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2 03:00:4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大眾傳媒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直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的電子信息技術開始推動一場新的傳播革命，實現了兒童文學由紙質媒介向動漫、電視、電影等電子媒介的轉型。與此同時，許多兒童刊物的發行量大幅度下降。但電子媒介又以多種形式豐富了兒童文學的存在形式，拓展了兒童文學的傳播渠道，為兒童文學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多元的傳播平臺。在這之前，兒童文學主要通過插圖和連環畫等圖像形式豐富自身的傳播渠道，這對受眾兒童來說無疑是影響巨大的。但從整體上看，文字依然占據主導地位，圖像只是對文字的一種補充或說明，而且在呈現方式上也較為平面和單一。有了電子媒介后，通過廣播有了聽覺上的享受；視覺上，無論中央臺還是地方臺都設有兒童頻道，即便是綜合頻道，也會根據兒童一天生活的流程安排兒童節目時間。這些兒童節目無疑是傳媒的一個縮影。以中國之聲的兒童節目“小喇叭廣播”為例，以聲音的形式傳播著國內外兒童文學；無論國內還是國外，很大一部分兒童文學被改編為動漫、電視劇、電影。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個時期，媒介對兒童文學的影響已經不止停留在兒童文學呈現的形式上。大眾傳媒是一種社會組織，就其性質而言，跟其經營目標、宣傳目標和公共性與公益性密切相關，因而對兒童文學的傳播必須面對市場，其中包含兒童文學的生產、流通、消費等諸多層面。
二、新媒介時代下兒童文學傳播的轉變
近年來，新媒介的飛速發展及其給社會帶來的沖擊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新媒介永遠都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涉及的領域寬廣，但無疑網絡技術給兒童文學帶來了新變化。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網絡技術飛速發展，人類步入網絡時代，有了新的語境。面對各種新型媒介的興起，受眾的選擇不再單一化，進而對兒童文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式的多元化發展。兒童文學通過網絡等新媒介把紙質生產的兒童文學作品電子化處理，用網絡的渠道進行傳播，受眾的獲取方式從而變得更為快捷、簡易，即在網上便可閱讀或下載。對兒童文學的不同呈現形式也是新媒介傳播有別于大眾傳媒傳播的主要表現。此外，新媒介傳播更注重與受眾的互動。在一個虛擬、巨大的平臺上，傳播者即作家可以通過文學創作和傳播活動來實現與讀者互動。眼下最為流行的非微博莫屬，很多兒童文學作家開通了博客及微博，與讀者進行互動交流。除此之外，兒童文學網站以及論壇也成了互動陣地，如“中國兒童文學網”、“小飛魚兒童文學網”、“太陽鳥兒童文學沙龍”、“純真年代論壇”等。相對于大眾傳媒平臺對兒童文學的傳播，網絡平臺對兒童文學傳播方式的改變有著更為積極的作用。除了網絡兒童文學這一新的藝術形式之外，通過傳統紙質兒童文學的電子轉化，兒童文學的傳播進入更多元共享的廣闊傳播空間。電子閱讀也成為兒童文學的一種新潮流，通過網絡拉近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距離。而且“各類兒童文學的編輯出版機構也可以建立各自的網站、網頁各類出版信息、圖書資訊，促進創作、出版、發行、銷售等環節的信息溝通”。當下，對于兒童文學傳播來說，網絡已經成為兒童文學圖書銷售的重要渠道，京東商城、當當網、卓越網、燈光網站已經成為圖書銷售的重要陣地，很多兒童文學的銷售名列前茅。但不得不說，兒童文學是凈化兒童身心、培養兒童健康成長的“營養豐富”的精神食糧，隨著網絡等新媒體的高度繁榮，兒童文學傳播滯障越來越多，優秀的兒童文學越來越少，傳播環境越來越差，導致當下兒童“營養豐富”的精神食糧越來越匱乏，理論界甚至傳出兒童文學即將消逝的聲音。如何改善兒童文學傳播環境，為新媒體環境下的“花朵們”提供更多更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改善“祖國未來”的精神“營養”，是具有重大意義和現實關懷的一個命題。
三、兒童文學傳播趨勢產業發展經驗
以往，傳播兒童文學主要以書籍、雜志、報紙等形式出現，隨著媒介的發展，兒童文學的傳播開辟了新的天地。可以說，當下的兒童文學在媒介時代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傳播趨勢產業發展經驗。首先，兒童文學實現了跨媒介傳播，越來越多的兒童文學被改編為影視作品。通過改編的方式，兒童文學的影視化不僅優化了兒童文學的影響力，更成為推動兒童文學發展的源泉。“2000年有人做了‘現代受眾了解文學作品的途徑調查’，調查者曾挑選了100部中外文學名著。結果表明，有60.5%的人是先從電視、電影、廣播、戲劇等非文字傳播渠道了解這些作品的。其中18.5%的人在影視等媒體上看了以后再去看原著，而其余的人看了影視、戲劇之后，就不再看原著了。”由此可見，當代社會，報刊、書籍等紙質媒介的主導優勢已不在，而影視等媒介形態更受青睞。盡管紙質媒介的兒童文學受到如此大的沖擊，但這并沒有使兒童文學的傳播就此止步，更多的傳播者或傳播組織積極應對，力求為兒童文學尋求生存路徑，以在市場上打開兒童文學的突破口。將兒童文學改編為影視作品更進一步促進了兒童文學書籍的熱銷。縱觀當下市場，可以說每一部由兒童文學改編成的電影都有著較好的票房，如《暮光之城》、《哈利波特》、《納尼亞傳奇》、《愛麗絲漫游奇境》等，對兒童文學的改編也更注重其教育性及核心價值觀的打造。以《愛麗絲漫游奇境》為例，影片熱映后帶動了相應的兒童文學暢銷，甚至各網站、各書店一時出現了缺貨、補貨現象。目前，在一系列網站上其銷售總量仍居排行前列。很多國家將兒童文學改編為動漫及動畫片，如日本的《金田一少年之事件簿》，中國的《神筆馬良》，迪士尼系列《美人魚》、《美女與野獸》、《青蛙王子》、《長發公主》。在西方，則更偏向以童話及其民間故事為藍本進行影視創作，如《白雪公主之魔鏡魔鏡》、《白雪公主與獵人》以及同樣由童話改編的電視連續劇《童話鎮》。不可避免的是，在這樣的大眾文化下，兒童文學的文學性漸漸失落，并向著成人化發展。兒童文學影視終究逃離不了商業市場，它需要更多的受眾。
“所謂兒童文學者，即用兒童本位的文字組成之文學，由兒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訴于其精神的堂奧者。換言之即明白淺近，饒有趣味，一方面投兒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兒童可以欣賞的文學”，這是對兒童文學最早的定義。但當下的兒童文學影視的主題及其人物形象等都偏向成人化。往往以兒童世界為中心的文學作品，在影視作品中增添了成人的愛情、暴力、血腥等元素。在韓劇《秘密花園》和《清潭洞愛麗絲》中，都對兒童文學《愛麗絲漫游奇境》進行了改編：帶領愛麗絲進入樹洞的懷表兔子在電視劇中變為引領女主角進入富人區的一個工具；《白雪公主與獵人》里充滿歡樂的森林變為能洞悉人心的黑暗森林，整個電影圍繞復仇、戰爭展開。再看人物形象，變得更為復雜化。如今，兒童文學的受眾不僅僅只限于兒童，更多的成人也成為受眾之一。但不能否認，兒童文學影視成人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其次，在傳媒時代下，兒童文學產業拓寬了其傳播范圍。麥克盧漢的“地球村”理論指出，現代科技的發展，縮小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的時空距離。在原始社會，人們主要靠語言進行傳播，廣范圍的傳播需花較長時間，在文字和印刷媒介產生之后，尤其是隨著電子媒介的普及，人與人之間距離大大縮小，傳播的速度也大大提升。就兒童文學傳播而言，偏遠地區的小孩也能閱讀到自己喜歡的讀物，看到喜歡的動畫片；有條件的家庭，甚至不用帶小孩出門也能觀賞到兒童文學影片。當然，兒童文學的傳播已經不再局限于本國，在中國，很多外國兒童文學也是家喻戶曉，如《安徒生童話》、《小王子》、《窗邊的小豆豆》、《時代廣場的蟋蟀》等。同時，兒童文學電影的改編也有了國界的跨越，宮崎駿的動漫《借東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改編自英國作家瑪麗諾頓《借東西的地下小人》，中國的《花木蘭》、《梁山伯與祝英臺》都被迪士尼改編成了同名電影，最近很火熱的韓劇《來自星星的你》也引用了美國作家凱特•迪卡米洛的《愛德華的奇妙之旅》。電子傳媒改變了整個社會乃至世界，它能突破時空帶來的傳播局限，讓人們無論身處何方、有無閱讀能力，都能接受到各種信息。最后，兒童文學相關產業傳播不再使用單一的媒介，更多的是通過媒介的相互融合。傳統媒介的功能大多是單一的，例如，報紙僅供閱讀，廣播僅供收聽，電視雖然可以聲像文字并茂，但人卻不能用它進行信息傳輸或處理。關于媒介融合，人們最初的定位是將電視、報刊等傳統媒介融合在一起，而當下多媒體技術的產生，實現了豐富多樣且將傳播功能融于一個系統。根據最新的定義，“所謂多媒體，指的是使用數字壓縮和網絡技術將廣播、電視、電話、傳真、電子出版、計算機通信等各種信息媒介連成一體，對聲音、影像、文字、數據等進行一元化高速處理并提供給用戶的雙向信息系統”。可以說，媒介的融合對兒童文學的傳播方式的變革更為深遠。在媒介融合的趨勢下兒童文學傳播不得不呈現向數字化整合的趨勢，可以在各種不同媒介形態下輕松實現轉換，從而滿足受眾的多元化選擇。
四、結語
(一)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預警性
相對于我國公共管理而言,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預警性,能夠對社會中出現的異常情況進行報道,能夠對涉及公眾生命、財產、安全的突況進行報道,從而引發人們的警惕性,讓人們對突發事件有所了解,并及時采取相應的解決措施。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之后,大眾傳媒對地震的現狀進行了及時報道,并且將地震的情況進行了傳播,不僅保證了地震事件的真實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受眾的心理需求,實現了災區現場報道的有效性。此外,根據大量的事實表明,大眾傳媒所傳播信息的真實性、及時性以及公開性能夠保證大眾傳媒發展與運行的基本準則,能夠讓社會產生一定的報道反應。此外,從效率角度分析,大眾傳媒將涉及的公眾利益的真實信息進行報道,能夠避免災難性損失,能夠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增加公共信息報道的透明度,盡可能將不良信息所造成的影響降到最低。
(二)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議程設置功能
從傳播學的角度分析,議程設置是建立在環境監視功能之上的。議程設置功能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為大眾傳媒設定了議程日程的基本功能。在大眾傳媒中,新聞傳媒所傳播的基本信息能夠以議程的方式進行展現,并且所產生的影響下能夠對受眾的思想產生影響。一般而言,新聞傳媒所選擇的播報內容容易引起受眾的關注,并且傳播媒介在根據現實環境中所選擇的報道內容在經過加工之后能夠積極呈現給廣大受眾。從現實角度出發,社會的現實狀態是客觀存在的,對于部分公眾而言是不理想、不規范的,如果想讓她(他)成為公共管理中的主要對象,則需要對社會問題進行轉換,而大眾傳媒所具備的議程設置功能則能夠在最大限度上接觸信息,并且能夠對各類突發事件進行傳播,使其能夠連續性的進行報道,從而引發社會公眾的關注。大眾傳媒對社會事件的客觀報道能夠提高受眾的認知程度,能夠引發受眾對社會的認識與思考,提高受眾的認知度,從而將媒介議程積極轉化為公眾議程,形成焦點效應,產生強大的輿論引導,促使公共事務進一步調整。
(三)大眾傳媒在公共管理中具有監督作用
自古以來,監督是保證事物發展的關鍵因素,相應的,批評專欄使受眾的參與意識得到加強,新聞傳媒針對性的對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容進行報道與批評,從而提升了政府決策的透明度。除此之外,各種社會中的而不良現象也會通過新聞傳媒進行報道,形成強大的社會輿論。比如,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調查》以及《中國質量報告》等欄目在全國受到了關注與重視,此類節目之所以產生如此大的社會影響力,其主要原因是該類節目將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進行了發揮。現如今,我國民眾在表達自身意愿的時候要求自身權利的合法性,而大眾傳媒作為最貼近百姓生活的關鍵因素,能夠引導社會與民眾之間形成良好的關系,改變社會輿論監督現狀。此外,近幾年在科技的發展中,網絡成了新聞傳播的主要載體,網絡不僅改變了媒介的生存格局,并且也從根本上促使新聞信息傳播的廣泛性,傳播速度的快速性,傳播內容的全面性。網絡的出現讓廣大受眾擁有發言權與表決權,在形成雙向互動模式之后,能夠有技巧的對政府政策進行調控,從根本上推動我國公共管理的發展與創新,促使人們對問題有更加深刻的認識與了解。
(四)大眾傳媒具有參與政府決策的作用
通常而言,我國政府管理體制在進行決策的時候始終離不開大眾傳媒,大眾傳媒所具備的公共空間能夠使政府決策具備有效性與實效性。在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政治管理體制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特別是大眾傳媒的出現,能夠將不同的文化背景、人生抱負、思想性格聚集在一起,對其進行討論與分析,進而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意見,推動我國政府形成新的決策意見。此外,大眾傳媒能夠為政府決策提供廣闊的發展平臺,在傳媒的平臺中,不論是個人、團隊、政府還是其他均可以針對決策問題進行論證,提出自己的意見與建議,為決策者提供參考意見。在整個決策過程中,大眾傳媒可以對決策的內容進行解讀,并且能夠深化受眾的理解程度,提高受眾參與決策的基本意愿以及參與能力。與此同時,大眾傳媒還能夠通過公眾群體將錯誤的信息進行取消,完善決策體制,將社會各個階層的意愿進行充分反映,從根本上帶動我國公共管理的發展與進步。
(一)與人民群眾聯系緊密
大眾傳媒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要求走到人民群眾中去，與廣大人民群眾產生血與肉的聯系，使得大眾傳媒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時具備了其他組織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不具備的優勢。一是大眾傳媒的輿論導向功能是維護人類社會秩序，對社會進行正確的引導和輿論組織。二是大眾傳媒的文化傳播功能能轉移公眾的群體意識，并對公眾關注的政治熱點進行引導、轉移或化解。三是大眾傳媒的交往互動功能使信息得到反饋，有時甚至起到決定性作用，進而實現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主客體的良性互動。四是大眾傳媒的人文關懷功能使人們在精神上得到放松、情感上得到滿足，使人們思想覺悟、道德情操得到凈化。
(二)具有突出的民主特色
具有充分的民主性是大眾傳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又一大特點。其最高準則是讓群眾滿意。要讓群眾滿意就必須從基層出發、發揚民主性，同時還必須要成為群眾與社會熱點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大眾傳媒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過程就是一個實行民主管理的過程，其所堅持的原則是為民服務制，群眾有權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建議，他們有權參與到社會經濟活動中去，而傳媒組織應該經常對他們所提出的意見進行采集并研究，接受群眾的監督，讓社會凝聚力得到強化。
(三)擁有比較固定的陣地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能夠只靠空口說教，必須通過載體，利用多種多樣的教育陣地來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來進行宣傳。相對而言，大眾傳媒擁有一套獨立的宣傳陣地與活動場所，如報刊、廣播、電視媒體等，這讓大眾傳媒更加容易滿足群眾的文化精神與現實生活的需要，讓大眾傳媒有足夠的渠道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從而可以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工作更好的滲透到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載體中去，進而達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加強大眾傳媒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改進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落到實處
大眾傳媒工作要發揮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就必須努力探索出一條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內容、方法、手段和機制，以增強針對性和實效性，逐步與“十二五”戰略規劃齊頭并進。在市場經濟不斷變化的今天，群眾思想觀念也隨之與時俱進，傳媒人員要對問題進行科學判斷，并堅持繼續深化認識、堅決貫徹。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過程中必須轉變作風，與時俱進，要分析問題、推陳納新、由虛變實，必須要了解廣大群眾在想什么，他們還需要什么。不能在沿襲以前的那種系統性的務虛、脫離低級趣味活動的教育工作，應該更加的具有針對性，同時還應該增加與新文化、新娛樂、新焦點活動的教育，特別是那種有針對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細化
注重現代化建設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使生產力與上層建筑相協調是近期提出十七屆五中全會焦點。因此大眾傳媒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過程中必需要細化工作，注重針對性，做到統籌兼顧。首先必須掌握正確的調查研究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夠進行更好的調查，發現民眾在思想道德上所存在的弊端。其次是要注意分層，人民大眾不管是在思想高度還是受教育程度上都存在不同的層次，所以應細心的分層觀察，辨析大道理和小道理的關系。三是是要處理好主動與被動的關系，如解決社會糾紛時，針對不同情況給予疏導、解釋、批評、鼓勵，對于不能馬上解決和答復的，要研究后認真做好善后工作。
(三)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對群眾的幫助
大眾傳媒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過程中要在“幫”上多下功夫。不能只局限于周邊僅能接觸到的事物，務必對整個社會各行各業情況都要進行了解，并對他們進行有針對性的形勢教育，引導群眾從社會生存的大環境中知形勢，明方向。把群眾心聲作為第一信號，把群眾需要作為第一選擇，把群眾利益作為第一考慮，利用傳媒這個載體使普通大眾在思想政治方面相互自學，相互評判，在實實在在地為群眾謀利益中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通過解決群眾的現實問題和困難引導群眾提高思想認識和精神境界。
(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注重“活”
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時候，工作形式不能夠過于死板，要多利用現在有傳媒的各種科學手段與社會中的各種文化娛樂活動進行結合，讓群眾在輕松愉快的環境和氣氛中陶冶情操，逐步的提高他們的思想政治覺悟。多種多樣的活動形式，會讓群眾更加重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這些形式也是最容易被人民群眾所接受的，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起到較好的幫助或輔助作用。
關鍵詞：斯圖亞特?霍爾；大眾文化；編碼/解碼；意識形態；文化政治學
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作為伯明翰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意識形態理論構成了其文化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從霍爾解構“大眾”，編碼懈碼，媒體、政治與意識形態三方面論述霍爾對文化研究的理論貢獻。
一、霍爾解構“大眾”
在霍爾看來，“大眾”往往成為社會“改革”的對象，要求其符合統治階級的最大利益。霍爾圍繞“大眾”一詞，對“大眾文化”的不同定義進行了三個層次的解構：其一，是大眾文化的市場或商業定義，即成群的人聽它們，買它們，讀它們，消費它們，似乎也盡情地享受它們。霍爾認為，這一定義與對民眾的操縱和貶低聯系在一起，民眾無異于“群氓”是一群生活在“虛假意識”中的文化傻瓜。其二，大眾文化是指大眾在做或者曾經做過的一切事情，這接近于大眾的“人類學”概念――大眾的文化、社會習慣、風俗和民風，即標志特殊生活方式的東西。第三，霍爾指出，建構“大眾”所依據的原則是占中心地位的精英或主導文化與“邊緣”文化之間的張力和對立，這種張力和對立區分“大眾文化”和“非大眾文化”。他在考察大眾文化時，主要關注的是文化間的關系和霸權問題。
霍爾自覺地堅持用的方法來定義大眾文化，強調文化霸權控制和反控制的雙向運作。霍爾認為不存在完整的、真正的、自足的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必定是存在于文化權力和統治關系網之中，與商業亦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
二、霍爾的編碼/解碼模式
霍爾提出了信息交流的四階段理論：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和再生產。這四個環節是信息傳播的循環過程，各環節均有聯系，但又保持著相對自治。霍爾認為，信息在流通過程中是以符號為載體形式傳播意義，這一過程既有賴于技術和物質工具，也取決于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各自的社會關系。事實上，由于信息接收者的社會特征、知識背景不同，他們在接收信息時必定會有各自不同的解讀。霍爾以廣播為例來說明“信息來源”和“接收者”之間符碼的不對稱，廣播員往往關注的是觀眾未能按他們（廣播員）的意愿理解意義。他們真正想說的是電視觀眾沒有在主導的所選的或符碼范圍內活動，他們期待完全清晰的傳播然而，卻不得不面對系統地被扭曲的傳播碼與解碼之間符碼的不對稱，根源于信息發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關系、社會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結構性差異，其中包蘊著意識形態運作和媒體文化霸權。
三、傳媒、政治與意識形態
城市化：大眾傳播媒介扮演了何種角色？
城市是人類對話的中心。說起對話，自然而然地會令人想起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從誕生到發展，一直伴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對城市化產生了重大影響。
城市化自19世紀到今天的迅速發展，歸根到底是工業革命帶來的必然結果。但工業革命也催生了大眾傳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傳播信息，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傳播城市人的理念，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
城市化是一個過程，由傳統落后的鄉村社會向近代先進的城市社會轉變的自然歷史過程。它包含著四個方面的內容：<1>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和城市數目不斷增加，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逐漸提高；<2>城市經濟關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擴大，居民的生活方式、就業方式和思維方式逐步城市化；<3>城市狀態發生變化，非城市地域逐漸轉化為具有以集中和高密度為主要特征的城市性地域狀態；<4>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城市化是人類走向現代化社會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盡管社會變動、政府措施、各種偶然因素以及人們的主觀意志會在不同時期、不同程度上影響即促進或制約城市化的進程。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城市化過程所必須的兩個要素，一是人口由鄉村向工業發達的區域流動，二是城市居民經濟關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與擴大。
大眾傳播媒介伴隨著工業化革命誕生之后，便對上述兩個要素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化進程。這種說法好像并不夸張：如果沒有大眾傳播媒介，世界上不會有今天這么多的城市。韋爾伯·施拉姆曾以傳播事業三大功能（守望功能、決策功能和教育功能）出發指出它可以在以下四個方面發揮直接的作用：<1>農業新技術的推廣；<2>普及衛生知識；<3>掃除文盲；<4>正規教育。他指出，信息傳播對于任何社會來說，永遠是存在的中心環節，每當有危險或機會需要報告，決定需要指出，新的知識需要推廣，以及變革即將來臨之際，總會有信息的流動。人口集中地涌向城市是建立在農業新技術的不斷推廣，農業剩余勞動人口的增加，人們識字率的提高，以及交通工具發達的基礎上的。至于定居在城市里的人，不停地從大眾傳媒那里獲知了城市里各種各樣的信息，了解自己應怎樣學習、工作、生活，這就為城市居民經濟關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與擴大打下了基礎
在人口涌向城市的推動性因素中，大部分因素都得力于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傳播知識、開闊眼界是新聞媒介的重要職能之一。新聞媒介不是教科書，但它們所傳播的知識，主要是和人們當前的生活、生產、工作有密切關系的，以及科學技術上的新發現、新創造，社會科學的新探索、新觀點、新材料。我國建國后農村新技術的推廣，主要得力于廣播媒介在鄉村的發展。1956年全國面向農村的有線廣播臺共有1458座，有線廣播喇叭50萬只，這些為城市化打下了基礎
我國90年代初涌動的民工潮加速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在我國，大約有一億多農民從廣播、電視、報紙、雜志或者親戚朋友那里獲得了城市里有3倍于農活收入工資的信息，離開農村到城市打工，強大的民工潮給城市帶來了急需的勞動力，為城市化的發展制造了契機。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100%計算機匯總資料表明，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類型分的省內跨縣、市遷移人口，全國有2302.6萬人，其中從鄉村遷移到市鎮的有1173.1萬人，比重為50.95%，成為遷移人口的主流。《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川東北地區果子村里調查時了解到，民工選擇打工地點更多是依據親戚朋友的傳聞，再加上在廣播、電視里得到的一點印象[2]。
正是大眾傳播媒介的信息傳播，提供了眾多的教育機會，拓寬了農村人的視野，提高了農村農業生產的科技運用水平。這樣都市化的進程才席卷全國。據專家預測，1994年我國有2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到2010年，中國人口的50%將居住在城市里。可以說，大眾傳播媒介是城市化過程的驅動器之一，它的迅速發展促進了都市化的進程。目前，世界上各國正籌建的信息高速網絡，完全是以城市為中心的，也將對城市化的進程產生重大影響。
拉納曾以識字率和都市化率（有居民5萬以上的都市人口在總人口數中的比例）為指標，將各社會的傳播體系與其他社會體系的復雜相關分類如下：[3]
當然傳播體系是由新老媒介的重疊結構與復合功能所構成的。近代社會的傳播除了由發達的大眾傳播媒介肩負，也同時伴隨著各種形式的人際傳播。特別是在一些比較落后的地區，口頭傳播仍占據了重要地位，但這些地方也慢慢受到大眾傳播媒介毫不留情的沖擊。單就上表而言是否可以看出，大眾傳媒越發達，都市化程度越高，他們之間到底是何種相關，仍有待學者探索。
對于不發達國家的大眾傳播，人們首先注意的事情之一就是傳播媒介如此群集于城市之中。當然，在某種程度上，各個地方都存在這種情況，高度發達的國家以及不發達的國家都傾向于把報紙、廣播電臺和影劇院建立在人口集中的地方。[4]根據有關部門1993年進行的《法制日報》讀者調查顯示，以讀者的城鄉構成情況看，《法制日報》目前還是一張城鎮讀者閱讀的報紙。調查表明，《法制日報》現有讀者13.0%在大城市，36.8%在中小城市，39.0%在縣鄉鎮，三者合為88.8%。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僅有10.5%的讀者分布在農村。[5]在現代化的社會里，日常生活經驗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征便是消費，大眾社會已逐步變成了一個消費化的社會。由于現代技術（汽車、電影、無線電臺等）和商業（廣告術、信用賒買、一次性商品等）的發展使得消費的領域幾乎在無限制地擴展，由此帶來的是文化更具有普遍滲透性。它代表著全新的生活方式，人們從此不再以傳統的道德規范約束自己，人們在消費過程中的展示和炫耀成為一切成就的標志。而大眾傳播媒介正好順應了人們消費的口味，填補了人們主要的空閑時間。在今天，它扮演的娛樂角色越來越不容忽視。在反映社會生活的同時，大眾傳播媒介不斷地向人們灌輸著城市人的觀念，城市人的生活標準等種種意識形態，不斷地強化著這個大眾消費社會與市民標準，從而影響了由鄉村走向城市的流動人，加快了城市化的進程。
不停地移向都市的人流中，大部分人接受了城市人與大眾傳播媒介傳播的觀念，自己慢慢被塑造成一個城市人的角色。當他回到原來的環境，就會把一些新的觀念潛移默化地帶回。這些人有的住在城市的郊區，有的居住在小城市里，不停地把城市的輻射力帶回了四面八方，從而促進了城市化的進程。
朱光烈曾寫道，大眾傳播為現代城市市民設置了雙重環境，實實在在的生活環境和想入非非的太虛環境，現代城市居民自愿自覺地鉆進了大眾傳播的玻璃罩，玻璃罩里凸凹不平，城市人向外面看去，看到了一個哈哈鏡的世界。傳播史表明，我們在不斷加厚與大自然隔離的玻璃罩。在信息高速公路時代，我們能否逃離這個“玻璃罩”設置的圍城呢？[6]
在大眾傳播媒介的灌輸下，人們對日常生活的價值取向日益趨于大眾化，趨于同一化。在消費型文化的籠罩之下，人們的角色創造過程中的創造性也逐漸失去其原初含義，而越來越具有“隨從”的意義。城市化的標準也就是市場的標準，是大眾口味，而大眾傳播媒介又不斷地強化著這一口味。信息技術的進步擴展了人類的本領，人類能夠創造出虛擬的現實，這種虛擬的現實雖由映像構成，卻也很難與實際的經驗相區別。參與這種虛擬的現實的每個人僅受一些規則上的限制，他們掌握這些規則是相互影響所必須的。大眾傳播媒介就是這樣走入了個人夢想的空間，傳送著城市的標準觀念，使城市人自身也難以認清自己所處的真實環境。
王唯銘認為，大眾媒體和大眾社會的分工是前者出售夢想，后者收購夢想。在今日的媒體中，我們目擊著對大眾情趣的廣泛傳播，我們同樣目擊著它們向大眾提供的有關城市和城市人的夢想。它們是這樣自我證明的：它們永遠是也只能是大眾情感的忠實反映，而不是其他，因此對大眾媒體的任何一個完美化的需求，都只是抬舉和神化大眾媒體。[7]
盡管城市化的主要動力來自工業革命和社會分工，但大眾傳播媒體在社會變遷中擔當的角色，不容忽視。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通訊衛星與傳統的電子媒介結合，然后再與電腦相聯，使訊息傳送更多更快，運用范圍更廣，深深地影響了個人的工作與休閑生活，也影響了教育、交通、經濟、政治等社會制度，實在無異于另一次傳播革命。初期的發展傳播學學者，把大眾傳播媒介視為塑造者或變遷者，側重論述其無限效果，確實是神化了大眾傳播媒介，但大眾傳播媒介的確深深地影響了社會變遷，從大眾傳播媒介對城市化的影響中，可對這種影響窺見一斑。
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城市化的一面鏡子
城市化，在被大眾傳播媒介深深影響的同時，也促進了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
從我國建國后城市化進程與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城市化與大眾傳播媒介發展的密切程度。
概括起來說，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矛盾過程，建國40多年來城市化的進程大致可分為5個階段，而這5個階段中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也有相應的起伏。[8]
1949～1957年為城市化的第一階段。這一時期工業化、城市化發展較快，1957年與1949年相比，全國設市城市由140個增加到183個，城市人口由5765萬增加到9949萬人，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由10.6%增長到15.4%，這是中國城市化首次正常上升時期。這一階層我國的新聞事業全面發展。報業形成了以黨報為核心和骨干的社會主義報紙體系，到1957年，報紙總印數已由1950年的8億份猛增至26.1億份。這主要得益于社會政治形勢穩定，經濟建設穩步前進的結果，同時文化教育事業發展較快，全國城鄉數以億計的成年人參加了識字班的學習，很多人可以讀懂報紙了。1949年9月建國時只有40座廣播電臺，到1956年，全國面向農村的有線廣播站共有1458座，城市有線廣播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1958～1960年為第二階段。這個時期是中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期，使農村人口迅速涌向城市，使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在脫離農業的基礎上超高速發展。從1958～1961年間我國新設城市33座，城市人口由10720萬人增加到13073萬人，年平均增長率高達19.7%。中，新聞事業也存在著一哄而上的現象，報紙發展得也比較快，許多縣都辦起了報紙，1958年我國第一座電視臺——北京電視臺成立，1959年全國有電視臺20座，廣播電臺在中增加到135個，比1956年增加77個。
1961～1965年為第三階段。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大力精簡城市人口，城市數目減少了37座，城市化率1963年急速下降到16.8%，1965年底回升到18.0%，這是中國城市化的第一個大落時期。這時期我國的新聞事業也處于調整階段。1963年報紙大量合并或停辦，報紙發行數大大減少，1958年以后開辦的廣播電臺，除林牧漁區，少數民族地區以及確實有必要保留外，其他一律停辦，電視臺由20座減少為5座。
1966～1976年為第四階段。時期出現了逆城市化現象，城市化水平由18.0%下降到17.4%。我國的報業發生了災難性的變化，從1967年到1976年，通常出版的報紙只有中央、省級和一些地區級的黨委機關報。1966年共有電臺78座，1976年共有廣播電臺90座。縣（市）有線廣播站從1966年的1281個增加到1976年的2503個，但廣播盲目追求大功率，造成了極大的浪費。1971年全國共有電視臺32座，中央1座，省級27座，省轄市級4座。
1977～1995年為第五階段。在改革開放形勢下，伴隨著城市化的正常發展，廣大縣城和小城鎮開始振興和發展起來，不斷出現一批新的小城鎮。專家估計，目前我國城市化水平大約為25～30%，已進入加速發展期，城市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鄉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這一時期大眾傳媒也大大發展，至1994年底，我國公開發行的報紙數已達2408種，比1978年增加了833%，電臺數1142座，比1978年增加了1283%，電視臺數約1000座，比1978年增加了3125%。
可以從下表數據看出識字率與都市化率的關系：
時期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
識字率—62.90%77.30%84.12%
都市化率13.26%14.10%20.55%26.30%
城市化到底對大眾傳播媒介產生了何種影響呢？大眾傳媒又如何如一面鏡子反映了城市化的進程呢？
一、城市化的發展使大眾傳媒越來越重視城市理念，并不停地傳播這種理念。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被城市塑造的，他的優點和弱點與城市密切相關。[9]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感官被大眾傳媒兜售的城市人的夢想填滿了，打開電視、報紙、收音機，耳朵眼睛能夠隨時聽到、看到四面八方的信息。而這一切都以城市為核心，如關于對住房擁擠，交通堵塞，污染和噪聲，物價上漲等等的抱怨，關于城市商業、服務業與文化的繁榮。我們必須按照城市人的夢想創造明天的城市，這一切都是無須考證而自明的東西，它們的結論不在今天就在明天形成。因為追求利潤的傾向，大眾傳媒的主要使命被塑造成兜售城市人的標準夢想。在城市里，人們由工作直接支配的生活領域相對地縮小了，而娛樂世界的生活領域相對地增大了。休閑，成了都市人自我虛構夢想的空間，他們恰好在大眾傳媒身上找到了寄托。特別是通過電視媒介，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娛樂型文化被展現得淋漓盡致。
城市化就是這樣強化了大眾傳媒的種種職能，而大眾傳媒宣揚的大眾社會的標準，只不過是城市的標準。
二、大眾傳播媒介隨著城市化的進程而移動，媒介地域化的傾向越來越明顯。例如，戰后日本地方社會的變化，便造成了日本地方媒介的移動，隨著人口、財富從鄉村向城市、從日本海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移動，各種地方媒介也不斷地移動起來。以共同體報紙為對象的調查表明，被列為第三種郵政物品的報紙，1967年日本全國（除沖繩外）共有1083家，而5年后的1972年，幾乎增加了1倍，達1913家。仔細分析一下，可明了以下情況：首先，數字增加的府縣，以大阪為最，從66家增為125家。接下來為和歌山（37家66家），兵庫（49家62家），京都（14家22家），……要么是大城市，要么在大城市的周圍，全是人口激增的地區。反過來，數字減少的，有東京，還有東北和日本沿海岸的縣。但從東京說，總數雖減少了，郊外住宅區的數字卻增多了，這也表明了媒介增加的原因在于人口的增加[10]。城市在加速增長的過程中，大城市的理念輻射周邊城市，小城市輻射鄉鎮，在統一的都市化的前提下，形成了大眾傳播媒介的地域性特色。近幾年，我國中央報紙、省報地域化傾向日趨明顯，媒介不由自主地與城市本身的定位相結合，發揮著其輻射周邊地區的作用。關注城市化進程，已成為大眾傳播媒介的主要議題之一。《解放日報》總編輯秦紹德認為，現代化必然伴隨著城市化。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勢必提出加快城市化的要求，而城市化的進程，又大大地加快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體系的形成。最近十多年來在長江三角洲和華東及沿海地區出現的老城市迅速擴大、新城市（鎮）大量涌現的進程，印證了這一點。城市不僅是商品經濟的中心，也是現代文明的傳播源，各種新思想、新觀念、新事物、新信息，一般都在大城市中首先形成，然后再向中小城市、鎮輻射。城市群的崛起及其所帶來的人們生活方式的更新，已成為一種歷史趨勢，報紙必須立到這個潮頭上，研究和報道城市化的進程，成為城市文明傳播的主要渠道之一。[11]
人們都集中在城市里謀生，城市為各種各樣的人提供了發揮才能的舞臺。隨著傳播媒介的進一步發展，各國重視了對信息的開發與控制，信息高速公路正顯示著其強大的生命力。在一個大城市里，集中了如此多的印刷、廣播電視、電子媒介，城市化在促進大眾傳媒發展的過程中，也對傳統的媒介提出了挑戰。消費的個性化趨向使市民對大眾傳媒的要求越來越苛刻，媒體與媒體之間的激烈競爭往往使媒介從業者們無所適從。而城市人則鉆進大眾傳媒虛構的夢想里，一直沒弄清楚大眾傳播媒介的真面目。
從多種角度認識大眾傳播媒介，應該是一種科學的態度。
不少學者曾把大眾傳播媒介視為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通過研究媒介內容判斷家庭形態、國民性格、價值觀念，政治心態和社會結構方面的變遷。這種研究更多地是把針對大眾文化的研究，采取文化主義的分析架構，把媒介視為反映社會生活、價值觀念、心態的一面鏡子，同時對文化的研究專注于消費的角度，卻很少涉及媒介的塑造力量。但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鏡子關系，有人已宣稱這面鏡子破碎了。繼鏡子理論和塑造理論之后，結構理論又從另一角度開始研究大眾傳媒，認為大眾傳媒是社會的有機構成部分，誠如克拉克(Clark1978)所說，大眾傳媒并非獨立存在，置身于改變我們社會的其他力量之外，媒介不只塑造社會，也被社會塑造。克拉克進而指出，促成傳播媒介發展的三個主要因素是人口增加；社會流動提高；公共事務經緯萬端。[12]大眾傳媒只是社會結構中的一個角色，人類創造了大眾傳媒，卻又自愿自主地鉆進了大眾傳媒設置的神話里，成為大眾傳媒的奴隸，伴隨著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人類何時能真正認清大眾傳播媒介的真面目呢？
注釋：
[1]《城市化與經濟發展》P2，林玲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見《中國青年報》1994.2.16《跟著感覺走》一文
[3]《大眾傳播社會學》P29，竹內郁郎著，復旦大學出版社
[4]《大眾傳播媒介與社會發展》P124，施拉姆著，華夏出版社
[5]《1994年中國新聞年鑒》P230
[6]《玻璃罩里的現代人》，載《上海文化》1994.6
[7]《城市夢想：誰在出售與收購》，載《上海文化》1994.6
[8]有關城市化進程參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一書，林玲著；有關我國新聞事業的發展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史》，張濤著，經濟日報出版社
[9]《上海文化》1995.1P102頁
[10]《大眾傳播社會學》竹內郁郎編，張國良譯，P50頁
摘 要 大眾傳媒作為一種全新的社會力量，對現代大學生的覆蓋和影響越來越廣。已經成為影響大學生體育生活不可忽視的重要渠道。本文將對主要的影響因素及負面影響因素進行論述分析，對所產生的負面影響的原因進行分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從而積極促進良好的體育氛圍和傳媒文化的形成，進一步創造有利于大學生健康成長的良好社會環境。
關鍵詞 大眾傳媒 體育信息 現代大學生 體育生活
在現代社會，體育離不開大眾播媒介，大眾傳播媒介也離不開體育。社會越發達，體育與大眾傳播媒介的關系就越密切。可以說，媒體已經成為當代體育存在空間的重要緯度。對于二者之間關系的思考已經成為當今體育界不可回避的問題。然而，目前現代傳媒傳遞的信息紛繁蕪雜，包羅萬象，致使很多大學生已接受大眾傳媒體育信息時喪失了辨別能力，無法做出正確的選擇和判斷，因此培養大學生的媒介素養顯得尤為重要。
一、大眾傳媒體育信息對大學生體育生活的主要影響因素
（一）體育知識方面的影響
隨著我國體育熱潮的逐年增高，報紙、雜志、電臺等宣傳媒體中“體育園地”不斷擴大，其宣傳數量之大、報道類型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大眾傳媒體育信息的發展，使大學生們從中可以獲得更多豐富的體育知識。比如，一些“貴族”體育運動——高爾夫球，這項體育運動傳入我國較晚，在平時體育生活中以大學生的經濟生活條件是不可能接觸到的。因此，對此項目感興趣的大學生可以通過大眾傳媒來獲取他們想得到的相關信息，可以了解高爾夫球的比賽規則，從而豐富大學生的體育生活。
（二）大學生體育價值觀的影響
越來越多的大學生都開始意識到體育運動不盡可以磨練人的意志品質，還在塑造健全人格方面有著積極的作用，大學生的課外體育活動也成為校園里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他們的體育價值觀形成是有外界因素影響的，特別是自己所處的生活、學習環境、現代傳媒都是學校豐富多彩的體育活動在對他們進行刺激，促使其對體育從感性上升到一定的理性高度，逐步形成正確的體育價值觀。對于體育課在學生體育價值觀的形成上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學校大量擴招后，因受場地器材、師資力量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體育課程在內容設置，教學手段方法等方面已不能滿足學生的需求，這就會對學生的體育價值觀和體育態度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需要去認真對待和解決。
（三）偶像崇拜方面的影響
隨著現代通訊設備和傳播媒介的飛速發展，體育名星利用大眾傳媒打造并發展在大眾面前具有較高知名度、名譽度的運動員形象越來越多。隨著我國競技體育的重心向高等院校轉移，打造學校體育名星，可以促進學校體育競技水平的提高，可以用來吸引人、籌集資金、提升品牌，為學校競技體育繁榮發展和學校精神文明建設服務。根據有關調查顯示，目前大學生中普遍存在著“偶像崇拜”現象。在偶像的崇拜中，99%以上是影視界和體育界“明星”，他們為自己崇拜的體育明星加油助威，甚至不怕長途跋涉，請明星偶像合影、簽名，收集有關明星的生平資料及愛好，穿明星代言的服裝，用明星選用的體育器材，甚至打扮成明星模樣的發型，將自己的感情傾注在所崇拜的偶像身上，體育明星對大學生的影響可見一斑。
二、大眾傳媒體育信息對現代大學生體育生活產生的負面影響
（一）體育暴力方面的影響
由于大學生心智發展尚未完全成熟，若傳媒的報道虛假失實，或經常發放含暴力和不道德成分的體育信息時，他們可能會不知不覺地受到熏染，思想行為受到不良影響。如游行引起的交通阻塞，以及諸如球迷騷亂、燒掃帚、扔瓶子、敲打來往的車輛等行為，都包含著暴力的因素。然而，人們沒有注意到，各種偏執的宣傳卻在不斷升級，金牌的價值越來越大，而體育自身的價值卻越來越淡漠。過熱的宣傳把人們對體育的認識和運動員的期望帶到一個不切實際的高度，并形成極度的感情傾向。
（二）喪失了大學生參與體育的熱情
傳播學先驅扎斯菲爾德和默頓曾指出：大眾媒體具有麻醉精神的消極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讓人們沉醉在虛幻的滿足之中；第二，由此剝奪了人的行動能力。如今的媒體尤其是電視和互聯網，畫面形象逼真，聲色并茂，內容豐富多彩，大學生還處于不能夠完全控制放縱自己的能力，因此，在這個階段大學生如果過分把時間和精力用于媒介和網絡帶他們的虛幻滿足，會使他們喪失參與體育的熱情，把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在觀看比賽和節目上。
三、結論與建議
從整體上來說，由于大眾傳媒的傳播作用，體育健身逐步成為大學生生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大眾傳媒通過傳播體育知識、體育比賽、體育娛樂等有關信息，增加大學生對體育的了解，增強對體育的關注，養成對體育活動的愛好和興趣，為終身體育奠定堅實的基礎。要加強當代大學生體育價值觀、行為方式教育，必須從以下三方面入手：首先對于體育媒介工作者，應注意規范體育的專業性宣傳。其次使用多種形式的體育教育方式，打造良好的大學生體育生活方式。最后要正面宣傳“體育明星”，給大學生樹立良好的明星榜樣。
參考文獻：
[1] 陳龍.現代大眾傳播學[M].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3.
[2] 林勇虎.體育的社會學探索[M].萬卷出版社.2005.5.
關鍵詞： 大眾傳媒 網絡信息 形勢與政策 實效性
根據2004年、教育部13號文件，形勢與政策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學生進行形勢與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陣地，是每個學校的必修課程，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擔負著重要使命，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一般認為，大眾傳媒包括報紙、期刊、書籍、廣播、電視、電影、網絡等。當今世界大眾傳媒發展異常迅猛，由此對大學生所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多地引起人們的關注。如何應對大眾傳媒的沖擊，是高校形勢與政策教育工作面臨的一大課題。
1.大眾傳媒對形勢與政策教育提出的挑戰
如今的信息時代，大眾傳媒已經與大學生生活密不可分。根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課題組對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成都、西安6個城市開展的問卷調查，大學生每天接觸網絡的時間最長（平均時長達到了1小時43分鐘），其次是網絡電視（近40分鐘），其他依次是雜志、傳統電視、報紙、廣播。[1]87由此可見，大學生通過大眾傳媒了解了大量的信息，特別是通過網絡來獲取信息，大學生已經成為“網絡一族”。
1.1從教學內容來看
通過大眾傳媒，大學生可以了解到“國內新聞”、“本地新聞”、“國際新聞”及“熱點報道”、“新聞分析”等。高校食堂都裝上了電視播放中央電視臺當天的新聞節目，如“朝聞天下”、“新聞30分”，保證學生能了解到最新的新聞事件。另外，網絡電視已經在高校普及。通過網絡電視，大學生還可以收看各個電視臺的節目，如“有報天天讀”“鳳凰大視野”，獲得豐富的資訊。
形勢與政策課具有一定的動態性，使用的講授材料大部分是從網上下載得來的，有的甚至是直接使用網上現成的材料。大學生收集信息、獲取信息的能力很強，老師講的一些信息學生可能已經知道。因而，一些大學生認為既然校園電視、網絡電視、校園網、報紙等觸手可及，看看報紙、瀏覽網上信息，就可以了解到不少時事，似乎用不著上形勢與政策課。
1.2從教學方法來看
目前形勢與政策課都采用了多媒體的教學手段，在課堂教學中老師把與教學內容相關的新聞報道、電視節目、歷史資料等文字、圖片、音像材料通過PPT形象地展示給學生，大大增強該課程的趣味性。由于該課程大多數學校都是實行一人備課，集體上課的教學模式，而少數老師拿到講稿和PPT后，沒有時間認真備課，因而教學效果不理想，學生不滿意甚至認為這樣的課程上不上無所謂。
另外，一些其他思想政治理論課老師在日常教學中，例如《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概論》也開辟了學生“一周要聞”、“每周時政”等欄目作為學生的課堂實踐活動，計入學生平時成績。安排課前10—15分鐘作為學生時政點評時間，要求學生先講述一段新聞或政策，再由其他學生結合所學知識進行點評。在《基本原理概論》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學生通過上網查找資料、閱讀新聞分析能夠把熱點事件及時地反映出來并加以評論，有些學生的PPT制作得很精美，還能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不僅引起其他同學的掌聲，還使老師受益不少。這對形勢與政策課本身提出了一定的挑戰。
1.3從考核方式來看
根據13號文件，形勢與政策課實行學年考核制，每學年都考核一次。考核方法要靈活，可采用開卷考試、寫論文等形式。我院以往主要采取寫心得體會或者感想、論文的方式進行考核。但是在教學實踐中，筆者發現這兩種考核方式都流于形式。由于網絡媒體易于復制、檢索，人們可以輕而易舉地復制、下載信息。如若要求學生寫心得體會或者感想，學生一般就選取上課所講的專題，考前從網上下載資料，寫學習體會變成了介紹事件的內容；如若要求寫篇論文，絕大多數學生就事先從網上下載或者從報刊中摘抄幾段文字，甚至考試時通過手機下載，呈現考試“一大抄”的不良現象。那些沒有抄的學生也覺得考核方式不公平，這些都導致了形勢與政策教學效率的低下。
2.加強形勢與政策教育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大眾傳媒對形勢與政策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但大眾傳媒的普及無法代替形勢與政策課。這是由大眾傳媒本身存在的負面因素及形勢與政策課的特點決定的。
2.1大眾媒體的負面因素
2.1.1新聞傳播失實問題。
真實性是一切新聞的生命力，無論新聞的傳播途徑怎樣變化，真實性都應該是新聞長久不變的特征，網絡新聞也不例外。但是，由于網絡傳播的交互性、實時性等特點，在實際傳播中，網絡新聞的真實性確實受到了嚴峻挑戰，甚至個別時候出現嚴重的失實，給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帶來重大影響。[2]30
目前我國青少年對社會的基本認識和對社會游戲規則的把握及其人生價值觀的形成，90%以上的內容是通過傳媒獲得的。[3]12互聯網上人們可以自由獲取信息，但是網絡信息的自由直接傳播，有時難免“泥沙俱下”，一些新聞從業者甚至人為地歪曲報道，使一些虛假信息、不良信息趁機傳播，導致青年學生產生錯誤思想和行為。
2.1.2容易使大學生價值觀念非主流化。
中青報所選發刊登的“有代表性”的3篇文章分別是：署名“月落如煙”的文章《民粹與民主》、署名“佚名”的文章《別咳嗽，莫發燒》、署名“云淡水暖”的文章《“精粹”們怕了》。一看便知，上述3篇文章都屬于網絡文章。
被吳稼祥在文章中點名的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韓毓海在“烏有之鄉”網站刊發文章《論民粹主義問題及其他》。文章開頭述及中青報的約稿：“中青報《冰點》周刊編輯于4月17日深夜打電話，邀請我對該刊4月2日所發表的吳稼祥的文章《民粹一咳嗽大眾就發燒》作出回應。為了對民粹主義問題進行嚴肅的學術梳理，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并認真撰寫了文章。但是，4月21日，中青報《冰點》周刊編輯卻出爾反爾再次打電話來說：他們不能發表我針對吳稼祥的文章進行反批評的文字，而且除了對我進行口頭的‘道歉’外，他們不能說明任何正當的理由。”并指責中青報“標榜的言論自由和學術民主完全是虛假的”。韓文自稱是對“民粹主義問題進行嚴肅的學術梳理”。
上述中青報刊發民粹主義討論文章的風波引發的聯想很多，但從大眾傳媒自身的角度，不免讓我產生兩個聯想：
第一，中青報的處理方法符合平衡報道的原則嗎？眾所周知，現代大眾傳媒平衡報道原則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兩個前提，一是避免報道偏向而引發部分不認同偏向的受眾的反感和受眾群流失，以實現大眾傳媒商業利益的最大化；二是對于受眾的理性判斷能力的肯定，也就是說受眾是擁有一定的理性判斷能力的，足以對兩種相對立的觀點作出正確的判斷，因而不需要大眾傳媒的“引導”和“偏向”。中青報在4月23日的“編者按”中自稱是遵循平衡報道原則的，因而，該報分別于4月2日和4月23日刊發吳稼祥文章和批評吳稼祥觀點的文章。但仔細看來，中青報的編輯處理仍有值得商榷和有待改進的地方。最主要的問題是，為什么刊發批評民粹主義的文章選用學者的專文，而刊發主張民粹主義的文章卻選用網絡文章？網絡文章的邏輯性和分析的系統性無法與學者的專文相提并論。在我看來，較為嚴謹的平衡報道原則的遵守，理當刊發觀點相反的對等性文章，就有關民粹主義的討論，中青報也理當刊發與吳文觀點不同的學者的文章。從韓毓海的網絡文章中看，中青報編輯之約稿韓文，應是有刊發對等性文章的平衡報道的初衷，最后未能刊發，據我從編輯業務角度推測，或許因韓文太過學術化，沒有吳文的形象生動；或許是韓文一萬六千多字，太長；或許是由于韓文中“謾罵”之因。但不管怎么說，中青報刊發網絡文章作為“回應”刊發，至少反映出對于平衡報道原則遵守得不夠嚴謹。
第二，大眾傳媒是進行“主義”討論的平臺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的李偉先生在《研究》2003年第1期上發表《關于國內民粹主義研究的幾點討論》認為：在學術上，“民粹主義問題是一塊難啃的骨頭”。據我所知，有關民粹主義的概念、緣起、歷史形態等問題在學術上一直莫衷一是。中青報現時刊發吳稼祥關于民粹主義的文章，顯然有著明顯的現實針對性。但作為大眾傳媒,到底應該就現時的“問題”刊發評論，還是應該就與現實問題相關的“主義”刊發評論？先生早在1919年就曾提出“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在看來，“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的建議是針對輿論界的同志的，中青報的編輯也當屬輿論界的同志吧。在我看來，建議的價值，應不單是一個形成有價值主張的方法問題，還有現代大眾傳媒的“大眾化”受眾特性問題，大眾接觸傳媒的時間是有限的，大眾的所思所想畢竟是不同于精英的，這樣的大眾是更需要對“問題”的分析呢，還是更需要關于“主義”的高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