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19 05: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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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十八世紀晚期,歐洲制瓷業,華瓷外銷
陶瓷作為我國古代一項重要發明,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伴隨著我國人民同外界的接觸,開始了向海外的傳播。我國陶瓷的外輸始于漢晉六朝,發展于隋唐宋元,鼎盛于明中期至清中期,海洋交流區域逐步從東亞島弧擴展到印度洋兩岸、乃至大西洋兩岸,瓷器成為古代世界“中國制造”的標志產品。18世紀晚期是清代陶瓷貿易的轉折期,自該時期起,中國陶瓷外銷趨于低迷,外銷對象和區域也發生很大變化,在瓷器貿易方面歐洲市場不斷萎縮,而新興的美國代之而起,東南亞和非洲等地區已廣泛淪為殖民地,其經濟受到西方殖民者的控制,對華瓷的需求量也有所下降,而對大宗的華瓷運輸銷售則基本掌握到殖民者手中。本文試在考察該時期華瓷外銷狀況的基礎上,探究這一時期華瓷外銷發生變化的原因。
一、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中期華瓷外銷狀況
十九世紀以前,中國陶瓷長期占據著世界市場歐洲制瓷業,因為我國制瓷技術歷史悠久,人民在上千年的實踐中練就了高水平的陶瓷工藝,對其生產技術的保密措施也做得較好。華瓷貿易的繁盛期是明中期至清中期,1715年英國在廣州開設了第一個陶瓷貿易機構,法國、荷蘭、瑞典等國在1728年之后也紛紛設立類似機構,這為華瓷的外銷奠定了有利基礎。據粗略統計,“在十七世紀的八十年間僅荷蘭東印度公司就運出景德鎮等中國瓷器1600萬件。僅在1684到1791年東印度公司壟斷了華瓷的進口,約有2.15億件華瓷被運到英國。1700年東印度公司的船只在歐洲的港口一天就卸下146748件景德鎮次等華瓷,1729-1794年,僅荷蘭東印度公司便運銷景德鎮等華瓷大約4300萬件。1750-1755年間歐洲實力一般的瑞典東印度公司進口華瓷1100萬件,1760年丹麥第三貿易公司的華瓷訂單有3284054件。”[①]可見該時期華瓷外銷規模之大,該時期瓷器貿易的主要市場是歐洲。華瓷的精美實用和其價格的競爭力使它在歐洲市場占有優越地位。
1、華瓷在歐洲市場的萎縮
清前期華瓷大批向歐洲出口,擴大了華瓷的國際市場,這也極大的促進了華瓷的發展,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華瓷經歷了近三個世紀的對歐出口后,華瓷在歐洲的市場不斷萎縮。我們可以從十八世紀歐洲及荷蘭定制華瓷的情況看出這些變化。(詳見下表)
年代
盾徽瓷數量
1710一1720
19
1720一1730
96
1730一1740
114
1740一1750
192
1750一1760
299
1760一1770
145
1770一1780
159
1780一1790
144
1790一1800
95
1800一1810
9
關鍵詞:美國國際貿易 垂直分工 中間品 跨國子公司銷售
一位理性的全球趨勢觀察家會認為以下陳述似乎是相當合理的:中間品貿易作為總貿易額的一部分正在增長,部分原因是全球外購顯著增長1;作為總出口額的一部分,加工品出口正在減少,服務出口正在增長,因為作為gdp的一部分,加工品產量正在減少,服務產量正在增長;由于貿易壁壘一直在減弱,出口作為服務國外市場的手段與跨國子公司銷售相比,正變的越來越重要。
我們發現在數據中并沒有體現出這看似合理的,或者甚至是傳統的常識。事實上,作為總貿易額的一部分,美國(或其它經合組織(oecd)國家)中間品貿易并沒有增長。而且,加工品出口繼續顯著增長,服務出口并沒有明顯的趨勢。最后,出口與跨國子公司銷售以非常相似的比例在增長。
進而,我們可以很自然的認為傳統的常識是錯誤的。我們發現根據“垂直分工”的增長更容易理解這些數據——商品在多個國家分階段生產,每個國家負責商品生產程序的某些階段,然后將處在生產程序中的商品出口到下一個國家。這個現象自然而然地成為全球化及美國貿易近來趨勢的主要特征。
一、垂直分工
要清晰的認識美國的國際貿易,我們首先要精確地定義垂直分工。
在垂直分工下,國家被有順序地連接起來生產商品,每個國家專門用于商品生產程序的個別階段。我們著重于這種順序連接的一個特性:一個國家為了生產商品而進口的中間品,或者出口到另一個國家的處于生產程序中的商品。
為了進一步明確垂直分工的概念,hummels, ishii和yi提出了垂直分工發生的三個前提條件:
1.商品的生產有著多樣的、有順序的階段。
2.兩個或更多國家在商品的生產程序中提供增加值。
3.至少一個國家必須在商品生產中有進口投入,所得的某些產出必須出口。
二、 美國貿易中間品
中間品的定義并不惟一,因為這些商品是根據它們的用途或功能來定義的,而不是固有的性質。例如,面粉和輪胎,是這類商品的經典教材,根據它們的用途,它們既可以是中間品,也可以是最終產品。
中間品進口的子集——那些進口的用于生產出口產品的中間品,作為貿易的一部分在過去的30年里一直在增長。小一些的經濟體,如丹麥和荷蘭,垂直分工的水平趨向于更高,而更大一些或更獨立的經濟體,如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趨向于更小的份額。
三、 美國加工品出口與美國服務出口
美國的加工品出口,從1970年50%增長到2000年的59%,其中大部分的增長是在近十年發生。而美國的服務出口,從1970年開始基本沒有變化。最近的15年的數據表明,美國的總出口服務和總進口服務份額沒有增長,仍在28%和17%左右,這說明加工品繼續在美國貿易中顯著增長,而服務卻沒有明顯的趨勢。
于此同時,我們還注意到一組相關數據:美國總gdp的加工品產業份額從1970年的24%穩定地減少到2000年的14.5%。同期美國gdp的服務份額從1970年的44%增加到2000年的54%, 與加工品減少的幅度相同。
為什么加工品出口顯著的增加,而加工品gdp在減少?關鍵的原因在于垂直分工以及垂直分工貿易如何在官方統計中進行估量。上面的數據表明加工品(及其它商品)貿易與服務貿易在以不同的方式進行估量,這就掩蓋了服務貿易在顯著增長的事實。
四、 美國跨國公司的國外子公司與美國出口
一家美國公司有兩種方式服務國際市場。它既可以出口,也可以“跨國”:通過建立國外
子公司或海外子公司,然后在當地銷售。跨國公司理論指出有很多潛在力量影響著公司的決策,包括規模經濟的程度;運輸費用的大小;關稅稅率及其它的貿易成本;國家之間具備的生產要素差距,以及產品技術中生產要素影響強度的不同等。
美國的海外銷售被分成四類:商品出口、服務出口、國外子公司的商品銷售以及國外子公司的服務銷售。從1986年和2002年的海外銷售總額可以看出,出口分別占了美國海外總銷售的30%和28%,并且在這15年期間,出口和跨國子公司銷售以近乎相同的年增長率不斷增長。
對比商品出口和服務出口我們可以看到,商品的海外銷售比服務的海外銷售大幾倍。以2002年為例,商品海外銷售是服務海外銷售的四倍多。然而,這個比例隨著在時間慢慢降低。近年來,國外子公司的服務銷售在四個類別中增長的最快,在1986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增長10.7%。
跨國公司理論強調規模經濟之間“接近集中”交易,一方面,要求所有的生產在一個地方,另一方面,生產地點與每個市場都接近,這個理論暗示著如果貿易壁壘削弱,出口應該比國外子公司更加受到追捧。然而事實卻是在出口和進口壁壘降低的情況下,美國跨國子公司銷售幾乎與出口以相同的速度增長。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美國出口中日益增加的顯著部分并沒有直接進入到外國市場,而是轉而進入到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中,在商品進入市場之前參與進一步的生產。為了進一步的加工,美國跨國公司出口越來越多的商品到國外。在這一過程中垂直分工的本質在過去的一段時間里造就了出口和國外子公司銷售之間的互補關系。而且,垂直分工的趨勢意味著互補關系將繼續存在。
五、 總結
本文通過考察中間品貿易、服務和加工品出口貿易以及美國跨國子公司銷售中的美國貿易趨勢,分析了關于美國商品和服務市場全球化的一些事實。最終我們指出了垂直分工在解釋這些事實中起到的作用:
(一)作為總進口的一部分,中間品在過去的30年里沒有顯示出上升的趨勢,而垂直分工的中間品卻顯示出上升的趨勢。
(二)作為總出口的一部分,美國加工品出口一直在增長,但其作為總gdp的一部分卻在減少。原因在于垂直分工使服務出口在官方數據上與加工品出口相比估計值過低。當把兩組數據按相同的原則修正后,我們發現服務出口在不斷增長。
崇達技術(下稱“公司”,002815.SZ)的主營業務為小批量板的生產與銷售,公司主要產品為小批量板,產品類型覆蓋HDI板、背板、厚銅板、軟硬結合板、埋容板、高多層板、立體板、鋁基板、高頻板等,可一站式滿足客戶對多品種、小批量板產品的需求。公司產品廣泛應用于通信設備、工業控制、醫療儀器、安防電子、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領域。80%左右的產品外銷到美洲、歐洲、日本、亞太等國家及地區。
成功開拓海外市場
國內具有一定規模的專業小批量板廠較少,崇達技術是國內小批量板行業的領先者。
根據NTI的2012年-2015年全球PCB百強企業排行榜,公司在全球PCB企業中的排名分別為第74名、第65名、第62名、第52名。公司分別獲得2012年(第25屆)、2013年(第26屆)、2014年(第27屆)和2015年(第28屆)中國電子元器件百強企業第35名、31名、28名和19名。
2013年-2015年及 2016年1-3月,公司營業收入分別為124576萬元、159086萬元、175694萬元和48021萬元;凈利潤分別為11970萬元、27353萬元、30088萬元和8510萬元。均實現了持續較快增長。
公司在滿足客戶多樣化需求、快速交貨方面,形成了獨特、有效的服務模式和柔性化生產模式。2013年-2015年及2016年1-3月,公司客戶數量分別為632個、768個、938個和800個,平均單個訂單金額分別為1.03萬元、1.19萬元、1.19萬元和1.18萬元,與公司小批量業務定位相符。同期的訂單數量、均單面積和平均日處理訂單數均穩步增長。由于提供的產品個性化程度較高,公司對下游客戶的議價能力較強,具有較高的毛利率水平。
在PCB產業轉移的背景下,公司成功開拓了海外市場,成為了眾多PCB著名企業在中國的重要合作伙伴;而在國內,隨著醫療儀器、工業控制、安防電子等存在小批量板需求的下游行業的迅猛發展,公司專業、專注的競爭優勢將在未來得到充分體現。
專注小批量板生產銷售
公司自創立以來,專注于小批量板的生產與銷售,緊跟國際先進技術的發展,積累起龐大的工程技術數據庫,以滿足不同層次、不同品種的客戶需求。在全面發展技術的同時,公司在許多單項領域也取得了突破,取得了大量的 PCB 相關的專利技術,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截至2016年3月31日,公司已獲得的專利共有348項,軟件著作權24項,發表科技論文共160篇,其中國內核心期刊115篇,論文數量處于同行業前列。公司所發表的論文能夠圍繞高新技術和產品展開,有效體現公司技術水平。
論文摘要:任何 企業 的成功經營都離不開完善的管理體制,而合理的組織和高效率的組織運行是管理體制的基礎。隨著信息技術的 發展 和 經濟 全球化的深入,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后國內企業與國際企業的接機之 際,跨國會司的組織結構的變遷對我國企業的組織管理起著很好的借鑒作用
一、跨國公司組織結構的變遷
跨國公司的組織結構演變是企業組織結構演變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企業規模不斷壯大,企業的組織結構形式必須適應企業的不同階段的發展需要,而不斷擴大的企業規模又促進了企業組織結構的不斷調整,當企業逐漸成長為實施國際化經營的大型跨國公司時,其組織結構形式相應地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首先,從原有的組織結構中增加海外市場部,其職能主要是向海外銷售產品或者服務;然后,隨著海外市場的不斷擴張,同時考慮到人員和成本,逐步過渡到總部集權下的海外子公司,負責子公司所在國家或者區域的生產和銷售工作;隨著市場的進一步擴大,迫切需要協調各子公司之間的資源并對其進行優化配置,以形成更合理的組織結構形式,適應愈來愈激烈的競爭,因此成立了國際業務分部,對跨國公司的各大業務在分權的基礎進行統一管理;伴隨經濟全球化的程度越來越高,信息技術不斷發展,全球性的組織機構應運而生,成為適應新的經濟環境和全球化戰略的跨國公司的新的組織結構形式。
在進行組織結構調整時,跨國公司都會面臨一個兩難選擇。強調分工,則導致管理被分割,容易引發控制不力;強調合作,則導致權責不清,難以進行績效考核。隨著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的不斷推進,全球經營規模急劇擴大,海外員工資產、海外資產和海外銷售比例不斷增加。原有的國際業務部門的橫向職能性管理與各個事業部在全球的縱向管理的矛盾將會越來越突出。如何協調縱橫關系,健全跨國經營 網絡 成為跨國公司的重大問題。最新的發展趨勢是跨國公司在設立縱向和橫向的管理組織機構時,力圖克服條塊分割,實現縱橫兩個方向的有機結合,形成健全的全球管理體制。
二、跨國公司組織結構發展趨勢
(一)跨國公司組織結構呈現扁平化、簡單化
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快速發展,互聯網的廣泛使用,人們真正領悟到了“天涯若比鄰”的含義。跨國公司的組織結構變化呈現“扁”和“瘦”的特點。
所謂“扁”,指中間管理層被大幅削減,使原來一項指令由金字塔頂部傳到生產線上的工人所必須經過的漫長過程得以大大縮短,信息流得以更加快捷、準確、暢通地傳輸。所謂“瘦”,指組織部門的橫向壓縮。例如美國的ge公司,在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中,把管理組織的層級從9層減少到4層,公司總部從2100人減少到1000人,高級經理從700人減少到400人,為其在90年代的變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保持了持久的活力和世界領先地位。在管理層次最多的汽車公司中,美國通用從28層減少到19層,日本豐田也從20多層減少到11層。
組織結構的這種變化要求人員素質的全面提高,要求職員有技能的多樣性和更強的組織、協調和溝通能力。
(二)網絡結構逐漸代替金字塔型結構
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使決策權高度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嚴重制約了組織的進一步發展。而網絡型組織能夠更有效地實現信息的交流和員工才能的發揮,體現了“分散經營,集中控制”的管理原則。網絡型組織注重以知識型專家為主的信息型組織,通過搭建高效率的信息管理系統來傳達指令,以較多的橫向協調關系來取代較多的縱向命令,提高了公司管理的民主化程度和組織的靈活性。這樣的組織結構,在對下屬公司有效管理和控制的同時,又最大限度地發揮了下屬公司的主觀性和創造性。
網絡組織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核心層,主要包括戰略管理、人力資源管理和財務管理,由總公司進行統一管理和控制;二是組織的立體網絡,根據產品、地區、研究和經營業務的管理需要而形成,這一立體網絡是柔性的組織,隨著市場、客戶、項目的需要不斷進行調整,契約關系是機構之間的連接紐帶。
三、跨國公司組織結構類型
一般而言,公司在國際化的初期很少改變其基本的組織結構。大部分公司最初是作為被動的出口商來完成來自國外的訂單,但是,當國際銷售的規模和利潤為公司帶來巨大影響的時候,公司必然考慮改變組織結構以適應其快速發展的跨國經營活動,防止由于組織的僵化牽制公司的長遠發展。
(一)出口階段的組織結構
公司在進行間接出口,即通過其他的貿易公司來處理來自國外的需求時,通常不需要做組織結構的調整,出口管理職能一般由銷售部門承擔。但在進行直接出口業務時,出動必須納人企業正式組織結構中,具體有兩種形式:
其一,有出口分部的職能組織結構。公司原有組織結構為職能結構時,通常在銷售部下設出口分部,專門從事出口業務。隨著出口業務的擴大,出口部分在公司業務中地位的不斷提高,公司有可能將出口分部從銷售部下獨立出來,成立一個專門的職能部門,將原銷售部變為國內銷售部。
其二,有出口部的產品分部組織結構。公司原有的組織結構為產品分部時,各出口單位最初可能附屬于有出口業務的有關產品分部。隨著出量的增大,公司可能將出口單位從有關產品分部中獨立出來、合井成一個單一的部門,專門負責本企業的所有出口業務。
(二)自主子公司結構
這種形式賦予海外公司很大的自主權,使海外公司能靈活地根據所在國的經營環境的特點來開展經營活動,并且由于母公司總經理可以直接參與每個海外子公司的戰略決策,從而使母公司與海外公司之間在戰略目標和經營策略上能夠得到協調發展。
這種組織結構最適用于母公司規模不太大,海外子公司數目較少,且分部在鄰近國家的情況。
(三)國際業務部結構
國際業務部結構是跨國公司初步 發展 階段的一種組織結構形式,它在母公司國內結構中增設“國際業務部”,該部門設有與總部職能部門相對應的職能部門,通常由一名副總經理領導,代表總部管理協調該公司所有的國際業務。
這種組織結構的優點是,其一,在公司內部建立了正規的管理和溝通國際業務的機制,避免了海外子公司中個人決策所存在的缺陷;其二,能夠協調海外子公司的活動,使各子公司的總體業績超過各自為政時的水平,例如可以利用轉移定價和引導物流的方式減少公司的整體稅負、可以使出口產品的生產任務落到生產成本低的子公司等方式提高公司整體利潤水平;其三,能夠進行資源的整體調配,國際業務部設立后,公司可以根據需要,在國內業務和國際業務之間進行資源的合理安排,同時,國際業務部還可以在各海外子公司之間進行資源的整合和調度,這一點在資金籌措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不僅能夠拓寬融資渠道,還可以降低利息支出。
(四)全球聯合結構
“兩會”期間,與會代表的提案是各大媒體報道的熱點,從農民工的子女教育到醫療體系,從股票發行改革到產業轉型升級,從中小企業融資到碳排放,豐富多彩、不一而足。這些提案輪番出現在報紙、電視的重要版面上,似乎個個都迫在眉睫,大有不破則萬事不立的架勢。
經濟發展本身就是一個涉及范圍極廣的過程,各項活動之間往往相互關聯、互為影響,難以單獨考量一種活動的投入產出關系。例如,企業創新升級和研發投入,需要有大量科技人才的支持,而創新所需要的人力資本則要仰仗政府加大教育投入,而教育投入的提高又要有經濟發展水平的支撐,從而對企業的創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此外,有很多事項之間有時是相互沖突的,比如通過出口退稅等方式鼓勵企業出口,擴大了產品的海外銷售市場,但與此同時也給予了企業偏重規模擴張、忽視質量的負面激勵。經濟發展具有的復雜性、動態性和整體性,對制定治國方略的決策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尤其是對新時期的中國經濟而言,在經歷了三十余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各種矛盾累積下來,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問題錯綜復雜,難以厘清。在現有的資源約束和環境條件下,要處理好這些彼此沖突、相互聯系、依時而變的關系,實屬不易。
縱觀世界,可以發現日本、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有著相似的發展過程和成長規律,比如通過出口帶動外向型經濟的發展;由于重視教育投入,擁有大量高素質、低成本的勞動者,從而成為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國臺灣的經濟發展,也是從計劃色彩很濃的經濟體系開始,到建立完整而有效率的工業體系,最后發展形成全面自由化的市場經濟體系,這個過程也是充滿了各種矛盾和沖突,圍繞多種發展模式的爭論一直持續不斷。其成功的關鍵之處在于因地、因時制宜的政策及其實施,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所評價的那樣,臺灣的成功在于政策的順序而不是政策本身,即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并實踐了適當的政策,比如在資本積累不足的時候出臺政策,鼓勵優先發展輕工業而不是重工業;在鼓勵企業進行產業升級的時候,出臺了大量培育和吸引人才的計劃。日本和韓國也在不同的時期完成了從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靠的也是這種“抽絲剝繭”的智慧和政策的適時推動。
遺憾的是,我國眾多的經濟學家熱衷于提出問題,很少有立足中國實際又具有國際視野的解決方案,批評者多、建設者少。討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專業學術論文可謂汗牛充棟,學者們用大量數據和回歸模型來證明影響經濟持續增長和社會進步的諸多因素,但對適應性的政策及其實施的輕重緩急、優先順序卻鮮有研究,因此,這些論文大多最終也只能束之高閣,對經濟決策的影響作用極為有限。
與宏觀層面的問題類似,企業的微觀治理改革方面也存在著時機不當、順序不明的問題。目前中國還處于一個國有經濟成分較高、行政干預較多的時期,在評價公司治理績效、董事會運作效率和董事履職表現的時候,也要考慮到約束條件下各種關系的復雜性、動態性和整體性,否則會造成評價結果的不公平或扭曲,反過來會阻礙一個有效的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
關鍵詞: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對外輸出;有效途徑
中華文明有著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浩瀚的歷史長河孕育著各時期的中國文化,受到人們的廣泛關注和喜愛。瓷器是我國古代人民的主要發明之一,古代瓷器的燒制成為我國現代爭相研究的重要課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不容忽視。在我國最先燒制而成的瓷器便是青瓷,而且隨著朝代的變遷和進步,青瓷成為我國向世界各國其他地區進行對外輸送的重要物件,具有重要的意義。在唐宋時期,越窯青瓷的對外輸出量比較大,在對外交流和貿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必須對其加以研究。通過探討相關古文記載來探討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對外輸出的相關內容,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一、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在國外的大致狀況
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在世界各國都有著其歷史足跡,許多國家都與我國有著越窯青瓷的對外貿易。例如,與我國相鄰的日本,所出土的越窯青瓷數量很多。越窯青瓷最早是在公元九世紀末期的時候傳入于日本,在日本多處地方都保留著越窯青瓷。日本久米留市的藥師寺西僧房也曾出現過越窯青瓷。在菲律賓,通過十多年的歷史考究,我們發現在其所挖掘出的古代文物中,越窯青瓷的比例較大。在泰國的馬來半島中的文化遺址中也曾發現唐宋時期所燒制的越窯青瓷。
二、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對外輸出的重要影響
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對外輸出的重要影響主要有:(1)在唐宋時期對外銷售越窯青瓷,有利于提高當時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改變外國人民的生活習俗。當越窯青瓷還未對外輸出之前,許多國家都并不是利用器皿進行飲食活動,通常是將葉子用于盛裝食品。但是當越窯青瓷進入一些亞洲國家之后,開始將越窯青瓷作為最佳的飲食器皿,在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有效地應用越窯青瓷,越窯青瓷成為他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器皿之一。而且越窯青瓷在工藝上十分精湛,在應用方面十分潔凈和便捷,有效地改善了人們的生活習慣。(2)唐宋時期對外銷售越窯青瓷,能夠推動整個陶藝事業的發展,讓世界各國都開始重視陶藝的發展。越窯青瓷在外的銷售量比較大,頗受世界各國人民的喜歡。由于越窯青瓷具有易碎的特點,因而在運輸的過程中需要極其小心,現有的海上運輸則并不利于越窯青瓷對外輸出,為此,世界其他國家在進行貿易的同時也開始仿制越窯青瓷,從而促進了青瓷器制造工藝和技術的發展。(3)唐宋時期所開展的越窯青瓷對外貿易活動,促進了交通事業的發展,推動了古代世界貿易的進步。據資料顯示,唐宋時期在進行越窯青瓷對外輸出的時候,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路線,而且隨著瓷器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海上交通的路線也越來越寬,渠道也更多,促進了陶瓷之路的形成。
三、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對外輸出的原因和方式
唐宋時期對外輸出的越窯青瓷在品種上十分豐富,在數量上也較多,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歡迎,尤其是在東南亞和非洲等地區運用廣泛。唐宋時期的越窯青瓷具有其獨特的特點,主要在于:(1)所燒制的青瓷器出土范圍比較廣,所建立的燒窯地址也比較多,比如說紹興、余姚等地都存在著唐宋時期越窯青瓷的燒窯遺址。(2)唐宋時期所燒制出的越窯青瓷十分精美,質量也極佳。我國唐宋時期青瓷對外輸出發展很好,這是由于當時唐宋時期的民風開明,對外開放,在一些沿海城市開設了港口,并且將陶瓷運輸作為重要物品之一。現如今的寧波是唐宋時期最為著名的越窯青瓷運輸港口。
加強對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對外輸出的研究和分析,是探討我國古代瓷器貿易的必然要求,順應了時展的趨勢,在我國歷史考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宋時期的越窯青瓷十分名貴,是我國唐宋時期與外邦相交的重要物品之一,受到本國和外邦人士的喜愛。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對外輸出的狀況,充分體現了唐宋時期當時的外交政策和特點,能夠突出我國唐宋時期的外貿狀況,具有重要的作用。總而言之,對我國唐宋時期越窯青瓷對外輸出進行全面的分析,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
參考文獻:
[1]劉恒武.越窯青瓷的海外輸出與浙東海上交通的變遷[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04).
[摘要]家具制造業是廣東東莞厚街鎮的特色產業。本文從產業集群的角度,概述了該鎮家具產業集群形成的全過程,并分析了這個過程形成的幾個必要條件。認為:即使在目前經濟困難的形勢下,厚街鎮家具產業集群通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將會有一個更大的發展空間。
[關鍵詞]厚街家具;產業集群;過程;條件
從微觀角度看,產業集群是某種產品的加工深度和產業鏈的延伸,而從宏觀角度看,產業集群已經超越了一般的產業范圍,形成特定地理范圍內多個產業相互融合、眾多類型機構相互聯結的共生體,構成這一區域特色的競爭優勢。所以,產業集群發展狀況已經成為考察一個經濟體,或其中某個區域和地區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
一、東莞厚街家具產業集群現狀
“中國家具看廣東,廣東家具看東莞。”只要對家具業有所了解的人都聽說過這句話。的確,經過10多年的發展,東莞已成為中國家具產業最密集的城市之一,也是亞太地區最具規模的國際性家具外銷生產基地。東莞是珠三角家具產業中三大產業基地之一,同時也是廣東最大的家具出口地。據統計,目前東莞有3000多個家具生產廠家,年產值約600億元,且主要以外資、臺資居多。其中出口額約60億美元,占到全國出口的四分之一強,從業人員達30萬人左右。據悉,全國知名家具品牌中就有70%出自東莞,而曾以臘腸出名的厚街鎮,如今被譽為“家具之都”,成了東莞家具的主要生產地。全鎮上規模家具企業500多家,從業人數10多萬人,聚集了眾多知名品牌,比如“厚街家具三劍客”——華偉、華輝以及森盛家具,名揚四海的迪信、兆生家具,還有近幾年發展迅速的韓式家具的領軍企業——創域家具。不管是何種類型的家具,都能在厚街找出在全國響當當的家具品牌。目前厚街共有500余家上規模的家具生產企業,產值超過20億元,同時還建成頗具規模的家具專業市場10個,總面積超過50萬平方米。“家具大道”全長近5公里,是家具及機械、材料、配件的大型集散基地。一年兩屆的“名家具展”已是亞洲當前規模最大、檔次最高、成效最好的專業家具展之一。集中了中國80%以上的知名家具品牌,吸引了全國各地的經銷商和越來越多的海外買家。厚街鎮獲得了廣東省專業家具鎮、全省家具專業科技創新鎮、家具之都和中國會展名鎮等榮譽稱號。
二、東莞厚街家具產業集群形成過程分析
1萌芽階段。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周邊發達的地區,尤其是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正處于經濟發展的轉型期,一大批勞動密集型、對環境影響大的企業被迫紛紛向其他地方轉移。當地經濟格局被重新洗牌,成本和環境等多層生存壓力沖擊著許多產業,家具產業首當其沖,他們唯有不斷求變,尋找適當的地方落腳。由于靠近其發源地,且交通便利,便于與海外市場聯系,再加上地方政府的政策優惠,地價低廉,珠三角地區成了港臺地區家具生產企業外遷的首選之處。而東莞厚街因為地理區位優勢和港臺同胞較多,吸引了很多家具企業進駐。大批港臺地區家具廠的遷入,不僅給厚街帶來大量資金,還帶來了新潮的產品設計及靈通的信息渠道,更重要的是,他們帶來了全新的現代家具觀及市場營銷觀,以及許多港臺乃至國際知名的家具品牌。思想上的解放和外來的各種因素刺激了厚街當地家具制造產業的萌芽和發展,親戚朋友間集資、家庭式作坊生產成了厚街家具的最初生產模式。
2發展階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推動下,加上港臺地區家具企業的龍頭效應,厚街本地家具行業取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厚街成為華南地區有名的中高檔家具生產最集中的地區。但在1999年以前,厚街的家具卻沒有自己的銷售市場和展覽平臺,銷售成了當時最大的難題。而那時,珠三角另一個繁榮的家具專業鎮——順德樂從的325國道兩旁家具店鋪已延綿數公里,形成了規模壯觀的十里家具城。厚街的家具廠商們只能把工廠開在厚街,而將產品的銷售窗口放在樂從。當時厚街80%的家具企業都在樂從設立了門店。中國家具行業的利潤已過多地被批發和零售環節所占有,有人說,那時厚街家具業賺到的錢至少有一半分給了樂從,而且當時的民營家具廠商在厚街幾乎接不到海外訂單,要打出口市場,只能拖著一車車的展品到廣州、深圳、上海去擺攤。
3成熟階段。厚街家具業的命運轉折始于1999年家具大道的崛起。隨著亞太家具產業中心向珠三角轉移,那一年,在政府的規劃下,“家具大道”正式命名,大道旁的厚街國際家私城、恒鋒家具博覽中心相繼落成。現在,家具大道兩旁星羅棋布地分布著大大小小的家具展示廳近百家,經營面積接近50萬平方米。1999年3月,一年兩屆的國際名家具展首次在家具大道旁舉辦。至今,國際名家具展已成功舉辦了10年,從起初4萬平方米的區域性展覽會壯大成為目前擁有8個展館,24萬平方米展區的品牌展會,成功躋身繼意大利米蘭和德國科隆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家具展。家具展會的興旺,為家具產業的銷售找到了更多更好的出路,反過來促進家具產業的發展。2002年由厚街民營企業合股創建的廣東現代國際展覽中心,推動厚街展覽業從一個地方性的家具展逐步走向國內知名、國際影響力較大的專業展覽會,并以名家具展為龍頭,使厚街家具展逐步朝專業化、規模化、國際化和商業化方向發展。會展業的發展有效地推動厚街從單一的家具生產基地成為全國乃至東南亞著名的家具集散中心和交易平臺,同時還帶動了夾板木材、五金、機械、皮革制品、裝飾品和物流等相關行業的發展,激活了家具產業發展的“軟環境”,孕育了厚街現代化的家具產業集群。
三、東莞厚街家具產業集群的形成條件分析
東莞厚街還有電子、鞋材、皮革等產業集群,那為什么這些產業會在厚街形成集群,而其他產業卻沒有?為什么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這個區域,而不選擇其他地方呢?本文僅立足家具產業這個范疇尋找答案。
1產業條件。首先,從家具產業本身的特點來分析,也就是所說的產業條件。家具產業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而且在生產過程中有噪音、粉塵、漆霧和有害氣體等污染,在發達國家和地區該行業已經逐步衰退。因此,20世紀80年代起,在環境與經濟轉型的壓力下,家具產業就慢慢向生產成本低、靠近市場的地區遷移。
家具產業有兩種基本的發展模式:一是美國式,發展成為大規模綜合性家具企業;二是歐洲式,強調專業分工和產業集群,如有的企業只生產部分產品,最后由統一品牌企業進行品牌輸出。在我國,家具產業一般都是沿用歐洲式來發展,這就意味著家具生產需要多種技術和不同的能力,復雜的生產過程要求專業化的分工和協助。術業有專攻,技術上的可分性,生產能力的多樣性,令家具生產企業熱衷追求集群帶來的正面效應。家具生產也具有很長的價值鏈,涉及原木、鋸材、木板、五金配件、塑料等原材料和油漆、膠水、砂紙、包裝材料等輔材,厚街政府大力興辦會展經濟,帶動了木材、五金、機械、皮革、裝飾品等相關行業的配套發展,也很好地延伸了家具產業的價值鏈。長的價值鏈也令企業自主地聚集以降低協調成本,提高協調效率。2自然條件。家具產業之所以在東莞厚街形成產業集群,很大一個因素是看中厚街的區位優勢。厚街位于東莞的西南部、穗港經濟走廊中段,南臨虎門港,S256省道貫穿全境,廣深高速公路從近旁穿過,至深圳寶安機場僅30分鐘車程,交通便利,運輸快捷。有人形象的說,厚街地處珠三角“一小時經濟圈”的中心。這個經濟圈所覆蓋的范圍包括香港、廣州、深圳、佛山、中山、珠海、惠州、東莞、肇慶、江門等10座城市。在這個區域內,制造企業遍及400多個城鎮,6個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共有20萬家鄉鎮企業、3萬家三資和“三來一補”企業。2003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達1.9萬家,產值約4765億元,占全省85%。GDP約10087億元,占全省75%。進出口約2695億美元,占全省95%,稅收總額約2477億美元,占全省82.9%,產業配套十分完善。而根據經濟學和心理學的基本規律,一小時車程區域是一個緊密、統一的經濟圈。厚街不在中心城市,卻又緊靠多座中心城市。因此,在厚街投資辦廠,既可以充分利用珠三角豐富的各種資源,又可以避開中心城市的交通擁擠,時間省、費用低,而且靠近消費市場。內銷的產品通過省道與高速公路輕松集散,出口的就可以依靠虎門港這個吞吐量名列全國前茅的平臺,十分便利。大量的外資企業選擇投資厚街就是該地區地理位置優越的最好佐證。目前,厚街共有三星、科技電業(TTI)、偉易達、愛高等外向型企業1200多家;2005年實際利用外資13841萬美元,出口總額31億美元。
3社會條件。如果說,自然條件是家具生產企業落戶厚街的直接原因,那么,社會條件就是家具產業集群形成及壯大的催化劑。
厚街商貿業發達,擁有石材、鞋材、建材、木材等各類專業市場10多個,2公里長的康樂南路繁華商業街遠近聞名,各類大型綜合性購物廣場、超市20多家,中西餐飲星羅棋布,200余家酒樓食肆正創建美食天堂。全鎮客房總數超萬間,共有酒店旅館130多家,喜來登、嘉華、富盈等五星級酒店3家,還有建設中的五星級的厚街大酒店、即將動工建設的國際知名品牌希爾頓大酒店,是全國星級酒店最為密集的鎮街,全鎮客房每天能同時接15000名游客人住,年接待旅客超200萬人次。其第三產業之發達,由此可見一斑。厚街有超過40萬的外來人口,為家具生產企業提供充足的勞動力。
還有更適合家具產業集群形成的社會條件。1999年3月起,厚街鎮政府牽頭每年舉辦兩屆名家具展,吸引和聚集更多的家具企業精英到厚街來,形成規模優勢,提高厚街家具企業新、高、尖產品的制造能力。第一屆國際名家具(東莞)展覽會在東莞厚街正式舉辦,標志著一年兩次的國際家具行業嘉年華盛會從此開啟。國際名家具(東莞)展覽會迄今已經成功舉辦了。每年展會都匯集了大量中國大陸、香港、臺灣地區的市場知名品牌企業,以及海外贊助商。名家具展已經成為我國唯一一家通過全球展覽業協會印證的家具展,是中國及亞洲地區規模最大的專業家具展。200i年11月,經過2年多的協商,國際家私裝飾業(香港)協會與東莞名家具俱樂部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2002年3月,香港家協整體移師東莞名家具展參展。2005年3月,厚街鎮政府開始打造“厚街國際家具營銷總部”。國內一線品牌企業相繼強勢人駐。“厚街國際家具營銷總部”旨在加強對現有資源的管理,聚成內地與港臺向國際市場出口家具的中心展銷基地。名家具俱樂部理事長陳仲球將其與名家具展聯結為“1+1模式”。2006年9月,“廣東家具行業誠信聯盟”在東莞正式成立。首批誠信聯盟企業在現場簽署了“承諾誠信宣言”。2006年9月,“東莞家具大全”網站全面投入運營,這也是全國首個網上貿易平臺。2006年11月,東莞市產業集群發展規劃出爐,家具產業集群成為首批規劃重點。亞洲最大的家具購物公園——工程總面積1000畝的興業國際家具之都已在近期奠基,“國際名家具設計研發院”也將落戶于厚街。
地方政府對家具產業集群的扶持更是不遺余力,這主要體現在“軟件設施”的建設上。轉變職能,減少行政干預,充分發揮市場效應,為行業發展提供優良的環境已經成為當地政府的一個服務理念。東莞市政府出臺了《東莞市推進產業集群發展戰略的意見》,提出從“以規劃為先導,加快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加大對產業集群公共要素投入、打造以技術為主的服務平臺、發展區域品牌和集體商標”等多個方面發展產業集群。厚街鎮政府通過建設“國際名家具設計研發院”,對家具大道進行改造,將其打造成“國際家具營銷總部”,每屆家具展結束后都派人到意大利米蘭國際家具博覽會上宣傳推廣名家具展,并聽取業內專業人士的意見,通過定期舉辦專家論壇、名家具設計大獎賽等方法,壯大國際名家具展,推動家具企業走向國際化。加強與國內外品牌企業的交流合作,并加快自有品牌的培育。東莞市為了支持名家具展、保護參展商知識產權,大力促進本市企業和個人提高創新意識,由東莞市知識產權保護部門出臺了相關措施,資助參加名家具展的本地企業申請專利,每年家具企業申請專利達1700項。厚街政府定期委托高校或邀請會展專家來舉辦培訓,加強會展從業人員的培養,同時,組織有關人員到新加坡、美國、中國香港等會展業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去學習取經。刻意引導家具企業打品牌來擴展內銷,提高內銷比例,從而提高東莞家具在國內市場的知名度、影響力和競爭力。產業鏈的完善、信息的快捷,政府的支持和經濟大環境的優越令家具產業在厚街這個小鎮迅速形成集群。
馬秀山
我國四川民營企業收購美國通用旗下的悍馬,成為媒體的焦點。6月4日的《科技日報》在頭版刊登了張強的評論文章《如此收購我看值》。
“這樣的全單收購,此前尚不多見,可謂影響深遠。標志著我國將擁有第一個世界著名汽車品牌。最應關注的,是收購了悍馬的全部知識產權。因為只有擁有悍馬全部知識產權,我們才能真正掌握高端越野車的先進技術,使悍馬真正成為中國品牌。近年來,我國經濟雖然發展較快,但由于我國在自主知識產權方面薄弱,缺乏有競爭力的品牌,相當一部分出口產品獲利極低,大部分利潤被知識產權所有者獲得。”
與此同時,同日《參考消息》第1版的2/3也是這方面的內容。路透社認為,“這是通用為放棄四條不能贏利的汽車生產線、在完成破產程序后組建一家較為精簡的公司所作努力的一部分。”而《俄羅斯商業咨詢日報》在題為《經濟危機影響中國汽車企業整合》中舊事重提:“上汽集團雖成功收購韓國雙龍公司,但對中國人也是不愉快的禮物。”對此,可以參見《企業管理》2D09年第5期《雙龍事件的瞽示》一文。
由此聯想到有人號召企業在金融危機期間到發達國家進行知識產權的“抄底”收購,這與慎重的言論形成了鮮明對比:“中國企業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不要急于到海外進行資產并購和迅速‘抄底’擴張。千萬記住李白成的教訓,進城容易!不求‘抄底’帶來的短暫,而求持續的勝利果實。”(周永亮:《學習“老三篇” 中國企業的“過冬寶典”》,《企業管理》2009年第1期)
關于知識產權,飛利浦知識產權部中國區經理總鐘清明的提醒是:“專利的特性是對我值1 00萬,但對你卻分文不值。而知識產權的價值還沒有參照物。專利是保護自己核心競爭力的戰略財產。”
國內外媒體就收購悍馬的不同反應,讓人想起了電視連續劇《潛伏》中的一句臺詞:“有一種勝利叫撤退,有一種失敗叫占領。”這需要時間來驗證。
海外并購與抄底的思考
馬秀山
“中國企業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不要急于到海外進行資產并購和迅速‘抄底’擴張。千萬記住李自成的教訓,進城容易!不求‘抄底’帶來的短暫,而求持續的勝利果實。”這頗值得分析。
目前看來,我國企業的一大優勢是國內勞動力成本,而在發達國家則不復存在。以德國為例,德國專家認為中國企業在德國投資主要有以下問題。
第一是用工問題。國內企業對德國勞動力價格昂貴有心理準備,但對德國嚴格的就業者保護措施卻不甚了解。由于法律原因,企業不能隨便解雇富余人員,如果強行解雇,就會招來沒完沒了的官司。德國一個普通工人的工資至少是國內工人的20倍,而且基本上是隨年頭只增不減,如果企業有部分人員閑置,就會背上沉重的負擔。
由此看來,中國企業在國內生產、國外銷售的模式還將持續很長的時間。這是由國內成本優勢所決定的,如聞名的正泰集團總裁南存輝就說過,公司出口到外國的相同產品,價格雖然是國內的6倍,但在當地還很便宜,對于開辟市場仍具有很大的競爭力。
第二是法規問題。中國企業對德國的相關法律法規不了解,德國事無巨細都有相應的法律規定,尤其是在稅務方面更是復雜,即使是出于不了解而無心犯了錯誤,一旦被查獲也會被重罰。因此,企業聘用法律顧問,或遇到問題時尋求法律援助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企業的法律運營成本將會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