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2-06 13: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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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1990年10月1日施行的以來，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行政訴訟理論研究的深入以及司法實踐經驗的積累，特別是1999年憲法修正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納入憲法，要求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不能囿于1989年頒布的、并不十分成熟的《行政訴訟法》的樊籬之中裹足不前。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對于保障基本人權、促進依法行政、完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無疑起重要作用。
一、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現行法律規定
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又稱行政訴訟主管范圍或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是指人民法院對行政機關的哪些行政行為擁有司法審查權，或者說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機關的哪些行政行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訟的界限。
（一）直接列舉的可訴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
《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第一款規定了八類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即（1）不服拘留、罰款、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財產等行政處罰而提起的行政訴訟；（2）對限制人身自由或對財產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不服而提起的行政訴訟；（3）認為行政機關侵犯法律規定的經營自而提起的行政訴訟；（4）對申請領發許可證、執照要求予以拒絕或不予答復而提起的行政訴訟；（5）對不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的法定職責而提起的行政訴訟；（6）對不依法發給撫恤金而提起的行政訴訟；（7）對違法要求履行義務而提起的行政訴訟；（8）對其它侵犯人身權、財產權而提起的行政訴訟。
（二）直接列舉的不可訴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
《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1）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2）抽象行為。（3）內部行為。（4）終局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
二、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存在的問題
（一）采用列舉式立法體例使可訴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不明確
我國《行政訴訟法》關于受案范圍的規定采用的是列舉式體例。《行政訴訟法》第11條采用肯定的方式列舉了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第12條又采用了否定的方式列舉了不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由此造成的問題是那些處于肯定和否定范圍之外的行為，如行政裁決行為，技術鑒定行為等能否進入行政訴訟就成了盲區。這是列舉式立法體例最為突出的弊端。
（二）可訴行政行為范圍過窄以致無法全面保護行政相對方的合法權益
1、抽象行政行為被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
《行政訴訟法》在設定行政受案范圍時，首先考慮引起爭議的行政行為的性質，即該行為是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進而將可訴行政行為從總體上限定為具體行政行為。其次，從實踐上來看，抽象行政行為侵犯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情況客觀存在。在我國的現行體制下，對抽象行政行為的監督主要是通過非訴訟的方式進行：一是人大和上級的監督；二是備案審查、法規清理監督；三是行政復議中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但是從實際情況上看，目前這些監督機制很難有效發揮作用，難以保障對其監督的質量和實際效果，其他監督機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為問題日趨嚴重。將抽象行政行為排除在受案范圍之外，必然導致大量的行政侵權行為處于司法審查的真空地帶，從而產生多方面的不良后果。
2、內部行為不可訴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可訴行政行為必須是外部行為。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內部行為不可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進一步將可訴行政行為限定為行政法律行為和單方行為，認為行政事實行為和雙方行為不可訴。從理論上看，這些限定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帶有一定的隨意性。從實踐中看，內部行為、事實行為或雙方行為都可能對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產生實際的損害。如將其排除在可訴范圍之外，顯然不利于保護相對人的正當權利，甚至侵犯了公民的憲法權利。
（三）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僅局限于人身權?財產權的行政行為
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規定，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限于行政主體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人身權、財產權的具體行政行為，除法律法規特別規定外，對涉及政治權利或其他權利的行政行為則排除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按照我國法律規定，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并且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自由等。其他權利有勞動權、休息權、物質幫助權、受教育權等。上述這些權利都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它是由國家憲法賦予的，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現的真正的權利。如果這些權利受到行政機關的侵犯，卻不能得到保護，不能得到救濟，那么不能不說是我國立法的失誤。因此，將涉及政治權利和其它權利的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范圍不僅可行，而且十分必要。
（四）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僅局限于合法性審查而排除了合理性審查
《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對這一條規定，理論界和司法界均稱之為合法性審查原則。它的立法意圖是：“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是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至于行政機關在法律法規規定范圍內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適當，原則上應由行政復議機關處理，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機關作出決定。”?基于此，從目前看，合法性審查原則基本排除了合理性審查，人民法院只能根據合法性審查原則來確定具體的受案范圍。然而，由于行政行為的復雜性和立法的局限性，不可能把社會生活中可能發生的任何情況都毫無遺漏地詳盡地規定下來，由此行政自由裁量行為大量存在。但是，行政自由裁量行為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由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任意作出，它仍應遵循一定的規則，主要是合理性原則。合理性原則要求行政自由裁量行為要公平、客觀、公正、適當、符合公理。如果將行政自由裁量行為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就等于撤除了界于自由和隨意之間一道必要的防線，默許了主觀隨意產生的那些不公平、不公正、不適當的行政行為合法，其結果與我國行政司法審查制度的根本宗旨相悖。
三、完善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設想
（一）完善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立法體例
針對現行的列舉式立法體例所存在的弊端，我國有關行政受案范圍的規定宜采用下述立法體例：對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作出概括性規定，對不可訴行政行為作出列舉式規定。
1、對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作出概括性規定
某一特定的行政行為究竟是否可訴，往往只能求助于司法解釋。由于立法缺乏明確的可訴標準，司法解釋有時容易產生相互矛盾。如果沒有相應的司法解釋，司法機關習慣于“從嚴”掌握受案范圍，把一些本來應屬于受案范圍的行為拒之門外。如果對可訴行政行為的范圍采用概括性規定就能避免這些問題的出現。如：公民、法人、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訟。這樣可以避免因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過窄而使公民合法權益受損。
2、對不可訴行政行為作出列舉式規定
采用列舉方式規定不可訴行政行為的種類，自然也會有所遺漏。遇到這種情況，應作出有利于行政管理相對人的推定，按照“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來判斷某一特定行為是否可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規定基本上采用了上述“立法體例”。它一方面從總體上擴大了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另一方面又明確增加了幾種不可訴行政行為。嚴格來說，《解釋》作為一種司法解釋，無權突破現行立法的規定。因此，在將來修訂《行政訴訟法》時，應該把《解釋》中的合法規定上升為立法。
（二）取消針對可訴行政行為所做的不適當的限定
我們認為：人民法院在監督和制約行政機關行使職權過程中明顯力度不夠，狹小的受案范圍把大量的行政行為排除在司法審查之外，嚴重影響了行政審判作用的發揮。因此，無論是行政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還是抽象行政行為，只要超越法定權限，法院都可行使審查權，行政機關的一切行為都在司法審查范圍內。我國《國家賠償法》、《行政復議法》在總結行政審判工作得失的基礎上，已經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賠償訴訟和行政復議的范圍。根據后法優于前法的原則，《行政訴訟法》應盡快作出修改，把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以實現前后法真正的統一和協調。
【關鍵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治文化 建設途徑
【作者單位】 第二炮兵指揮學院。
【中圖分類號】 C93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5103（2013）01-0054-03
法治作為迄今為止最好的治國理政方式，它不僅是有形的制度，同時也是無形的文化。法治是否昌明、法治的要求能否落到實處、法治的成果能否真正有益于社會進步與社會和諧，從根本上取決于是否有良好的法治文化作為支撐。作為先進文化的重要內容，法治文化是以平等、公正、自由、誠信和人權等為主要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文化，本身具有權利和義務一致的規范性。因此，弘揚法治精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關鍵環節。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內涵及特征
我國著名法學家龔瑞祥教授指出：“所謂‘法治’，不僅僅是指‘以法治國’，還包含著用于法治的法律必須遵循的原則，如‘公正原則’、‘平等原則’、‘維護人的尊嚴的原則’等。也就是說，法律是確定的、公認的理想，而非我們通常所稱的‘長官意志’。法治高于法律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用以檢驗法律能否生效的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文化體系是一種以“正義”為價值取向的、以西方法治文化為范式的、以傳統中國法律文化為根基的法治文化。它在顯型結構層面上表現為：制定良好的法律規則和法律原則；完備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完善的法律組織和法律設施；嚴格的執法和司法程序。在隱型結構層面上主要表現為社會主體的信法、守法、用法心理；較強的民主意識、正義觀念和權利觀念；法律的權威至上觀念、依法辦事的精神和法治的思想等，是一種內容結構和諧統一的法治文化。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民主政治，是這一法治文化體系的本質所在。而圍繞這一本質展開的各項條件、措施和效果，即以法治為特征的物質文化、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全面生成，則是這一法治文化體系的具體要求和現實標志。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生成屬于一種“后發混合式”的模式。從其生成的動力來講既有外在動力也有內在動力。一方面，其生成依賴于中國社會的內在力量，這些內在力量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民主政治、法律（良法）、道德、教育和社會主體需求的轉向等社會因素。另一方面，它一直受到外來法治文化的刺激，特別是西方法治文化的刺激，這種刺激表現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等各個方面。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有其獨特性。
1. 民族性。中國傳統法治文化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文化傳統積淀的產物，經世代相傳而取得了穩固的地位，形成一種“超穩定形態”，即使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它也會堅守自己的陣地，至今仍在影響著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它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法律觀念、法律情感以及行為模式，并已內化為中華民族法律文化的心理和性格，影響著當代中國人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識和行為模式的選擇。
2. 現代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現代性表現在它能與當代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相伴相生，是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一方面，市場經濟呼喚法治文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社會主義法治文化與之相適應，市場經濟本身就是法治經濟；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對法治文化也產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響，法治文化以市場經濟為根據，進行理論創新，以一種新的形式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3. 開放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開放性表現在它從不固步自封，善于吸收人類有益的法治文化成果，特別表現在對西方“法治”思想和理論的移植和借鑒上。隨著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以及法律趨同化現象的出現，社會主義法治文化與西方的法治文化必將互相融合并存，整個人類社會都將向“大同法治世界”的方向發展。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重要作用
促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既具有前瞻性，又具有時代性。建設法治文化，不僅是堅持人民當家作主、防止權力異化的有力保障，而且也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1.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一切權力為人民”的重要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以人民當家作主為邏輯起點，強調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要求權力服從于憲法和法律，并使權力始終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軌道上運行。同時，法治文化在為監督與制約國家權力提供思想保障的同時，也通過合理借鑒國外的先進制度并結合中國實踐進行制度創新，從而為權力的有效監督與制約提供智力支持。
在新的歷史時期，僅僅注重對權力進行制約是不夠的。因此，構建法治文化同時還要保障權力的有效行使。權力具有客觀性，只要將權力運用好，就能更好地為人民謀利益。但怎樣用好權，從而使權力既有限、又有效地得到行使，必須有賴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引導。法治文化要求國家機關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權力，不越權、不濫權、不惜權，最大限度地履行法定職責。同時，法治文化還要求國家機關必須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序行使權力。程序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也包括維護程序法的權威。因此，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必須按程序行使權力，從而不僅實現正義，而且以看得見的形式實現正義，同時提高權力運行的效率，更有效地為人民謀利益。
2.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
任何社會建設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環境中進行的，和諧社會建設也離不開必要的文化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基礎之一，可以在多重意義上滿足和諧社會的內在需要。和諧社會是充滿活力的社會，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必須調動整個社會的積極性，使整個社會的成員充滿活力。整個社會成員要充滿活力，要求每個成員合法權益能夠得到保護，以及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都需要法律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法律也就通過它的這些作用，為社會的和諧提供最生動、最富有生機的力量。和諧社會要謀求安定有序，而任何安定有序，都是在規則的基礎上，無規則便無秩序。而在所有的秩序中，法律的秩序規則是最明確、最具有外在強制性的，因此，法律在維護社會安定有序上有著它不同于道德、傳統、習慣的獨特作用。和諧社會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法治在維護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維護生態平衡，保護生態環境等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和諧社會要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目標，沒有法治文化作為基礎是斷不可能的。
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內在要求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中國現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細密的文字法規加一套嚴格的司法體系，而是與億萬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心態以及行為相聯系的”。因為任何制度都需要人去制定，更需要人去遵守，如果沒有人的道德信仰、價值理念相配合，再好的制度也會被侵蝕得面目全非。只有當億萬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心態以及行為中，有關法治的價值理念占有了穩固之地并漸成一種法治文化，并進而成為中國文化傳統內容的一部分時，我國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堅實的社會人文心理基礎。因此，目前只有努力培養我國民眾的法治理念，建設法治文化，改良、培育中國法治的“土壤”，才可能實現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宏偉目標。
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主要途徑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指出：“在任何一項偉大的事業背后，必然存在著一種精神的力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的力量一定與該事業的背景有密切的根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它需要全社會各方面力量的努力。
1. 培育公民對法律的崇尚和信仰
法治文化的培育旨在為法治國家奠定尊崇法治的社會文化意識基礎。一個社會能否建立起法治，先決條件之一就是這個社會有無尊崇法治的心理，是否培養起了追求法治的信念。法治文化形成以公民具有一定程度的法治意識和法治素質為前提。社會主體的法律信仰是法治社會的靈魂，是法治文化的精髓。社會主體對法律的信仰必須具備兩個前提，一是法律自身的正義性。博登海默指出：“法律是正義和秩序的綜合體”，法律必然體現為一種社會正義。社會主體對法律的真誠信仰來自于法律自身所具有的公平、正義和對人類的關愛精神，社會主體正是基于這種信仰而對法律自覺遵守。二是法律實施的正義性。社會主體對法律的真誠信仰在于因法律實施的正義而對法律的神圣產生高度認同感，在于法治歷程中對法律強烈的自覺意識。在全國范圍內推進普法教育，不僅是普及現代法律知識，更為重要的是培養公民對法律的信仰，逐步實現全社會整體法律素質的提高、法律信仰的塑造、法治文化的形成。只有喚起個人的權利意識，才有可能真正樹立起現代法治觀念和公民意識。另外，還應該通過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等良性法律實踐的教育活動，增進公民對訴訟的信任和期待，培育公民對法律的信仰心理。
2. 大力弘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既體現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一般規律，符合法治文化的一般特征，又富有中國特色和中國氣派。因此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在五千多年的文明發展和歷史演進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然而，民族精神在某種意義上說，與法治存在著密切聯系。我們應該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納入中華文化體系之中，樹立并維護憲法和法律在中華文化體系中的地位；將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等理念融入中華文化的價值內涵，體現權利保障和權力制約理念，使法治文化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內容，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一旦如此，就能進一步發揮憲法和法律的文化功能。使分處各階層的社會成員，能從憲法和法律的實施中獲得切實利益、得到精神上的愉悅和滿足，并能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新標志。使之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精神的新載體。
3. 以改革創新精神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發展
改革創新是我們時代精神的核心。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必須發揚改革創新精神，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不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注入新鮮血液。堅持理論創新，推動法治文化的一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提供有益的理論支撐。只有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理論創新，科學回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沒的重大理論問題，才能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理論體系。堅持制度創新，以改革創新精神深化政治體制革，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奠定制度基礎。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中要組成部分，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核心環節之一。要以改革創新精神，改變原先不合理、不科學的體制．樹立并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將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結合起來．使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有相應的制度依托。堅持實踐創新，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提供實踐素材。法治文化是廣大人民的事業，人民群眾的實踐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建設的不竭動力。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實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化形態。因此，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主觀能動性，豐富和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實踐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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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日益開放，隨著民主法治建設的深入推進，人民群眾的民主意識、權利意識、法律意識不斷增強，對政法機關的執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政法機關必須順應形勢發展的要求，適應人民群眾的要求，不斷端正執法思想、更新執法觀念，自覺樹立和落實崇尚法治、平等保護、司法文明、程序正義等現代法治理念，推動執法觀念創新和工作創新，推動各項執法工作健康深入發展。同時，將執法為民、保障人權等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現代法治理念貫徹落實到執法辦案的各個環節，使執法工作更加符合黨和人民的要求，更加符合法治建設的規律，確保檢察工作沿著正確方向健康發展。
首先要進一步強化公仆意識。本著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執法，從人民群眾最希望做的事情做起；帶著對人民的深厚感情辦案，從人民群眾最不滿意的地方改起，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運用法律手段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辦好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每一個案件；堅決克服執法中的特權思想和霸道作風。
其次要牢固樹立大局意識、政治意識和責任意識，自文秘站:覺把政法工作置于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中來思考和部署，堅持黨的領導，通過充分發揮法律職能，積極推進改革，促進發展，維護穩定，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建平安有序的法治社會做出貢獻。
再次要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要求政法機關牢牢把握“以人為本”這個核心理念，堅持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對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正確處理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各種問題；
政法機關樹立執法為民理念，是由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所決定的。同時，執法為民也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原則在政法工作中的要求和體現。
一切為了人民是執法為民理念的基本內涵，也是政法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政法機關要立足本職，恪盡職守，嚴密防控打擊違法犯罪，保證公民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和民利不受侵犯。
走群眾路線，首先必須正確處理專門機關工作與群眾路線的關系，一方面要加強政法機關機構建設，保障政法機關有能力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另一方面要切實做好群眾工作，在新形勢下，堅持專群結合，集中體現在強基固本，大力加強政法機關的基層基礎工作上。其次，政法干警走群眾路線，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特別是要學會做等特殊狀態下的群眾工作。
目前，全國各級政法機關正在開展社會主義法制理念教育，深化“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專項整改活動。2006年，中央政法委決定對全體政法干警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這是加強政法隊伍建設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是促進政法干警公正執法，提高執法水平和辦案質量的治本之策。
我們作為天天與老百姓打交道的公安交警，通過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教育學習，有力地促進了公安機關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提高公安交警的執法水平和工作效率、消除長期以來交警身上久治不愈的“冷、硬、橫、推”和“四難、”的疾癥，改善和加強警民關系，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取得了階段性的明顯成效。我們的主要做法和經驗是：
一是領導重視，組織機構得力，各項工作落到實處。在各項階段性工作中，大隊領導始終高度重視，指派由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大隊長負責，并由大隊教導員牽頭，各中隊負責人組成專門工作機構，抽調得力、經干的工作人員，認真抓好各項工作的開展和落實。
二是認真開展學習宣傳，進行全員培訓，促進全體民警對依法行政的認知、理解、掌握和運用。自支隊統一分期分批有序地開展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法制理念集中進行學習、培訓和考試后。魚峰交警大隊以“規范執勤執法示范活動”為平臺，進一步展現執法為民良好形象。一是規范路面執勤標準。以大隊為單位，每周利用一天時間對民警進行執勤動作、普通話、日常執法用語訓練和交通疏導、糾正違章等業務技能培訓，做到疏導合理，站位得當，糾違行為正規。二是規范民警執法行為。大隊建立了民警個人《執法考核檔案》和電子執法臺賬，對民警執法行為進行全過程監督檢查。按照“誰辦案誰負責，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明確各崗位執法責任主體，對有過錯案件逐一倒查，嚴格追究責任。同時，由一名副大隊長兼職的法制員，對大隊民警的執法情況進行監督，強化廣大民警依法執法意識，進一步樹立了良好執法形象。
2、加強內務管理，進一步提升服務質量和水平。一是認真落實持證上崗制度。在認真搞好政策法規、業務知識、操作技能培訓基礎上，對民警進行執法資格認證考試，實行持證上崗，以增強違法處理民警的責任感。二是提高窗口服務水平。按照“便民、利民”和“微笑、高效”的工作要求，著力在提升服務質量上下功夫。增加了窗口服務的協警員，確立了駕駛員交通違法處理“一站式”服務工作站，方便了群眾，提高了效率。通過法制理念教育、規范執法行為和服務意識得到了增強，服務措施不斷完善，工作效率和服務水平進一步提高，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好評，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三、“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專項整改活動中，對不規范的執法行為認真進行盤查、整改和建章立制。
1、牢固樹立依法管理交通、依法行政和以人為本的思想。在交通管理執法活動中，多年來，交警在道路執勤中，少數民警我行我素思想不同程度存在，糾正和處罰道路交通違法，對人不對事、感情用事的情況時有出現。比如，同樣的交通違法，當事人經濟條件也相當，處理結果不一樣。暫扣車輛、證照不開憑證，扣留的證照私自保管，導至當事人東奔西跑，找不到地方處理。
2、打牢執法為民的思想。交通管理的目的是什么？交警究竟是在為誰執法？這個問題有的交警至今還在含糊不清，以至他們在道路執勤、執法工作中抓不做重點，主次不分，方法不但，和老百姓、和交通參與者糾纏不休，費了不少口舌，犧牲了大量時間，，又激化了矛盾。比如，一企業的一輛非營運小客車忘帶行駛證，執勤民警的確又清楚該車有合法的行駛證，該車系市內短途行駛而確有急事，就不要逼著駕駛人非倒回去拿證來才給以處理不可。外地車輛走錯了路或停錯了車。又如，一輛核載五座的小客車超座1人，核算起來是超過20%，但是這種情況仍然按客運車超員20%的規定處罰顯然就不夠公平了，要舉的例子還有很多。所以通過認真學習，使我們公安交警進一步牢固樹立執法為民的思想，處處多為民著想，多為民服務。從而在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更加明確執法的目的，把管理的重心放在消除重、特大事故隱患上，對營運性客車嚴重超員、對低速載貨汽車（農用車）貨廂載客，對無證開車、“黑車”非駕、彎道超速、超車等等這些事關千家萬戶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嚴重違法行為，堅決依照法律、法規規定上限處罰，決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它事關千千萬萬人民的利益和生命財產安全。
3、在道路交通管理執法活動中，能夠把公平與正義準確的付諸于實踐，從而減少交通參與者、交通違法者對執法交警的一些誤解和不滿。比如，有兩個駕車人出現相同的一起交通違法行為，被執勤交警查獲，按法律規定應處200元罰款，但張三是企業老板，經濟條件很好，200元錢對他來說毫無半點影響，而李四是下崗工人，每月僅靠400元基本生活費維持家庭生活，李四拿出的200元和張三拿出的200元錢顯然價值懸殊就太大，所以對張三處罰200元、對李四處罰50元都屬于執法上的公平和正義，不能視為法律上的不平等。過去在道路執勤中常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些不理解的群眾弄得交警很難處理。
4、增強交警識大體、顧大局的觀念。過去，交警在強化道路交通管理工作中，考慮單一的保暢通、保安全多，對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些特殊情況、企業發展的艱難以及加快區域經濟快速發展思考得少，對道路交通管理的最終目的和方向不夠明確，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交警工作的最終點和落角點是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為經濟建設保駕護航。
5、進一步增強民警工作責任心和責任感。培養民警養成不拈輕怕重、不損人利已、遇到困難和矛盾不回避，遇事不推諉、勤奮好學的好作風，進一步規范民警的言行舉止，保障民警文明執法、禮貌糾章、熱情服務、助人為樂、吃苦耐勞一以貫之，盡心盡職完成好各個時期上級下達的各項工作任務。
總之，堅持社會主義執法理念，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是我們公安機關每一個民警義不容辭的職責，我們要從“立警為公、執法為民”的高度出發，充分認識深入社會主義法制理念，全面深化規范執法行為、促進執法公正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在實際工作中自覺認真貫徹執行，并在執行中邊學邊用，邊領會邊整改，為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職能，提高執法水平，推進我市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依法行政、更好地規范執法行為。真正把促進執法公正作為執法活動的基本準則，做到嚴格執法、高效便民、誠實守信，真正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落到實處。
××*交警大隊副大隊長
論文關鍵詞 行政強制法 行政強制措施 行政強制執行
以“規范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保障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履行職責，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只需，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為目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強制法》（以下簡稱《行政強制法》）已經于2012年1月1日正式施行，這部法律的正式施行標志著我國行政法制建設又上了一個新的臺階，這是我國頒布施行第三部規范政府機關行政權力的重要法律。這部法律的實施不僅注重行政效率的提高，更著重于對社會公益和公民合法權利的保護，充分體現了我過法律以人為本的理念。如何更好地理解《行政強制法》精神和條文，從而促進我國行政強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新課題。
一、我國行政強制制度概述
論文摘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公安機關警察權力的運行必須符合“嚴格、公正、文明”的要求，而當前不同程度的存在著警察權力被濫用、權力指向異化、公民對警察行為投訴權過分張揚以及民警正常執法活動保障機制缺失等現象。本文指出欲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加強有關警察權力的立法工作，建立科學的公民投訴處理機制以及執法維權保障機制。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已經發展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由于警察權是國家權力的組成部分，具有法定性、強制性、實力性、單方性等特點。因此，警察權力在運行過程中一旦受到某種干擾而偏離了預定的目標，那么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往往是非常嚴重的。近年來， 警察的執法權益受到嚴重侵害，暴力襲警、暴力抗法、誣告陷害、打擊報復等侵害警察執法權益的事件屢屢發生，這不僅給人民警察造成了極大的心理負擔、精神壓力和一定程度的人身、精神傷害，而且嚴重侵犯了國家權威。
一、我國警察權力運行的現狀
進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二十多年來，隨著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進一步完善，制約警察權力運行的法律、法規基本建立，加之人民警察隊伍建設的加強，警察素質的提高，我國警察權力的運行正朝著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向發展，力求達到“嚴格、公正、文明”的要求。但我們也應看到由于警察權力涉及的范圍比較寬，運用權力手段的彈性又比較大，而監督和保障權力運行機制又相對滯后。因此，縱觀警察執法權益受侵害的社會背景不難看出，警察執法中尚存在著一些不可忽視的傾向。從執法外部環境上看，有些地方警群關系緊張。一些群眾一旦遇到自己利益受損時就直接采用暴力、謾罵等違法方式阻礙民警執法，而其他群眾則抱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袖手旁觀;一些人受到處理打擊后利用一些渠道報復民警;從管理體制上看，有些地方政府指令民警越權參與非警察職能活動。如參與處理房屋拆遷等事項中，使得各種矛盾都集中到警察身上，使警察成了眾矢之的，導致侵害警察權益案件屢有發生;從經濟成因上看，由于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受經濟條件及財力所限，民警的裝備配備不足，財政還很難按照警務工作的需要，全面保障警察機關的裝備配備。
二、構建警察權益保障機制的思路
前述我國警察權力運行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是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相悖的，也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極大障礙，我們必須采取措施，提高警察權力運行的效率，從根本上解決警察權力運行中產生偏差的一系列不利因素。
(一)加強有關警察權益保障的立法工作
國外學者曾經根據一個國家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高低，將國家的發展階段依次分為警察國、法治國、文化國。照此理論， 我國現在正處于由警察國向法治國過渡的階段。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依法治國”觀念的確立和貫徹，警察權力的產生奠基于法律的創建，而保證警察權力的正常運行，則必須有統一、完備、嚴密的法律法規。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警察權力的正確行使則無從說起。但制定的法律法規如果比較粗放、不夠縝密，那么警察權力的運行就會出現偏差， 警察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就有可能摻入個人主觀因素，放大警察權力，導致警察權力的濫用、警民關系惡化、襲警事件的發生。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現有法律存在的疏漏，盡快地加以充實、填補。因此，增設襲警罪是非常必要的。
(二)加強對警察權益保護的宣傳， 促使警察權益保護問題社會化
第一，優化執法環境。一方面要通過警察的嚴格、公正、文明執法行為，進一步改善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以嚴格、公正、文明的執法形象，贏得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通過法制宣傳等方式，取信于民，營造良好的執法環境。對警察的執法行為，當事人可以通過合法的途徑行使監督、申訴、控告的權利，減少侵害警察執法權益案件的發生。第二，全面減輕公安機關的負擔、剝離各級政府附加在公安民警身上的非公安職能， 解決公安機關職能泛化，使警察回歸其本位， 從而減少警察權益受到侵害事件的發生。第三，政府加大對警察執行職務所需的經費、器材裝備的投入，加強警務保障。在全國各地發生的暴力襲警事件中，有相當一部分民警是因為裝備保障不力而負傷或犧牲的。
(三)建立科學的公民投訴處理機制
正確對待公民投訴，維護警察權力正常運行，事關維護警察行為的法律權威和公民民主權利的最終實現，二者要達到平衡、協調， 就必須建立起科學的公民投訴處理機制。具體的作法:一是在警察機關內設立專門的機構統一負責受理、調查、處理公民投訴警察的案件，其他部門接到的公民投訴一律移交該機構處理，避免同一問題多頭調查、多頭處理， 該機構在工作中應接受類似“投訴警察監督委員會”(群眾組織)對投訴案件調查、處理的監督;二是建立一套調查和處理公民投訴警察案件的程序規范，從受理、調查、處理到反饋都做到有章可循，杜絕任何一個環節的隨意性;三是加強對投訴工作的公開宣傳，一方面向社會公布投訴警察的渠道、程序、方法，向社會昭示警察機關自覺接受社會監督的誠意，另一方面也要向公民明確濫用投訴權、惡意投訴可能產生的法律后果。典型的投訴案件，其處理結果可以通過媒體進行公開，發揮警示作用。對此，我國香港警方的成功做法值得借鑒。
為了構建和諧社會、人民警察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與鮮血乃至于生命，然而大量的侵警害警案件，不僅與和諧社會相對立，也挫傷了警察工作的積極性，同時也牽制了大量的警力，降低了警察的工作效率。和諧社會呼喚和諧公安，執法與維權并重才是公安工作在和諧社會中的體現。加強警察權益保護，使得警察有更高的積極性，更多的時間，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公安工作中，投入到構建和諧社會工作中。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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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案例教學是高師法律基礎課堂教學常用的手段,只有堅持案例的準確性,強化案例的針對性,注意案例的趣味性,側重案例的思想性,搞好案例的實效性,才能使案例教學起到應有的作用。
法律基礎課是對大學生進行社會主義法制教育的課程,它所闡述的法學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雖不深奧,但對于這些缺少法律知識的大學生來說,也顯得比較枯燥和抽象,這就要求教師用科學的案例,去撥動學生的心弦,啟迪學生的智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從而準確、扎實地掌握所學理論,實現教學目的。
一、堅持案例的準確性
案例的準確性就是要選擇最能反映法學理論本質的、最能表現教材所述觀點、理論的案例。準確、典型的案例,一方面,可以啟發學生,讓學生去思考、去探索,從而由簡入繁,由現象到本質,由具體到抽象,理解教學內容;另一方面,有示范性,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大學生,使他們在學習知識的同時,培養了自身素質,提高專業能力,為培養合格的初等教育師資創造條件。
教師應認真鉆研教材,把握教學內容的中心,對所掌握案例進行反復比較,精心篩選。選用準確、典型案例,以增強講課的說服力,達到教學目的。
二、加強案例的針對性
課堂教學中,案例的針對性是高師法學基礎課理論聯系實際原則的具體運用,只有案例具有針對性,才能達到深化教學內容,簡化所述理論,正確理解我國法學基本理論和各部門法的基本精神,同時,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大學生自身發展處于青年初期,世界觀正在形成,在思想認識上往往會存在一些偏差,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偏激、片面。特別是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法制建設還需不斷完善,還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問題,學生往往只注意社會陰暗面,如果不加以引導,就必然影響法學基礎課授課質量。只有案例有針對性,才能針對學生實際,糾正學生思想認識上的偏差,使學生自覺掌握法律基礎知識、基本觀點,樹立法律意識和公民意識,增強法制觀念和社會責任感,并為學生提供正確的行為準則,澄清思想認識,提高思想覺悟,為培養合格的社會主義國家公民和人民教師創造條件。
案例的針對性,一是要針對教材中的重點、難點、疑點,通過舉例使問題由繁到簡,由抽象到具體;二是要針對學生的思想實際和行為傾向,通過案例使學生掌握理論,澄清是非,提高認識,增強法制觀念。三是要針對高等師范學院的培養目標,通過案例分析,使學生提高自身素質,使自己的思想、行為,主動適應基礎教育的需要。
三、注意案例的趣味性
只有教學具有濃厚的趣味性,才能夠使用權學生在學習時具有積極的心理狀態,獲得較佳的學習效果。趣味性是實現教學目的的重要手段。
法律基礎課中多為較抽象的法學理論、法律基本知識,如果我們僅用邏輯的角度從理論到理論給予論證很難為學生所接受;大學生年齡在20～24歲,抽象思維已經形成,但仍對具體、生動、形象、有趣的事物感興趣;大學生將來工作的對象基礎教育的學生,他們以形象思維為主,趣味性對于教學特別重要;因此,法律基礎課教學中,應選擇趣味性強的案例,證明原理,使大學生在把握理論的同時,積累素材,為將來基礎教育教學打下基礎,應反對“樂”而“不教”或者“教”而“不樂”。
教師應從以下角度挖掘案例的趣味性:第一,從案例的內容上盡量找有趣的新穎的案例。第二,從案例的使用形式上,采取多種形式并用,如講述式,討論式,模擬法庭等新穎形式,從而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例如,在學習繼承法的代位繼承時為了更好地使學生理解學習內容,我選取了這樣一個案例。馮長根(男,68歲,妻子早亡)與妻子生有一子一女。其子馮勇與高玉芬結婚后生有一女孩取名馮小麗;其女馮怡尚未結婚,與父親及兄嫂、侄女共同生活。1995年3月10日,馮勇在陪父親馮長根去醫院看病途中遭遇交通事故,父子倆身受重傷,搶救無效馮長根、馮勇均死亡,死亡的順序為馮勇先死亡,馮長根后死亡,未立遺囑。馮長根財產折合人民幣8萬元,馮勇個人財產折合人民幣3萬元,對于如何繼承馮長根、馮勇的遺產,高玉芬與馮怡發生糾紛,告到法院。如果你是法官,你怎樣分配馮長根、馮勇的遺產?學生積極參與,通過分析討論,較好地理解了所學繼承法的知識。
四、側重案例的思想性
法律基礎課是政治性、思想性非常強的學科,它的基本任務是通過必要的學習,使學生認識到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必要性、艱巨性和長期性;初步懂得法學的基本理論,了解和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掌握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的主要精神和內容;樹立正確的法律意識和公民意識,增強法制觀念,提高法律素質,成為“四有”新人。大學生正處在人生觀、世界觀的形成時期,加強思想教育,提高政治覺悟尤為重要。因此,必須突出案例的思想性,它是核心,是教育學生的關鍵。
如何突出案例的思想性?
第一,要精心篩選,掌握“關節點”掌握“度”。教師圍繞教學內容,把可作為案例的素材,精心篩選,選擇最有教育意義的,最有思想性的案例,在援引時,抓住案例的“關節點”——思想性,把它作為重點來突出;掌握“度”,指把案例蘊含的思想性切合實際地挖掘,既反對無限度地拔高,單調地說教,又反對“樂”而不“教”,嘩眾取寵,把思想性、政治性拋到一邊。
第二,聯系實際,突出師德。高師生是未來的人民教師,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師必須具備良好的師德,因此在援引案例時,應多注意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為使他們成為合格的人民教師創造條件。
五、搞好案例的實效性
案例的實效性,指它的實際教學效果,要想向學生傳授法學基本知識、基本理論,提高學生的思想認識,完成法律基礎課的教學任務,就必須注重案例的實效性,如果不重視案例的實效性,就不可能很好地教育學生,甚至有時會使案例帶來不良影響。
強調案例的實效性,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第一,全面了解學生。教師應通過經常性的調查工作,實事求是地了解學生的思想實際、行為傾向、生活環境、家庭教育和所受的社會影響,以掌握哪些是對學生健康成長起促進性的因素,哪些是起消極性的因素,為選擇合理案例創造條件。
第二,堅持正面教育原則。教師應多用科學的、準確性的、典型的正面案例,去論證教學內容,啟迪學生思維使學生健康成長。同時,注意少講案例中犯罪手段,而重在講清對犯罪分子的量刑,加強對學生進行教育。
第三,注意克服反面案例的消極因素。由于大學生的世界觀、人生觀正處在形成時期,明是非、辨美丑的能力與成人比較還是較弱的,對一些問題的看法偏激,因此,應少用反面案例,如果需要反面案例,應使用恰當,發揮其反面教材作用,同時必須注意克服反面案例的消極因素,從而使案例能啟發學生思考,達到預期效果。
總之,高師法律基礎課堂教學案例的選取應堅持案例的準確性,強化案例的針對性,注意案例的趣味性,側重案例的思想性,搞好案例的實效性,只有這樣才能起到案例應有的作用。
參考文獻:
根據《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員會關于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②《若干意見》中明確了卓越法律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即經過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學先進、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教育理念，形成開放多樣、符合中國國情的法律人才培養體制，培養造就一批信念執著、品德優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高素質法律人才。同時該《若干意見》也將卓越法律人才實行分類培養，即應用型、復合型法律職業人才、涉外法律人才和西部基層法律人才三種培養模式。每一種培養模式下所確立的培養目標是不一樣的，其中，應用型、復合型法律職業人才的培養模式應適應多樣化法律職業要求，堅持厚基礎、寬口徑，強化學生法律職業倫理教育、強化學生法律實務技能培養，提高學生運用法學與其他學科知識方法解決實際法律問題的能力，促進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的深度銜接。因而此種人才的培養是實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養計劃的重點。涉外法律人才培養模式下，所培養的是一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法律事務和維護國家利益的涉外法律人才。而西部基層法律人才是作為培養應用型、復合型法律職業人才的著力點。為適應西部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需要，結合政法人才培養體制改革，面向西部基層政法機關，該種培養模式下所培養的一批具有奉獻精神、較強實踐能力，能夠“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基層法律人才。③此《若干意見》的出臺無疑終結了法學界(法律教育界)長期關于法學碩士研究生的培養目標到底是學術型還是應用型之爭。④對于那些辦學實力雄厚、生源優質和教育資源豐富的法學院系可以采用前兩種或全部類型的培養模式來培養法學碩士。⑤考慮到辦學時間短、教育資源短缺、生源質量不高、教師隊伍整體素質不高等問題，絕大部分地方高校尤其是西部地方高校在法學碩士培養模式上應選擇西部基層應用型模式，以及在該模式指導下明確自己的培養目標。
二、西部地方高校法學碩士培養標準的變革
考慮到我國法律人才培養缺乏統一的標準，根據我國現行體制和西部地區的社會經濟現實需要，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以構建西部地方高校法學碩士生的培養標準:
(一)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相適應，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國家與法的理論與中國國情和現代化建設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實踐經驗的總結，是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思想和理論成就。西部基層卓越法律人才必須是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和黨的領導等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堅定的信仰者、傳播者和實踐者。
(二)具備扎實的法學理論知識法學理論知識是進行法律實踐的基礎和前提。西部基層卓越法律人才首先必須掌握系統的法學理論知識。具體包括:掌握法學學科的基礎理論知識;熟悉基本法律制度和訴訟程序;理解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意識、法律精神和法律價值，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政治、經濟、科技、歷史、文化、社會、道德、倫理等背景知識。
(三)具有較強的職業技術能力職業技術能力是應用型法律職業人才的核心能力。西部基層卓越法律人才能夠獲得全國法律職業資格證，能適應西部基層各類法務實踐活動，在工作中具有較強的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夠靈活運用法律和相關的理論知識解決實踐問題，有較強的調查研究與決策、組織與管理、交流溝通和團隊協作的能力;具有獨立獲取知識、信息處理、終生學習的基本能力;具備較好的談判、協調能力;具有良好的法律邏輯和法律思維;掌握基本的法律方法;具備較好的諸如法律詮釋、推理、論證等能力;具有規范使用法律語言的能力，能熟練掌握法律談判和法律辯論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四)具有相應的社會管理創新能力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創新性思維要求人們能夠突破常規，跳出既定的思維模式來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當前，我國法律實踐中的問題層出不窮、千變萬化，社會管理模式也急需創新，這種創新離不開在法律框架下的大膽探索和改革。因此，西部基層卓越法律人才的培養必須讓學生針對法律實踐和社會管理實踐中的各種問題，找到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方法。
(五)具有高尚的法律職業倫理道德西部基層卓越法律人才應堅持社會主義法制，實現社會正義;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忠于事實和法律;嚴明紀律，保守秘密;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恪盡職守，勤勉盡責;清正廉潔，遵紀守法;為人表率，注重修養;具有高度的奉獻精神、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良好的精神狀態，以適應急劇變化的西部落后地區各類工作環境、人際環境、思想環境;自愿扎根西部，促進西部法治事業的發展。
三、西部地方高校法學碩士培養措施的改革
在西部基層法律人才培養目標的指導下，西部地方高校法學碩士培養的措施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
(一)準入與退出機制方面的變革生源質量是法學碩士培養的重要前提，因此西部高校在招錄法學碩士時應著重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如學生的專業知識、計算機能力、外語、有志于從事西部基層法律職業工作等。為保證學生的質量，學校應嚴格培養管理制度、學位授予制度，對于不符合授予學位條件的學生暫緩或延期授予，直至不授予學位。在學位論文方面，應建立起嚴格的學位論文開題報告和中期檢查制度。完善學位論文評閱和答辯制度，論文至少應有一名校外專家進行“雙盲審”評審，實行一票否決制，答辯委員會的組成必須要有校外專家。
(二)培養學制方面的變革法學碩士可實行3－4年的彈性學制。根據其培養目標，3年制法學碩士按照“1．5+0．5+0．5+0．5”模式實施。第1、2個學期為人文素養課和學科基礎課的實施階段，第3個學期為專業課以及學位論文開題實施階段，第4個學期為在校內外實習實訓基地進行職業技能課程和社會管理創新課程，同時準備畢業論文的選題與開題工作，第5、6個學期為畢業論文設計階段。
(三)深化“學校+實務部門”的聯合培養機制西部基層卓越法律人才的教育培養應將高校、實務部門教育資源有效系統融合，實現資源優勢互補，條件許可的高校可與實務部門進行訂單式或定向人才培養。這就要求西部高校與實務部門共同制定培養目標，共同設計課程體系，共同開發優質教材，共同組織教學團隊，共同建設實踐創新基地，①建立起常態化、規范化的“高校+實務部門”的聯合培養機制和運行模式。在此基礎上，深度拓展“學院與司法部門共建”、“學院與企業共建”、“學院與政府部門共建”等的社會合作教學模式。
(四)優化課程體系根據培養標準，要培養出“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基層卓越法律人才，在人才培養方案中應設置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筆者認為，西部高校法學碩士的課程體系可從人文素質課程、學科基礎課、專業課程、職業技能課程、社會管理創新課程等四個方面構建課程模塊。人文素質課程模塊可開設《法律職業倫理道德》、《當代中國社會》、《自然科學史》、《人類學概論》等課程。學科基礎課模塊應以法學方法論、法哲學、法學經典著作研讀等課程。專業課程模塊應重點突出專業課前沿問題的教學，同時還應考慮到西部地區的特殊性，可增設《民族法學》、《民族法律政策與公共治理》、《區域法治建設》、《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等選修課。職業技能課程模塊可開設《社會調查方法》、《法律診所》、《法律實務》、《非訴訟糾紛解決》等實踐實訓課程。社會管理創新課程模塊可開設《法律實務與社會管理創新》、《公共政策》、《危機管理》等課程。
(五)革新教學方法改變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方式，根據不同的教學內容，選擇研究式教學方法，以拓展學生的思路，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特別是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激發學生發現問題、主動學習的興趣，以提高學生解決實際法律問題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