。學習者在交流中利用傳播渠道，獲取信息，加工信息，進而沉淀為知識。在傳播中，教師要培養學生的口語交流能力和善于向別人學習的良好習慣。學生良好習慣的養成是這個過程中的重要因素，它會促使學習者抓住時機，利用各種氛圍，做好英語口語的傳播交流。在課堂互動期間，面對集體、小組或兩人等形式的任務設置，習得者的人際傳播的欲望和積極性激勵他們有效介入。在這種人際傳播交流中，學習者鞏固了知識點，把交流中的點不斷集結為模塊，豐富學習的成果，夯實英語口語基礎。在培養學習者習慣方面，要注重以下兩方面：第一，讓習得者充分做好自身“功課”。習得者要利用不同時間段，常回憶，勤動嘴，學會“自言自語”。從人內傳播的理論角度看，習得者個體對知識在大腦中的儲存、歸位和自控式輸出可以增加傳播的頻率，提高習得效率。養成動嘴的習慣，從自身努力，在習得中發揮學習者的聰明才智，勤奮努力，用內在的自身傳播鞏固所學。第二，勤于人際交流，加工和輸出大腦儲存信息。學習者要在課堂互動和老師布置和設置的情景練習中積極介入，在和同學的交流中突出自己的存在和話語權。從理論的角度看，內外傳播對學生英語口語實踐應用能力的提高具有積極作用。
（二）通過傳播建立師生的英語口語交流觀
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基•西美爾（Georg•Simmel，1858－1918）認為社會是一個過程，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構成了社會。西美爾指出交流的群體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互動的結果，二人間有可能互相依賴，三人組有可能把意志強加給別人，多人小組有可能造成一定的混亂。西美爾是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不同人數的組群在傳播過程中所形成的影響和產生的效果。依據西美爾理論觀點，在進行英語口語習得和指導學生的互動交流時，教師要及時引導學生，讓學生積極參與活動。學生的交流活動要避開不利因素，讓參與者能夠發揮所長，在氛圍的助推下，讓輸入和產出等量進行。教師應該有緊迫感，時刻把握英語口語實踐的機遇，起到引領者的作用。教師的示范會讓習得者積極效仿，在當今人才需求實踐的社會大背景下，英語口語的實踐性應該得到落實，教師是這個過程中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其實，西美爾的理論觀點也是基于這種需求，因為傳播本身就源于實踐。人際傳播是在傳播者和接受者之間循環，以英語語言為形式的英語口語傳播是提升和強化習得者英語口語能力的很好途徑，傳播不僅鍛煉了習得者的英語口語，而且在交流中加強了人際關系，擴展了相關知識。習得者的交流傳播在不同范圍內的效果不盡相同，引導習得者適應英語口語在不同場合的實踐需求，這樣才能使習得者的英語口語得到真正的提高。在英語口語的互動交流活動中，教師要鼓勵習得者的合作精神，要兼顧對方、理解小組內其他成員的訴求，讓大家參與，大家有話語權。
（三）在傳播中用情感
推動農村學校學生英語口語習得英語語言的交流是人內傳播和人際傳播的綜合體現，在這種傳播交流過程中，少不了人的情感。富有情感的交流加強和增進交流的實效性，能夠獲取令人滿意的效果。在研究和實施農村學校學生英語口語習得與教學實踐中，應該避免單一的純語言教學模式，教師對習得者要用情施教，富有親和力，以此推動習得者學習的積極性，讓習得者樂于張流。同時，教師要通過示范等形式讓習得者之間的英語口語交流富有情誼，變得通暢自然，通過交流縮短交流傳播者的情感距離。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認為“語言要成為一種交流的工具就不但要意義上一致，而且也要有（無論這聽起來多么奇怪）判斷上的一致”。這種一致性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情感交流來實現，學習者之間的口語傳播交流在認同感和同位性強的情況下交流的歡悅度就高，輸出、輸入的成就感就強，交流傳播者的“一致”性就多了。所以，注重傳播交流中的感情因素有利于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的英語口語交流，能夠加速成效的顯現。
二、注重農村學校學生英語口語傳播交流的技巧
把傳播學應用在農村學校學生的英語口語教學中是本次研究的創新。我國學校開設英語課的歷史較長，源起于十九世紀，但英語實踐應用的效果還有待提高。農村學校學生英語口語教學需要調整思路，教師要注重社會市場需求，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落實英語口語習得中的技術與技巧。
（一）研究學生在英語口語傳播交流中的心理
《2011年版初中英語課程標準》和《2012版普通高中英語課程標準（實驗稿）》提出，要注重語言學習對學生的價值，英語口語教學要面向全體學生，突出主體，同時要承認差異。面對學生的差異，就要研究學生在差異現實中的心理軌跡，英語口語是語言的外殼，是人們交流和傳播的外化體現。針對差異化的學習者，施教者需要在統籌全體學生教學大局的同時，照顧差異，讓全體學生在英語口語學習中受益，學習者的成就感是激勵其繼續學習的動力。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羅杰斯（Karl．R．Rogers）主張要尊重個體的心理需求，促進學習者心理的良性發展和循環。由于英語口語習得過程中的種種困難，習得者遭遇多方面的壓力，以至于產生壓抑感，疏導學習者的種種不悅心理，倡導和扶植他們健康的心理是保證推進教學和習得順利進行的前提。教師不能只抓好學生而放棄口語表達差的學生，這會造成部分學生的學習心理受影響。羅杰斯主張要給學習者創造快樂學習環境和樹立學習信心，農村學校的學生受地理環境和各種條件的限制，在英語口語的學習和實踐傳播交流中有懼怕現象，走出這種困局，學生需要掌握學習技巧，需要教師給予技術指導。教師要對習得者有針對性地施以技術指導，讓習得者在英語口語交流中學會使用技巧，以積極的心態和心理參與英語口語交流。
（二）把握好英語口語交流傳播的時機
赫舍爾（A．J．Heschel）指出，人和人在相遇之后很可能要建立聯系，彼此要合作。這從發展的角度闡釋了語言傳播交流的人類屬性。作為個體，習得者的英語口語學習和交流同時也是在集體中進行。讓習得者養成合作的習慣，英語口語交流習得應該像日常的生活一樣自然。走出英語學習少口語的誤區，英語口語實踐和提高就會變成可能。所謂合作是指習得者能夠抓住機會，主動積極和別人或同伴進行英語口語交流，這種交流符合傳播學的要求。習得者談論彼此感興趣的話題，實踐學習內容，可強化口語表達能力。這種英語口語的人際傳播是建立在人內傳播基礎上，習得者對習得內容的內在傳播為英語口語的人際交流奠定了基礎，使得與他人的交流變得順暢。我國學者王怡紅在《人與人的相遇———人際傳播論》中指出，傳播中者會采取“策略”、“技巧”，進而形成“互動”、“關系”和“能力”等。這種觀點十分符合語言交流傳播的發展過程，它對指導農村學校學生的英語口語習得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教師要把英語口語教學看作是語言交流，把對語法規則的解釋和訓練融入到口語交流中，避免把英語口語變成單一枯燥的規則課。教師應采取策略，教學中講究策略，使用技巧，在課堂上充分互動，讓教學內容在互動實踐中進行，通過實踐交流傳播來提高學習者的英語口語能力。
（三）把新課標的要求落實
在技巧性傳播交流中九年義務制英語教學大綱指出，英語教學要“充分體現語言學習對學生發展的價值”，要突出“語言學習的實踐性和應用性”，提高學生語言應用能力。語言應用的首要目標是傳遞信息和人際交流，口語使用是最基本和最常用的交流形式。2012年修正的普通高中應用教學大綱第三部分把學生的語言技能放在第一位，在語言技能中突出了英語口語表達，《修正》充分體現了口語傳遞交流的重要性。農村學校英語口語習得要實現課標的要求，強化學生的英語口語實踐能力，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理論指導，在實施中需要技巧。美國傳播學學者丹尼爾•杰•切特羅姆（Daniel•J•Critrom）指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和傳播而存在，也應該在傳遞和傳播中存在。”切特羅姆從傳播學的視角闡述傳播和傳遞的社會地位和作用，英語口語在英語語言學習中也具有同樣的作用。依據課標要求，正確把握語言的交流特性，依據傳播理論，在互動、實踐和傳播中提升英語口語習得，讓習得者形成用英語交流的良好習慣，讓英語口語交流和傳播存在于英語習得中，從而提高習得者的英語口語實際應用能力。
三、傳播交流是英語口語的命脈
美國學者哈羅德•密芝爾（Harold•E•Mitzel）提出了有關教師、教學過程和教學成果的三大變量的學說。在教學的整體進程中，結果的變量來自于過程與付出，習得者英語口語提高需要個人、互動合作和教師的指導，形成交流圈。在英語口語習得的過程中，傳播交流增進了學生的語言駕馭能力。因此，指導學生經常自己反饋，同時，抓住機會，擴大交流實踐。
（一）英語口語交流與傳播的對接
英語語言學概論把語言描述為“Languageissymbolofarbitraryvocalsymbolsusedforhu－mancommunication”，所以，語言的屬性就是首先滿足人們交流的需求。作為第二語言，把主要精力放在記憶語言規則上是不妥的，它偏離了語言交流應用的主流方向，弱化了對英語口語交流的訓練。輕視語言交流傳播實踐的現象有悖于外語教學原則，重視英語口語互動習得，把交流和傳播對接才是英語教與學的正確方向。教師應該指導學生在交流傳播中實踐英語口語，通過預設的環境氛圍，讓學生實踐口語傳播交流。根據傳播學的人際交流精神，學生之間的交流傳播是一種理想的實踐和推動英語口語習得的方式，英語口語本身就是交流和傳播的結合。無語言就無傳播，不用以傳播的語言就會退出語言世界，因此，從理論的角度看，把英語口語傳播和交流的結合是有效提高英語口語的方法。二者的對接是從實踐視角發展了英語口語習得。語言學專家貝納德•斯伯爾斯基（Bernad•Spolsky）提出了二語習得中的幾個因素，社會環境、諸多態度以及個人動機，英語口語的交流和傳播符合斯伯爾斯基的觀點，農村學校學生的英語口語習得要在交流和傳播中實施。
（二）社會發展需要會英語口語交流的人力資源
世界的地球村發展趨勢越發明顯，人際交往的語言性也越發突出。農村英語教學不僅不能弱化口語，而且要根據新課標的要求，突出和強化口語教學實踐，彰顯語言交流傳播的特性。我們在調查中發現有96％的學生認為學好英語口語很重要，84％的被訪學生認為學好英語口語可以提升整體英語水平。對于英語口語在英語習得和社會需求中的重要性，學生高度重視。隨著我國旅游業的發展、酒店餐飲業涉外經營與交往、對外貿易、勞動力輸出等經營活動的增多，我國社會市場對人力資源的需求不斷國際化。因此，能夠進行外語交流，特別是英語口語交流的勞動者會更容易就業。以酒店為例，懂英語交流的管理者和服務者報酬高，工作面寬。現在的中學生就是明天的社會人力資源，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意識是當今各級學校教師的職責。捷克大教育家揚•阿姆斯•夸美紐斯（ComeniusJohannAmos）在《大教學論》中強調，教師要培養學生良好學習習慣。教師要讓學生在英語口語交流傳播中形成好習慣，自覺實踐，服務社會，受益終生。交流傳播是英語口語生存的根本，懂英語口語交流的人力資源在社會市場競爭中具有優勢。
四、結語
內蒙古大學新聞學專業是經教育部和人民政府批準的全區第一個新聞傳播類本科專業，2008年，被評為自治區品牌專業。在多年的實踐教學中形成了較為明確的人才培養目標，即根據傳媒技術的發展和現代傳媒的人才需求取向，確定新聞傳播學專業人才培養的目標是培養具有現代傳播理念，具備較強“全媒體意識和技能”，具有較為寬厚的人文與社會知識及科學知識，熟悉我國新聞、編輯出版行業的法規與政策，熟練各種現代新聞傳播手段與技術，能在政府部門、新聞與出版單位、宣傳以及企事業單位、軍隊等行業與部門，從事新聞宣傳、采編策劃、書刊編輯、網絡策劃、管理等工作的全媒體復合型專門人才。由此，確定新聞傳播學專業實踐教學的重點為學生實踐動手能力的培養。即始終關注本學科前沿成就和發展趨勢，培養學生現代新聞理念與全媒體新聞報道意識;培養學生良好的職業道德與修養，實事求是的作風，不斷提高學生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熟練地運用現代數字傳播技術，掌握全媒體新聞采編技術，全面提高學生就業市場的競爭力。
二、搭建完善的全媒體實踐教學平臺
內蒙古大學新聞傳播實驗中心是自治區級新聞傳播實驗教學示范中心，擁有良好的實驗、實踐設備。以此為依托，在突出傳統新聞傳播學與網絡技術融合的教學特色的基礎上，立足于新媒體發展方向，建成了完善的全媒體實習平臺。包括網站平臺:內蒙古文化(www．nmgwh．com);電子雜志實習平臺:支持數字出版專業學生編輯出版全媒體電子雜志《渴望》，現已連續出刊30期;IPad版電子期刊實驗平臺:由學生分組制作;電子紙閱讀器出版實驗平臺:由學生分組制作電子書。通過全媒體實驗平臺的建設，實現了培養出集采、寫、編、錄、攝互聯網運用和現代設備使用于一體的復合型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2013年6月26日，組織學生外出到禾華農牧林綜合開發有限公司進行移動采編訓練，歷時三天，全面訓練學生移動采編技能。這次采訪通過微博、微信、網絡即時上傳新聞稿件20條，采寫編新聞稿件50篇，拍攝圖片200余張，拍攝的電視新聞片《希望》，制作圖片展板《走在希望的田野上》。這次采訪活動讓學生走進生活，充分感受到現代企業的發展狀貌，同時，也領略了全媒體新聞采訪的特點，強化了學生的社會責任與意識。2010年，以新聞學系學生社團“鑫源報社”創辦的刊物，并獲校學聯“優秀社團”稱號。馬強老師指導的“內蒙古大學新聞學官方微博”，編輯出版專業學生制作的電子雜志《渴望》、新聞學專業學生主辦的“內蒙古文化”網站、拍攝的電視新聞專題節目《內蒙古大學漢語系建系五十周年專題片》(2009年)、《國旗班的故事》(2012年)、《流流狗的訴說》(2012年)、《深視滿洲里》(2013年)在校內外產生了較為廣泛的社會影響。
三、建立系統的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
新聞實踐教學中要加強全媒體技術和理念訓練，依托新聞實驗平臺，逐步建成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培養學生全媒體新聞采制編播能力。
1．報紙模塊。
提高學生紙質媒介新聞編輯與策劃能力。主要用于培養學生應用方正飛騰軟件處理數碼報刊編輯等業務，利用Photoshop軟件加工處理圖片，培養學生掌握新聞采訪、寫作、編輯、評論、專業圖像處理等業務流程、步驟以及實踐層面應采取的關鍵技術。
2．廣播電視模塊。
學生通過了解和掌握先進的影視高清影視多媒體制作手段，培養從事電視新聞節目和訪談節目采制、演播、視音頻節目編輯、主持、網絡直播等工作的能力。
3．數字出版模塊。
建立符合專業特色的數字出版教學、實習與科研系統。培養學生較強的數字出版物編輯、設計和制作、能力;熟悉國內外先進數字出版業務系統的運行流程。
4．數碼攝影模塊。
以室外拍攝、攝影用光布光、彩色膠片掃描等實驗為基礎，培養學生系統的影像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能力。熟悉國內影像后期制作業務系統的運行流程。應用設備及常用配套軟件的安裝使用，具備影視多媒體前期采集到后期編輯的相關知識技能。建立符合專業特色的攝影課程的教學、實習與科研系統。培養具備專業攝影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技能，能在新聞媒體企事業單位從事影像制作的高級專門人才。
5移動采編模塊。
學習突發事件新聞報道快速反應機制的關鍵技術，了解第一時間報道，現場報道，動態追蹤報道，深度報道和預警報道的步驟、作用，理解危機管理視域中新聞報道快速反應機制的功能和作用，開展全媒體技術演練。
全媒體實驗教學模塊實施以來，學生的實踐動手能力獲得了極大提高，特別是學生網絡數字傳播技術的掌握獲得了較大提高，在網絡媒體及相關機構就業的學生逐年增加，包括:國際在線、新華網、人民網(英文版)、搜狐、新浪、CCTV內蒙古電視臺、公安部網絡宣傳處等。2009年至今，學生在《光明日報》、《中國經濟時報》、《海峽都市報》、中央電視臺、搜狐、新浪、《內蒙古日報》、《內蒙古電視臺》、《內蒙古晨報》、《北方新報》等區內外百余家新聞媒體上發表新聞報道作品近1000余篇，其中報紙260篇，廣播電視120余篇，網絡編輯稿件近500余篇。2009級新聞學生拍攝的《那年》、《一種念想》、《校園面對面》、《水壺終極轉》《止戰之殤》、《屌絲男生》在網絡傳播中引起了較大反響，點擊率達到5000以上，2009級新聞班為學院新聞實驗中心制作的4部專題片風格迥異，上傳至在國內外比較有影響力的視頻網站，如優酷、土豆、YouTube等，供網民分享。
四、建立穩定的多媒體校外實踐教學基地
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是實現教育、教學目標，全面貫徹新聞傳播學專業教學計劃，培養復合型、應用型新聞傳播專業人才的重要環節，自1987年新聞學專業創辦以來，內蒙古大學新聞學專業始終十分重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經過20多年的發展與建設，先后與內蒙古地區十多家媒體簽訂了實踐教學合作協議，建立起涵蓋內蒙級新聞媒體、盟市級新聞媒體、行業媒體、中央級新聞媒體駐記者站，覆蓋平面媒體(報紙、期刊、圖書)、電子媒體(電視、廣播)、網絡媒體(蒙漢文網站)、新媒體(手機報)的立體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體系。2012年，與內蒙古電視臺合作建成了國家級大學生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內蒙古大學新聞傳播學校外實踐教育基地”。2013年在呼和浩特市綠籬攝影沙龍影視公司建立了攝影校外實習基地。為學生新聞傳播學專業能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新聞傳播學專業校外實踐教學基地，為近百名實習生提供新聞采編的真實環境，讓學生們在新聞實戰中了解并掌握新聞媒體運行的基本流程，掌握真實情景下新聞實地采訪、寫作、編輯的基本技能，培養學生的非智力方面的素養、創新意識和職業精神。2010年以來，新聞學專業學生多次參與內蒙古電視臺《蔚藍的故鄉》、《百姓熱線》、《都市全接觸》、《新聞天天看》等欄目的節目錄制。2013年11月13號內蒙古日報社與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合作到包鋼集團采訪。學生采寫消息、通訊、人物專訪52篇，拍攝新聞圖片近千張。11月22日《內蒙古日報》5版發表教師與學生合作采寫的消息《包鋼稀土:今年年底將實現稀土工業廢水“零排放”》(郭志菊李婧曹敏);12月11日《內蒙古日報》以整版的篇幅，圖文并茂的形式，發表《我們眼中的包鋼》(視覺版)，集中了近10位師生的文字、圖片新聞。校外實踐教學基地建設，在強化學生基礎知識的同時增強學生專業技能和綜合思維能力，激發了學生開展創新型實踐活動的積極性，有效提升了每個學生的實踐與創新能力，增強了學生就業競爭能力。近四年來新聞傳播學專業學生的一次就業率始終保持在90%以上。在內蒙古日報傳媒集團、內蒙古電視臺兩大媒體的人員招聘中，幾乎每次都招聘了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相關專業的學生，招聘比例達到30%—40%。這些畢業生經過歷練很快成長為媒體中的業務骨干。
五、提升專業品牌效應
內蒙古大學實踐教學的探索與實踐在本地區范圍內起到了示范作用，且有一定的輻射作用。自治區高校范圍內同類專業紛紛來我校觀摩，交流經驗。20多年來新聞學專業學生的一次就業率達始終保持在80%—90%以上。2010年至2013年本科生整體就業率為92．9%，2009年至2013年本科生專業對口率為51．6%。適應現代傳媒需求的全媒體人才培養目標，加之系統扎實全面的專業實踐能力培養方式，使學生在就業中才顯示出獨特的優勢。2009級數字出版專業學生王超，大三在搜狐視頻實習，因經全媒體實踐教學培訓，很快適應崗位，面試一周后即確定正式錄用。2007級新聞班的遠輝帶著他發表的新聞作品，成功考入大型上市媒體公司光線傳媒股份公司工作，并于2013年進入搜狐網總部工作;2006級新聞班的李文明，則憑借他的獲獎作品專題片《來時，我們還年輕》在報考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時獲得了考官的好評，并考入《內蒙古日報》要聞部，成為一名自治區級的主流媒體記者;2011年新聞系學生的就業范圍不斷拓寬，2007級新聞班的孟穎靠著優秀的業務能力和大學作品微電影《鹿城故事》的加分，考入光線傳媒有限公司，現已成為光線傳媒王牌節目《最佳現場》的主要負責人。還有一批學生進入國家、自治區黨政網絡管理機關和企事業網絡宣傳部門。
六、結語
（一）手機媒體傳播的移動即時性———將人從“禁閉”中解放出來
手機媒體作為網絡媒體的補償和延伸，“糾正”了網絡媒體的時間偏向，使信息傳播由及時性轉變到即時性：最為快捷方便地傳播、接收信息。手機媒體將人從機器跟前和緊閉的室內解放出來，真正地做到了將人類說話和走路這兩種基本交流方式結合到一起。3G、4G技術的運用實現了手機媒體與因特網的隨時連接，使之具有互聯網傳播的及時性，它的便攜性、移動性又做到“隨時在線”“隨身在線”，用戶可以在高山草原、海濱沙灘、田野牧場一邊走路一邊與“世界”連接。無論用戶身在何處，只要用拇指操作手機就能接收來自世界各地的信息，包括專業媒體機構、自媒體提供的各種信息，實現“零時差”傳播。即使用戶不刻意打開游覽器搜索信息，裝載到手機中的各種新聞客戶端或者其他APP應用軟件會不斷地向用戶推送及時的新聞信息，鈴聲和振動也會提醒用戶查看。它讓靜態的信息接收方式轉變為動態的實時接收。
（二）手機媒體跨平臺傳播———“人性化”傳播體驗
媒介工具是人類傳遞信息的中介和平臺，因此作為媒介工具之一的手機媒體自身也就是一個信息傳輸的平臺，用戶可以通過語音通話、短信、彩信的方式發送文字、圖片、音頻、視頻信息。此外，如今的智能手機所具有獨立的操作系統，使手機可以如電腦一樣安裝軟件、游戲等第三方服務商提供的程序，這使手機媒體具有了整合多種平臺的功能，實現信息跨平臺交流。這種跨平臺交流消除了用戶通過進入Web搜索的繁瑣步驟，實現“一站式”到達，將人們從攜帶眾多電子設備和繁瑣的程序中解脫出來，同時也改變著信息以網頁為主要承載的模式，凸顯了手機媒體傳播的“人性化”。換言之，手機媒體傳播的“人性化”是對用戶使用媒介工具的人性化滿足。手機媒體屏幕小、方便攜帶、移動性極強等特點，也促使第三方平臺針對手機媒體的特性做出了相應的調整。以新浪微博iPhone4.6.1版為例，手機版與網頁版相比主要的變化有：第一，主界面以可視化、簡約為主。界面的大面積用來承載信息，導航區從網頁版的左右兩邊調整至屏幕的上下區域。屏幕頂端從左到右依次是好友關注、分組下拉菜單、操作下拉菜單；分組菜單欄可以根據用戶需求將所關注的人進行分組，這種分組查看信息可以提高重點信息的閱讀率。屏幕底從左到右依次是首頁、消息、“+”(微博書寫、等)、發現、我。導航區分類清晰明了，圖標設計醒目，風格簡約，使整個界面具有簡潔方便、誤操作少、可用性高和良好易用性的特點。除此之外，用戶還可以自主選擇更換其他的免費或付費的個性化界面裝備。第二個變化源于手機的定位、重力傳感器和二維碼掃描功能。這使得手機微博在功能上添加了與地理位置相關的信息，如帶地理位置的微博、搜周邊的好友、搖一搖等功能。重力傳感器和二維碼掃，則使用戶無需鍵入文字搜索，通過輕輕搖一搖就能搜索到信息和正在一起搖的人，掃一掃就查找微博用戶以及查看信息。這些也是手機版微博與網頁版微博最大的不同。界面的調整和功能的設計也充分體現了“以人為中心”的理念。在2012年2月，新浪微博擁有的3億多的注冊用戶中，60%活躍用戶是通過移動終端登錄，而通過手機媒體登錄占所有通過移動終端登錄的64%。[4]可以說，通過手機媒體，微博成功地幫助人們在“等候時間”里或不同的轉化場景中提供了傳播信息、建構自我的契機。這樣跨平臺的信息交流互動會成為未來信息傳播的必然趨勢，進而也將帶來更為“人性化”的傳播過程與使用體驗。
（三）手機媒體傳播的互動性———彰顯用戶的“自主性”
手機媒體作為新媒體的杰出代表，繼承了新媒體開放互動式的傳播方式。較之網絡媒體，手機媒體的傳播進一步打破了傳統媒介的特殊地位，清除了一般受眾進入媒體的障礙，使得每一個人都能行使自己的信息權與意見表達權，實現與傳播者雙向溝通。手機媒體的移動即時性，形成了一個“無所不在”的5A傳播環境：通過手機，任何人（Any-one）可以在任何時間（Anytime）、任何地點（Anywhere）通過文字、聲音、圖像等任何媒介（Anymedia）傳播任何信息（Anymessage）。在這樣的情況下，傳播者和接收者的界限也變得更為模糊，它們的角色可以瞬時互換，相互融合。用戶不再是單一的信息接收者、意見的反饋方，手機所具有的隨寫、隨拍、隨錄、隨轉、隨發的功能，使得每一個用戶都能針對某一信息進行及時的補充、評論，轉發，然后迅速傳播開來，克服了傳統媒體線性傳播的直線性、孤立性等缺陷，真正實現傳播過程的“雙向循環”。手機媒體具有的集約各種媒體的功能，使用戶可以自由選擇通過編寫文字、拍攝照片和影像等方式進行直接互動傳播。而在傳播渠道的選擇上，用戶同樣具有高度的自，既可以通過短信、彩信、微信、移動QQ等方式進行人際傳播，也可以通過微博、論壇、博客、社區等平臺進行群體傳播、組織傳播，甚至大眾傳播。手機媒體成為人能夠“掌握”和控制的媒體，彰顯了用戶的自主性，體現了手機媒體對用戶地位的人性化尊重。
（四）手機媒體傳播“碎片化”———打造“個性化”傳播
手機傳播的即時性，將信息傳遞的周期縮短到以分、秒計算。同時，手機具有的儲存功能，使人們不再被“釘”在某個固定的時間段接受信息，而是能夠自由地選擇何時查閱信息，做到信息接收的異步性，將傳播的時間分離、肢解，呈現傳播時間的“零散化”。同時，這種零散化要求信息能夠簡明扼要地傳遞其最核心的內容，使用戶能夠在零碎零散的時間里能快速獲取信息，亦或是分段的內容，使其在被打斷后能在下一個零碎時間里繼續閱讀觀看，造成信息的“破碎化”。此外，作為差異性個體的用戶，他們對信息需求的類型不盡相同，迫使手機媒體的傳播呈現“分眾化”的趨勢，使聚集的人群形成了無數的“碎片”。每一個用戶都可以通過定制與自身的需求和興趣相應的內容或下載相應的應用軟件，將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拉出來。手機定位等功能，可針對用戶身處的環境推送與地理位置相關的信息。手機媒體的這種傳播將會最大限度地體現個人的差異和需求，最大限度地實現在信息需求方面的個人價值。而這種傳播形態也印證了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預言：在后信息時代，信息將變得極端個人化，這種個人化是窄播的延伸，媒介的受眾從大眾到較小的和更小的群體的。手機媒體與生俱來的個性化、情景性，以及傳播的“破碎化”（時間“零散化”、信息“破碎化”、傳播“分眾化”），使得手機成為適合于不同人的個性化物品，成為用戶打造個性化傳播的平臺，突出了手機媒體對用戶使用信息的人性化滿足。
二、手機媒體推動消費觀念的改變
1982年開始，藉由施拉姆先生訪華帶來的研究熱潮，新聞傳播學科快速發展起來，召開全國性的傳播學研討會，大眾傳播研究占據傳播學研究的主流。1986年，量化分析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界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運用。陳力丹1986年在《新聞理論研究的現狀及歷史的探討》中總結1979年來，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中的40個研究話題時，有13個話題涉及到量化分析方法的應用。1987年，《新聞學論集》第11輯發表祝建華的文章《傳播學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來源》，這可能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我國新聞傳播學范圍內較早的、鮮明的以“科學方法論”為論證對象的文章。逐漸的，在傳播學界，量化研究不再飽受質疑，而是作為一種新的研究思路和工具運用起來。同時，也不僅僅局限于頻率統計一類較為基礎的數學和統計學手段，更多樣的分析手段被引入學科研究中。例如岳南在1987年第3期《新聞學刊》上刊登了《新聞價值及其數學描述》一文，文中使用數學模型（二元一次方程）構建新聞價值這一因變量與讀者需求、信息量這兩個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在這之后，在新聞傳播研究過程中，數學模型的應用逐漸多了起來。如《新聞學刊》1987年第4期刊登的洪穎的文章《深度報道——黨報報道結構的再次調整》，運用了模糊數學中的“隸屬度”概念。在這一時期，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人員的眼界開闊了，研究也邁向了新的、更高的臺階。上世紀90年代中末期，傳播學量化研究趨于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發展態勢。這其中，也不乏優秀的研究調查，如柯惠新、陳崇山、喻國明等人進行的亞運宣傳效果調查研究。在研究中，不僅對數據進行了頻率統計處理，更對數據間的相關系數、顯著性進行了考量。通過路徑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的方式處理數據，避免了以往采取推斷式的研究方式可能產生的誤差，以科學的方法對受眾態度成因進行測度。這在我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是比較新穎的研究方式。在這一階段中，新聞傳播學的研究課題更加豐富和廣泛，但大都停留在理論的引用和單純借鑒上。原創性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比較少。如張瑩、申凡等對1994年至2003年10年間《現代傳播-北京廣播學院學報》上發表的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了統計，發現在這十年研究中，定量研究相較于定性研究方法而言，數量很少，依賴性較強，創造性不足。
二、高速發展時期
邁入新世紀的新聞傳播學本身，迎來了自學科引入國內后最蓬勃發展的一段時期。依據王海龍，沈翠婷的《我國新聞學與傳播學研究的量化分析》對我國2000—2009年間，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統計顯示：這10年間，新聞傳播學科立項數量增長幅度達到了驚人的331%。在這一形勢下，量化研究方法在新聞傳播學中的運用也變得更加的普遍和廣泛。2004年，有學者以上海和昆明市民對于四種報紙的閱讀情況考察為基礎，考察了受眾對于議程設置的敏感程度。這是一次將統計學中顯著性水平測定在新聞傳播領域中的成功運用。譚天對2007—2009年間，刊載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這三本核心期刊上學術論文的研究方法進行統計分析。最終得出結論，這三本期刊上，采用量化研究的論文數占實證研究總論文數的比例分別達到45.8%、43.6%和60.6%，量化方法呈現出單調遞增的趨勢。說明量化研究，在新聞傳播中越來越受到大多數研究學者們的青睞和信任。
三、展望與未來
其實，早在20世紀20年代，源于西方的社會調查和統計的思想就已經傳入我國。隨著這么多年社會學科和新聞傳播學自身的發展，量化分析的研究方法已經得到了研究者們的普遍認同。
1、統計方法應用多樣化
對數字處理更加精確隨著量化研究方法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統計學和數學方法被引入新聞傳播學的研究中。如李春成，張少臣等對上海五所高校學生對于政府信任度進行調查，對調查數據進行多元回歸方程分析和建立結構方程模型。媒介接觸習慣和媒介評價作為重要變量，出現在最后的結構方程中。尤薇佳等對受眾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如何選擇媒介和對媒介信任度的研究中使用了偏最小二乘法對數據進行處理，從正直信任、能力信任、善意信任、交互關聯度和個人信任傾向五個維度出發，進行路徑分析，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有效通過對于外部媒介接觸條件的測量，揭示了媒介信任度這一隱變量是如何隨著媒介渠道選擇變化而變化。對于突發事件者如何選擇媒介通道和優化信息效果提供了較好的建議。此文中使用的偏最小二乘回歸（PLS），研究的焦點是多因變量對多因變量回歸建模，能在自變量之間存在多重共線性的條件下進行建模，更易于辨識系統信息與噪聲,對因變量也有較強的解釋能力。
2、量化與質化研究之爭仍未平息
【關鍵詞】媒介；媒介技術；傳播
傳播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從創建到現在，不過是幾十年的歷史，然而傳播作為一種社會性的現象則是和人類社會的產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傳者與受者兩者一樣，是作為最基本的傳播要素而出現的，它是信息傳遞和接受的手段、載體。在最初的傳播歷史中，媒介表現為語音、語言和一些簡單的符號等形式，隨著科技的發展，媒介的技術含量越來越高。隨著現代印刷機的發明，傳播第一次有了現代性的意義，開始跨越以前人類想象力的極限，擺脫了時間性與地域性的制約，使地球上每一個個體都身陷于現代傳媒的巨大旋渦之中。伴隨著工業革命的繼續發展，電臺、電視等媒介也競相躍上傳播的舞臺，并且，每一個媒介的產生，都在很大意義上影響了人類的生存境況，甚至同人類社會的變遷與文明的發展有著莫大的關系。特別是電視的發明與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這也使得媒介技術分析的現實意義迅速而明晰地凸顯出來。在媒介分析理論界中至今享有盛譽的理論大師：雷蒙·威廉斯、麥克盧漢、梅羅維茲都有著自己對獨特的理論思辯。
20世紀的最后十余年的時間里，更是科技日新月異、信息技術更新提速的年頭，數碼技術、光纖衛星通訊技術、電腦網絡技術大放異彩。在所有這些技術逐漸走向融合和協調的基礎上，世界性的因特網迅速崛起，成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嶄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國家疆界，還打破了文字、聲音、圖象等各種符號形式的隔膜，更使得個人的單向傳播（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等各個層次類型和規模的傳播走向統一。其影響的觸角也正伸向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滲透到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對于傳媒界而言，這些變化中包含著新的挑戰和機遇，對于傳播學研究界而言，這些令人激動的變化構成推動媒介分析研究的動力：一方面，要對信息傳播新技術、新媒介、新環境、新實踐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釋，離不開傳播學理論的指導。另一方面，傳播領域層出不窮的新變化，將一系列有關信息傳播高新技術同社會發展的關系新傳播研究課題擺在了學術界面前。將傳播學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相結合，從前人的成果中獲取啟示，而又追求聯系實際充實傳播學理論，這是時代賦予傳播學界的雙重任務。媒介分析作為以媒介技術為焦點、以媒介分析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的關系為核心的研究部類，正為這樣的研究提供了極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論，很多人第一個想起的名字便是麥克盧漢，殊不知，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響，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稱為“良師”。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專著《帝國與傳播》、《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中廣泛分析了人類轉播的各種形式、各種技術手段，提出了一種把傳播技術及其發展同人類社會變遷、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考察的媒介理論。比起麥克盧漢的媒介分析理論，英尼斯的媒介理論要早問世十多年。
英尼斯從20世紀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來個年頭里，他把傳播置于人類歷史運轉的核心位置進行研究，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一切文明都有賴于對空間領域和時間跨度的控制，與之相關的是傳播媒介的時空傾向性，因而文明的興起與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傳播媒介息息相關。英尼斯認為任何傳播媒介都具有時間偏向或空間偏向，也就是說，傳播媒介或具有長久保存但卻難于運輸的傾向性，或具有易于運輸卻難以保存的傾向性，前者便于對時間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紙、石頭等，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時間的媒介”；后者便于對空間的控制，如輕便的紙張，英尼斯將其稱為“偏向空間的媒介”。根據英尼斯的觀點，就這兩種媒介同權利結構的關系而言，“偏向時間的媒介”有助于樹立權威，從而利于形成等級森嚴的社會體制；“偏向空間的媒介”則有助于遠距離管理和廣闊地域的貿易，有助于帝國領土擴展，從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權但等級制度不強的社會體制。英氏還探討了媒介的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兩者之間的平衡對社會穩定的影響。他的媒介理論認為，建立在強調時間偏向的傳播手段或強調空間偏向的傳播手段基礎上的兩種不同的權威和知識壟斷——宗教的或國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國興衰的主要動力、文明興衰的主要動力。這種理論還把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視為辨證的統一體，認為一味地向時間傾斜和向空間傾斜會造成社會不穩定，一個穩定的社會離不開維護時間傾向和空間傾向間平衡地機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論最重要的一個特點是作者對科技理性的懷疑態度，盡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術發展史在文明發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從新的傳播媒介的出現中看到解決現代文明中如下重要問題的希望：如何發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質科學所釋放出來的力量向抗衡，以維持一種社會的平衡。例如，他在《傳播系統的偏向性》一書中，英尼斯對知識的機械化中所隱伏的問題作了如下的評論：“機械化強調了復雜性和混亂，它造成了知識領域的壟斷。對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這種知識的壟斷的影響，對此進行一些批判性的調查和提出批判性的報告已成為極其重要的事項。思想自由正處于被科學、技術和知識的機械化及伴隨他們的西方文明摧毀的危險之中。”也許盡管英尼斯在對待科技的態度方面的悲觀論調和懷舊情緒并不可取。但是他對現代西方文明過于強調物質科技的力量，忽視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確是每一個習慣于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所必須尊重的。
假如說英尼斯是將媒介技術與人類文明發展史聯系起來進行思考的先驅，那么麥克盧漢則是繼續開拓這一領域、并在傳播學領域研究中確立以媒介技術為焦點的研究傳統的關鍵人物。麥克盧漢提出的媒介理論以其一系列大膽新穎的論點，迅速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重視，非但如此，他還在美國媒體與大眾之間掀起了一陣麥氏風暴。
麥克盧漢最為重要的一個論點應該是“媒介即訊息”，這即是麥克盧漢與另一學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書名，也是其媒介理論的發人深思的主題。麥氏從功能和效果兩個方面闡述了“媒介即訊息”的論點。首先，麥氏從媒介技術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內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內容”總是另一媒介。“言語是文字的內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內容一樣。而印刷則是電報的內容。如果有人要問，‘那么言語的內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說，‘它是思想的實際過程，這本身就是非言語的’”。此外，麥克盧漢還從媒介技術的社會影響、效果的角度賴理解“內容”，認為一種新的媒介一旦出現，無論它傳遞的是什么樣的訊息內容，這種媒介本身就會引發社會的某種變化，這就是它的內容，也就是它帶給人類社會的訊息。
麥克盧漢另一個重要的觀點就是其“媒介是人體的延伸”理論。他把媒介技術比作人體或人類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傳播技術會影響人類感覺的組織。例如，文字與印刷媒介是視覺器官——眼睛的延伸，廣播是聽覺器官——耳朵的延伸，而電視則是全身感覺器官的延伸。麥氏根據人類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傳播方式手段的演變，把人類社會分為三個主要時期：口頭傳播時期、文字傳播時期以及電子傳播時期。在每個時期，人類感官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維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點。與此相應的是部落文化、脫離部落文化和重歸部落文化。他認為人的感覺需要平衡，任何一種感覺一旦占據主導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覺的作用被人們所疏遠，這樣的個體不會是健全的。而新興的電子傳播時期，將會使人重新走向和諧，使人的各種感覺重新達到平衡狀態。另外，麥還有關于“冷媒介、熱媒介”的理論。
二人把媒介技術置于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大背景進行考察，強調媒介技術本身的作用，在傳播學研究中開創了以媒介技術為焦點的新的研究傳統。這是此二人學說的重要歷史地位。但是，他們的理論也存在著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術決定論的悖論。他們的媒介理論都失之于過分強調媒介技術的作用，把媒介描繪稱導致社會變動的最大動力。從而被學界批評為陷入唯技術決定論的極端。這是我們在閱讀他們的著作，吸取其精華思想時所必須警醒的。除此之外，兩人在寫作中，常常對一些基礎的定義未作明確的界定，而為了追求一種夸張的風格造成了思維邏輯上的混亂。這一點也同樣需要讀者加以注意。
與此二人形成鮮明反差的是英國著名學者，西方批判學派中的社會文化學派的理論先鋒、西方的文化批評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畢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眾傳媒研究是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個生活方式的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首先，他認為，對媒介文化研究要運用一種整體的、歷史的、動態的觀點。其認為，文化現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會現象緊密聯系的一部分，它們的變化牽涉到所有社會現象包括內在結構的變化，是一個永不停止的運動過程，“在任何時候，它都即包括對現代的反應，也包括對歷史的延續。”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會制度聯系在一起，試圖探詢文化制品與社會制度之間的關系。這可以從他以下觀點看出來：第一，強調社會傳播過程就是意義和定義在社會上建立并且歷史地演變的過程，強調傳播和社會制度機構、習俗之間關系密切。第二，指出大眾傳播的商業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噓的那樣是自由的大眾傳播模式，而是一種實際上由商業系統控制社會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現象的復雜性以及傳媒文化中的種種問題的社會性。他反對非此即彼的簡單兩分法去看待社會文化問題，大眾文化中存在著內容低劣等問題，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張把他們看作社會問題，其背后有著復雜的社會原因，這其中包括：對過去真正的通俗文化傳統的蔑視；作為人類文化偉大成就的偉大文化傳統又被搞成少數人的獨占；投機商們的乘虛而入。
對于傳媒科技發展與社會關系這一問題，威廉斯批評了傳播界占有顯赫地位的兩位大師的理論，一是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式，二是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威廉斯對拉斯韋爾的傳播模式頗為不滿，他認為這一模式遺漏了對真正社會與文化過程至關重要的“意向”問題，如果忽略了為什么目的而傳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會與文化過程。這涉及到傳播過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問題。他進一步指出，西方傳媒的真正意向常常與有關當局公開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區別，并與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會過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區別。只有對意向的正確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傳媒的內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幾個方面對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提出了自己的批評，首先，他認為在麥氏的媒介理論中，實際上見不到社會的蹤影，它絲毫不能解釋不同的媒介特征與特定的歷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間的相互關聯。麥氏的理論雖然關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們臆斷地指派給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麥氏的理論不但認可西方社會與文化的現狀，而且尤其認可這種社會文化狀況的內在傾向。也就是說，它缺乏對西方社會與文化狀況及其發展趨勢的理性批判，最后，麥的理論中還存在著嚴重的邏輯混亂的缺陷。
在提出對這兩者進行批評的同時，威廉斯也談到了自己對媒介文化意向與社會科技發展關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術的創造與發展都是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類實踐，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卻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許多情況下，技術往往產生原先并未預料到的使用情況與效果，他們也是對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決定是一個過程，一個牽涉到整個現實的社會過程，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
總之，媒介技術是媒介發展的一個重要層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傳播方式的變革，從而導致社會本身巨變。所以媒介技術不僅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定義，其蘊涵的社會含義值得更多有識之士對其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參考文獻】
【關鍵詞】新聞學；傳播學；國際新聞傳播；國際傳播
一、國際傳播研究的現實狀況
國際傳播是一個年輕的、正在發展的、充滿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現實性的新興學科。
從國際方面看：國際傳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國。60年代末，國際傳播作為一個學科在美國開始得到了承認。1971年，位于華盛頓的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率先開設了國際傳播的碩士學位課程。70年代，國際傳播研究走向國際化。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推動下，成立于1957年的聯合國下屬的教科文組織國際大眾傳播協會，于1978年設立了國際傳播分會，作為其12個分會之一。隨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先后組織出版3本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1981）、《世界交流報告》（1989）和《世界傳播概覽——媒體與新技術的挑戰》（1997）。1994年，國際傳播分會開始出版自己的會刊《國際傳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開一次的國際大眾傳播協會的近幾次會議上，國際傳播成為最熱門的論題之一。
與此同時，民間的研究自80年代以來方興未艾。在我們不完全的資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國際傳播的書目就有十數種。如：《組織中的國際傳播》、《國外新聞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與世界傳播：國際關系的新領域》、《二十世紀的國際新聞播報》、《傳播的國際百科全書》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國際傳播中的現實議題》、《全球新聞業：國際傳播的歷程》、《資本主義與傳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經濟》、《超越國家：90年代的國際傳播》、《國際傳播與全球化：批判導論》等（以上見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書目）。筆者發現，國際傳播的研究以美國領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國。這一點顯然與美國是一個國際傳播大國，掌握了世界傳播信息量中相當大的比重有關。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體集團中，美國就占了5家。
從國內方面看：在我國，國際傳播的研究可以說剛剛處于起步階段。1982年傳播學才通過著名傳播學者施拉姆介紹到中國。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召開了第1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5年復旦大學成立了高校第1個傳播學研究機構“文化與傳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黃山召開了第2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進行了第一次社會輿論調查。經過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廈門召開的第3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確定了傳播學本土化的方針，1995年在成都召開的第4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拓開了傳播學更廣闊的研究領域，1997年中國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對傳統學科體系進行調整，傳播學開始被并入原來的一級學科新聞學，稱新聞傳播學，下設新聞學和傳播學兩個二級學科。在傳播學20年的引進、介紹、研究和本土化、實用化過程中，國際傳播是發展最晚的一個分支領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個高校和研究所成立專門的教學與研究機構。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傳播研究所等幾家為主的格局。在國內傳播學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關國際傳播方面的論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們查到的國內以國際傳播為題的中文書只有3本，一是北京廣播學院院長劉繼南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論文集》（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院長蔡幗芬教授主編的《國際傳播與對外宣傳》（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譯著，即美國羅伯特·福特納的《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及控制》（華夏出版社2000年）。有關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經初步分析，我們發現，這其中，從大的方面講，北京廣播學院國際傳播學院的研究集中在國際關系與大眾傳播、對外宣傳與國際關系及對傳播學的譯介方面，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集中在對策論、國外輿情分析、焦點問題報道等實用化內容方面。該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輿情分析報告并成立了陽光論壇，建立了自己的網站。
筆者認為，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傳播學研究還存在許多弱點，大致說來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術化。所謂玄化是指在傳播學的介紹、引進過程中偏重引經據典、直譯許多國外名詞而缺乏對文本的中介轉換，造成概念混亂，這種做法顯然不利于這門學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則表現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學科邊界，不限定學科內容；而是把一切現象都往傳播學里面裝，似乎一切人類文化現象都是傳播現象，一切跨越了國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國際傳播，結果使研究目標無法鎖定和深入。空化是我們過去政治化研究傳統的延續，在缺乏實證研究、量化研究、具體研究、微觀研究的基礎上空發議論，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種哲學理論，結果背離了研究的科學精神。術化則集中于對策研究，一切以實用化為目的。當然，如果的的確確搞“術化”，那應該是先基礎（術）、再理論（學）再運用（學術），但實際上這個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從樂觀一面看，盡管存在許多弱點并且剛剛起步，但國際傳播學仍然是一個充滿希望和前途的新興學科。恩格斯告誡我們，“歷史過程中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一旦社會上產生了某種需要，那將會比10所大學都更能推進研究的深入。國際傳播發展的兩大背景是人類社會的全球化和民族國家化、以及大眾傳播的興起和傳播分化。這決定了國際傳播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已經而且必將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所以對國際傳播學進行深入研究是時代的任務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國際傳播學的學科來源
國際傳播并非無本之木。其學科來源，大約有3個方面。
國際傳播來源之一是傳播學。傳播學是一門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發展的新興學科。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中，有關傳播學的英文著作就達4000多種。從體系上看，傳播學研究包括傳播定義，人類傳播史，傳播符號、過程、結構，傳播方式和媒介，傳播受眾和效果，傳播制度與控制，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傳播學流派等內容。傳播學本身就是來源于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新聞學等多種學科的一門新學科，在發展的過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元素。從理論上看，現在形成了注重研究過程、以實證為特點的美國學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論批判為重點的歐洲學派。傳播學與國際傳播的契合點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學者鶴木真曾把國際傳播定義為“以國家社會為基本單位，以大眾傳播為支柱的國與國之間的傳播”。另一個日本學者生田正輝更是直截了當地指出“國際傳播的首要特征，是它與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它是一種由政治所規定的跨國界傳播”。由此而來，國際傳播研究的重點在于國際傳播內容的價值問題、信息與問題、文化霸權問題、信息全球化及國際信息秩序問題等方面。這些課題對國際傳播中的宏觀問題和理論問題賦予了較大的注意。
新聞學是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二。它發韌于報刊出現后的18世紀，在19世紀末新式新聞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紀上半期出現了種種有巨大影響的新聞學理論，20世紀50年代以后又開始融入了大眾傳播學，形成了新聞傳播學。新聞學包括新聞學理論、業務和新聞傳播史三部分。作為應用學科，新聞學的業務部分是一個更龐大的學科分支，大大多于、強于其理論部分。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在于新聞的業務實踐從一開始就包括國際新聞部分。
然而，筆者所見，國內學者包括新聞界對國際新聞的認識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現象。國際新聞似乎是指與國內新聞相對的那部分內容，即屬于“國際方面的消息”那一類。同時，面向國外的新聞報道及其他傳播活動則被看作是對外宣傳。其實，從國際傳播的角度來看，國際新聞應該指跨越了國界的新聞，并不僅僅是來自國外的新聞，也不僅僅是對外宣傳，而是雙向互動的新聞。
從歷史上看，在新聞報道的內容中，國際新聞從一開始就占據了較大的比重。大眾報刊興起后，國內新聞、地方新聞逐漸奪走了國際新聞的地盤。但是即使在新式新聞到達頂峰的19世紀末的美國，國際新聞仍然穩定地占據著相當大的新聞比重。隨著20世紀初世界體系的形成，國際新聞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有時稍有增減。按照傳播學的觀點，國際新聞，實際上屬于國際傳播范疇；而且可以說，國際新聞是國際傳播的主要組成部分。對國際新聞的認識，是國際傳播學出現的基礎。在新聞史中曾出現過政黨報刊、言論紙向大眾報刊、新聞紙轉變的過程，在國際新聞傳播的歷程中也同樣遵循這樣一條軌跡。在新聞史早期，國外新聞報道主要發生在民間（即傳播者主要為民營辦報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競爭的激化，國家開始成為國際新聞的重要傳播者，國際新聞開始明顯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實用性。這時國際新聞的首要特征就是宣傳。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各國主動認識并開始運用國際新聞進行宣傳的重要時期。一戰以后特別是二戰之中，這種認識和運用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冷戰時期，這一傳統得到了延續。到了20世紀末，國際新聞的宣傳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減弱。
總之，國際新聞是新聞學與國際傳播的結合點，其重要特征表現為政治性和實用性。英國新聞界泰斗北巖勛爵曾任英國一戰時期對德宣傳總監。傳播學的創始人拉斯韋爾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一書。早在1931年出版的關于國際傳播的兩本書《國際傳播：美國的態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國際傳播：語言問題論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對外宣傳問題。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國際傳播》專著的臺灣學者李瞻本人也是一個新聞史學家。由于國際新聞只是新聞中的一個現象，對外宣傳是一個實際操作問題，加之新聞學本身又是一個實用性的學科，所以在新聞學的論著中，鮮有詳論國際傳播者，有的也只是強調其宣傳功能。所以從新聞學演化而來的國際傳播研究，其側重點主要在“術”的研究，即宣傳技巧、效果以及對策研究。但是按現在我國的學科分類，國際傳播要在新聞學和大眾文化事業中去查找，這雖能表明國際傳播與新聞學的淵源關系，但嚴格說來這種學科界定并不科學，也不太符合現實需要。
國際傳播的來源之三是國際關系學。國際關系學最早就是國際政治學。一戰以后政治學由傳統的歷史比較分析轉向現實主義政治，于是國際政治學逐步轉化為國際關系學。20年代后，現實主義政治學占據了主流。二戰后，行為主義政治學開始濫觴，國際關系學也在這個過程中發展起來了。國際關系學包括國際關系史、國際關系現狀及控制、國際關系理論等幾個方面。國際關系學是一門“能夠幫助人們理解、預見、評價乃至控制國家間關系和國際現狀”的學科。它包含兩個研究層面，一是雙邊和多邊層面的國際關系，二是宏觀國際關系體系。國際關系學關注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家作為國際基本行為體的利益、力量、外交戰略，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關系的體系與結構、動力與控制及演變和預測等。國際傳播在國際關系的微觀和宏觀層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國際關系學者是在60、70年代開始從國際關系角度進入國際傳播領域的。這一時期行為主義在國際關系學中占據了主流地位。行為主義試圖從可觀測、可控制的國家行為出發，建立一種“精確”和“科學”的國際關系學。創造了國際關系學分析模型的美國學者卡爾·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國家外交決策系統和國際一體化的控制系統，其中大眾傳媒和民間輿論傳播的通訊交換和控制在這一模型中占據重要地位。羅伯特·諾斯則在國家間信息傳遞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內容分析和決策心理分析理論（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謂內容分析是總體分析，就是通過對大量的國際信息進行數據化處理和分析，直觀地把握國際體系；所謂決策心理分析則是個體分析。理查德·梅里特著重在國際傳播的過程和內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為體、非政府行為體和文化交流在內的國際傳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來，一些學者進行了不少媒體與外交、輿論與對外關系的專題研究，創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領域。當然還有一些學者試圖從大眾傳播和國際關系這兩個不同的學科角度來搭建相互關系（如臺灣學者周莉音《國際關系中國際傳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總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論貫通性的感覺。在近年來從國際關系學角度進行的國際傳播的研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在國家行為個體、國家力量及力量顯示方面，有人認為傳統的國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僅僅集中在基本實體、經濟能力、軍事實力和貫徹目標的意志力幾個方面是不夠的；應該而且必須加上國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擴散及控制，因為信息能力也是一種重要的國家力量。二是在國際關系整體及全球化問題方面，有人認為必須加入國際傳播因素。在當代的國際關系體系中，如果缺乏國際傳播體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為國際傳播體系也是國際關系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從國際關系角度出發研究國際傳播，能為我們從理論和實際、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理解國際傳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幫助。
從以上國際傳播的3個學科來源看，國際傳播是一個交叉性的學科，它與上述3個學科都有淵源關系，又不完全直屬于其中任何一個。其多學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當代社會科學綜合化與學科分化的一般趨勢。
三、深化國際傳播研究的思考
對于深入推進國際傳播學的研究，我們認為至少有4個方面的工作要做：國際傳播的本體論研究、國際傳播史的研究、國際傳播“術”（技巧）的研究及國際傳播學科體系的理論研究。
國際傳播本體論要解決國際傳播是什么的問題，也就是國際傳播的定義問題。我們可以說傳播學研究“社會信息的傳遞和信息系統的運行”，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研究“國際間社會信息的傳遞和系統運行”?我們可以說新聞學研究“對新近變動事實的傳播”，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對新近變動的國際事實的傳播”，或者說是“對新近變動的事實的跨國傳播”?我們可以說國際關系學是研究“國際關系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說國際傳播是研究“國際傳播體系的運行和演變規律”?應該說上述說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準確地反映了現實。
在傳播學的體系建立過程中，美國學者拉斯韋爾提出的5個W的體系模式很有創建性，為傳播學界所廣泛接受。但實際上國際傳播在每個W的具體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傳播者方面，有人認為應該主要是指國家或國家的組織，有人認為還應包括國際組織、跨國公司和有影響力的個人，還有像梅里特，則提出了三元模式。在傳播內容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國際新聞的傳播，有人提出政治、經濟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還有人則認為應該包括一切信息。在傳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認為主要是指大眾媒介，而且重點是電子媒介；有人則認為應包括人際交流的一切方式。在傳播受眾方面與在傳播者方面存在的問題一樣，有人認為應該有特定的傳播對象；有人則認為凡是面向國際社會的傳播都是國際傳播；而所謂國際社會，就是沒有國界的社會。與上述諸方面相比，可以說國際傳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樣在這一方面，“公共領域”理論、制碼解碼理論、“議程”設置理論、“文化霸權”理論都在大行其道。很明顯，只有對上述的分歧和爭論進行梳理和明確化，才能建立對國際傳播的本體論認識。
國際傳播史是對國際傳播進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礎。史學的最大特點就是其綜合性。恩格斯說過，我們只知道一門科學，這就是歷史學。一切現代社會科學都是從歷史學中分離出來的，一切現代學科的建立都離不開對該學科所探討的社會現象的歷史考察。對國際傳播的歷史考察也是我們必須做的工作。而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顯的缺陷。例如關于國際傳播的起源，有人從國際關系學角度出發，認為國際傳播始于16、17世紀近代國家的出現和國際關系的起源，這種說法忽略了傳播業的內在發展。有人從媒介發展的角度看，認為國際傳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訊社的成立和電報的出現（李瞻《國際傳播》1984，福特納《國際傳播：全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2000），這種說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報刊的作用。還有人則從國際政治角度考察，認為國際傳播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各國的戰時宣傳，這種看法顯然比較狹窄。在眾多新聞史著作中，有關國際新聞史和國際傳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視，往往被擠在對外宣傳的角落。實際上，考查國際傳播史的起源與發展應考慮其本身內在的規律，并應綜合社會相關因素進行綜合研究。
教育是“教”和“學”的結合。教師把知識傳遞給學生，學生要成功接受知識，教育才是成功的，知識的傳播才是成功的。由此可見，課堂傳播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傳統的大學英語課堂注重了“教”，而忽略了“學”，所以課堂傳播是不成功的。這種直線性的單向傳播被稱為“香農—韋弗”傳播模式，這是由信息論創始人、數學家克勞德·香農和他的同事沃·韋弗于1949年提出的。這一模式最早用來解釋電報通信過程中的傳播模式，適用范圍逐漸擴大，包括用于教育教學研究。這一模式的優點在于它包含“噪音”因素，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指影響學生接受知識的干擾因素，比如生詞的出現、社會文化背景過于陌生、多媒體的不恰當使用等。根據《要求》的精神，理想的大學英語課堂應該以學生為中心，學生接受教師的信息之后，將教學效果和教學評價反饋給教師。教師和學生都是課堂教學的參與者，都發出信息，也都接受信息。這種雙向傳播符合美國傳播學創始人威爾伯·施拉姆的大眾傳播學理論。他認為，受傳者都屬于一定的社會群體，他們在接受和傳播該信息時會受到其他群體成員的影響，信息傳播是雙向循環的過程，每個成員既是傳播者又是受傳者。
二、提高大學英語課堂教學傳播有效性的策略
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陸續有傳播學者針對教育教學展開研究。90年代初期，已有一些教育傳播學的教材與論著問世。教育傳播學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近年來，課堂教育傳播模式與效果成為教育傳播學研究的核心問題。那么，基于對大學英語課堂傳播模式的分析，如何利用傳播學理論，來增強大學英語課堂教學傳播的有效性呢？從傳播因素的角度來看，傳播活動是從傳播者開始的，要想增強傳播有效性，就要先提高傳播者的素質。首先，教師是大學英語課堂的行為主體，教師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較高的學術水平能夠保證其傳播的信息具有一定的價值和權威性。其次，教師要和學生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體現教師對學生的人文關懷，學生對教師不反感、不排斥，才有興趣配合教師的教學活動。再次，教師在備課的同時，也要“備學生”。傳播心理學表明，信息接受者往往根據自己的經驗范圍，包括知識、經驗、立場、歷史文化知識來接受信息。所以教師要把學生的經驗和興趣融入到教學中，擴大師生的共同經驗范圍，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從傳播效果理論分析，首先，認知一致理論認為人在認識過程中主動尋求平衡和一致，如果某人的觀點與其他人不一致時，他有壓力形成新的觀點，達成一致。在大學英語教學中，一部分學生能夠成功接受教師的信息，而另一部分學習基礎薄弱、理解能力較差的學生不能在相同時間接受信息。后一部分學生通常會感到緊張，有的會加快步伐，追趕上其他學生；有的則出現放棄或者逃避的念頭，表面看起來接受了教師的信息，其實則不然。這就要求教師不能“點對面”地教學，而應該采取“點對點”的教學方式，把握每一個學生的學習基礎和理解能力，讓所有學生不僅接受信息，還要理解好信息。在大眾傳播學中，議程設置指大眾媒介加大對某些問題的報道量或突出報道某些問題，能影響受眾對這些問題重要性的認知。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教師承擔著設定議程的責任，比如，哪些內容該講，哪些內容不該講，哪些內容要重點講，哪些內容要簡要講。大學生的思想已經比較成熟，教師帶領學生學習“議程”時，要鼓勵學生進行討論、演講等自主學習活動，提高課堂活動的效率和可控性。傳播媒介是傳遞信息的載體，合理使用傳播媒介是達成有效傳播的基礎。在大學英語課堂中，教師傳遞的信息是英文，這對母語是漢語的學生來說是具有難度的。在這種情況下，教師更應該科學利用傳播媒介來輔助教學。在教材的選擇上，既要有基本功的訓練，又要注重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人文素養；在電子課件的設計上，要做到條理清晰、重難點突出、生動活潑，充滿感染力和現場感；在多媒體設備的使用上，教師要多操作、勤練習，熟能生巧。
三、結束語
1.提升教師雙語能力。目前國內大部分傳播學課程教師都是國內新聞院校培養的碩士、博士，教師的口語水平與雙語教學的要求之間存在差距，教師雙語水平亟待提升。考慮到傳播學課程的特殊性質，應該優先培養傳播學雙語教師。要鼓勵教師積極練習口語，學習專業英語，閱讀英文經典原著。學校應該鼓勵和資助教師海外學習，送其出國培訓進修。建立激勵機制，將翻譯作品納入職稱評定和考核獎勵制度，鼓勵教師積極學習專業英語，提升其專業英語水平。
2.雙語教材建設。目前國內已有少部分國外原版教材，但還沒有雙語教材。原版教材與國內教材相比有諸多優勢，但是，學生接受上有一定困難。應該對英文教材進行本土化改革，建設既與國際接軌，又符合中國語境的高水平雙語教材。在教材建設上，可以循序漸進、因校制宜，在起步的時候可以采用高質量的經典翻譯教材，教師可以編寫一本針對教材的專業詞匯手冊；然后建設雙語教材，教師可以編著雙語教材或講義；最后，采取外國原版教材，在學生具備一定的專業英語基礎上，讓學生接觸原汁原味的經典原著。
3.教學大綱設定。筆者結合長期的傳播學課程教學實踐，結合西方經典傳播學著作和中國的語境，制定了雙語教學大綱。一般來說，傳播學為3學分、48個學時，上課時間為16周，中間結合課程進度和授課內容開展兩次課堂討論，具體可見右表。
4.改革考核方式。傳播學雙語教學培養學生對傳播學理論和概念的把握，以及使用傳播理論分析傳播現象的能力。所以，應該改革成績評價和考試制度，建立科學評價方法，開展多角度、多層次的評價，不完全依賴測試分數，平時注重學生表現，考察學生發現、分析和解決社會熱點傳播問題的能力，提升考核的合理性和科學性。
5.外部環境建設。應該重視利用和整合各方資源，建設校園雙語教學氛圍，輔助開展雙語教學。開展校內外合作，在校外，與外資企業和英文媒體合作，組織學生參觀其工作流程，與員工交流；在校內，鼓勵學生選擇一些英語選修課，請英文系教師舉行專題講座；配合傳播學雙語教學開設相應選修課程，培養學生接受雙語教學的興趣；充分發揮校園媒體、電教中心、網站的作用，播放英語新聞、歐美電影，全方位、立體式地對學生進行英語熏陶。
二、傳播學雙語教學的方法
1.國際視野、本土關懷。雙語教學并不意味著用英文將傳播理論簡單地翻譯出來，或者朗讀、背誦英文原文。采取中英文授課的傳播學雙語教學，要求教師必須具有國際視野，同時要有本土關懷。這要求在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中，要超越所處語境，放眼世界，在全球背景下來考察傳播現象和活動，追蹤傳播學在世界范圍內的研究焦點和動態。鼓勵學生獨立思考，運用嚴謹的事實和邏輯判斷，集思廣益，提升傳播學教學和研究的質量。
2.開展雙語互動。教師應該營造寬松的學習氛圍，開展對話式討論，可以進行分組競爭，小組代表發言，小組之間和小組內部互訪與討論。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開展雙語互動討論。在講授語言上，力所能及地使用英文，制作英文教案和課件，用英文解釋傳播學概念和理論；教師使用問題探究法，提出英文問題，讓學生英文作答；采用現場教學法，模擬英文會話場景。采用任務驅動法，讓學生查找和閱讀英文文獻，學生分組討論，用英主題報告等等。
3.采用雙語案例教學法。傳播學雙語教學可以借助國內外傳播中大量的熱點問題、具體事件和現象等，圍繞事實，引導學生進行多角度分析。使用雙語的教學案例，能讓學生對傳播理論和傳播現象有更清晰透徹的理解，起到觸類旁通、以點帶面、學以致用的學習效果。可以要求學生用經典傳播理論分析和評價某一社會現象。比如用“議程設置”理論分析美國媒體的伊拉克戰爭報道，用“沉默的螺旋”理論分析社會輿論，用內容分析法和刻板印象等來分析國外媒體中的中國形象。
4.運用雙語多媒體等教學手段，充分利用網絡教學平臺。由于雙語教學短期內不符合學習習慣，較為抽象和疏離，這就需要借助豐富的多媒體輔助教學手段，制作圖文并茂中英文對照雙語課件，充分發揮英文圖片、聲音、視頻等的聲畫效果，讓學生直觀地了解相關概念和理論。要充分利用網絡教學平臺，可以將一些課件、視頻、文獻供學生參考，給學生提前預習和復習的時間，提高上課討論的效率。可以在課間播放帶有英文音頻、帶有英文字幕的視頻，讓學生體驗和感受西方文化，訓練學生的專業聽說能力。
5.重視課前和課后環節。在課前，教師要深入了解學生的外語水平，確定傳播學雙語教學的難度，增強雙語教學的針對性，做到因人施教，讓學生閱讀經典文獻，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提前發放一些英文經典文獻，囑咐學生做好課前預習，以便在課堂上熟悉教師講課內容，并發表自己的看法，進行討論和辯論。課后要求學生做好復習，及時復習已有知識，加強同學之間的課外交流，布置研究英文課題或者作業，讓學生通過搜集相關知識，并用英文歸納整理，在課堂上用英文講解，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三、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