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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城鄉文化，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城鎮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趨勢，是世界各國發展的普遍追求，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等，其諸多益處不再一一贅述。但任何一項好的政策，在實施過程中都難免發生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譬如我國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更多注重的是人口的城鎮化，景觀形態的城鎮化，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越來越多的村莊變成或融入城市而消失，原來附著農村的千姿百態的各種傳統文化元素變淡甚至消失了。伴隨城鎮化的步伐，許多地方對傳統文化的弘揚、創新、補充少有作為，更多的是對傳統文化、農村文化的簡單復制或干脆拋棄。
農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村莊是傳統文化的根基所在，是傳統文化的自然載體。我國綿延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形成了尊重自然、順應天時、因地制宜、春種秋收、陰陽平衡、天人合一的樸素哲學思想和與此相適應的生態觀念、家庭倫理、精耕細作、種養結合、男耕女織、守望家園、鄰里相助的農耕方式。這些老祖宗傳下來的農耕文化不能丟，我們要以敬天畏地的價值理念和揚棄的哲學思想來對待。
從表面上看，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農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有了城鎮廣場、圖書館、文化館等文化活動場所，但由于城鎮大眾文化的同質性，使得人們對過去那種原汁原味的鄉情民俗、節慶活動、家族祭祀、婚喪嫁娶、桑麻農事等又萌生了難以釋懷的留戀和需求。這說明文化的城鎮化絕非像人口的城鎮化那樣來得迅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也說明了不管現代技術多么先進，這些與大自然存有靈性的原始溝通的人類精神之源，在社會發展中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強調：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要傳承文化，發展有歷史記憶、地域特色、民族特點的美麗城鎮。
當然，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法治文化也會有所發展，這是城鎮化帶來的積極成果，但法治不能包攬解決所有問題，許多事情還要靠道德、習俗等傳統文化手段解決，要善于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
著錄當代、傳承歷史是地方志工作的光榮使命，也是方志工作者的主要職責。多年來，持續不斷的地方志編修，在我們國家形成了粲然可觀的成果群，其中包括約占現存古籍十分之一的8000多種舊志，7000多部新編省、市、縣三級志書，2000余部行業、部門、山水寺廟、專題、鄉鎮村志，1700多種、數萬卷的地方綜合年鑒，還有種類多樣的地情資料文獻，這是一座不斷豐富、取之不竭的資源寶庫，為公民道德素質建設、理想信念教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影視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基礎資料。也使城鎮化后的農民在原有文化環境改變的情況下依然能得到歷史文化的浸潤，仍有傳統和現代相結合的文化作精神支撐。我們要進一步開發地方志資源，做好讀志用志工作，讓收藏在書齋里的典籍、書寫在志書上的文字活起來，為當今的規劃制定、基礎建設、招商引資、減災防災、申報世遺等工作服務。
【關鍵詞】城鄉文化發展 統籌 動力 分析
統籌城鄉文化發展是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推動農村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重大舉措,是改善農村社會風氣、維護農村社會穩定、建設和諧社會、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迫切需要。明確統籌城鄉文化發展動力構成,形成合理的動力結構,是城鄉文化“統籌發展”的應有之義。
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動力源
原始動力:農民精神文化需求。一切社會文化的產生、發展和演進離不開人的客觀參與和主觀改造,因此,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原始動力在于人的實踐活動。人類文化史上,人們在生存需求的驅動下,為適應不同生態環境,創造了以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為主的兩大文化系統。特別是農耕文化的發展,需要人們在改造自然與利用自然的進程中,結合生產和生活的需要,持續地付出智慧,并將生活實踐中得來的各種悟性灌注其中,不斷改進生產技術,不斷改變生活習慣,推動社會經濟文化的不斷繁榮,并成為發展農村經濟、改變農村面貌的巨大動力。這種動力是原發性的,也是農村文化建設中最根本和最基礎的動力。
在統籌城鄉發展的進程中,廣大農民對文化建設的需求是很迫切的,也是很豐富的。一方面,源于對農耕文化的眷念和難以割舍,不希望長期認同和遵從的風俗、習慣、禁忌在統籌城鄉發展中被同質化,甚至是被遺棄。另一方面,由于城市文化生活多樣化和濃郁的現代氣息,他們對城市文化生活又充滿了向往和期待,希望感受新奇的生活方式、新鮮的生活環境和新潮的文化氛圍。
目標動力:新農村和諧文化建設需求。統籌城鄉發展是新農村建設的必要前提和途徑,新農村建設是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和方向。新農村建設作為新時期具有開創性和系統性的一個新課題、新工程,在強調經濟建設的同時,同樣需要重視新農村和諧文化的建設。為此,高度重視、大力發展農村文化事業,用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社會主義文化占領農村陣地就成為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內在動力。這種動力是方向性的,也是目標性的,其動力方向應該是與新農村建設一致的。如果忽視或淡化了這種需求動力,就會迷失農村文化建設的方向,就會破壞新農村建設的美好局面。通過統籌城鄉文化發展,可以將文化活動與農村各方面的教育活動如普法教育、農業科學普及教育、計劃生育教育等有機結合起來統籌進行,從而提高農民各方面的素質,為實現農村現代化奠定基礎。
保障動力:政府決策需求。我國的基本國情是農村人口眾多,如果不盡快改變農村文化建設落后、農村文化生活貧乏的狀況,整個精神文明建設的水平就難以提高,農村經濟也難以健康持續地發展。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出臺,雖然有農民精神需求和農村建設需求的動力因素,但依然也只能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提出,才能得以貫徹實施。所以,從某種角度講,統籌城鄉發展是對政府宏觀調控行為的強化。
但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相對于農民精神需求(基礎性需求)和新農村建設需求(目標性需求)而言,政府的執政需求只是一種外部需求,其所提供給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是一種外部動力,是上述兩種需求動力得以發揮作用的保障動力。這種保障動力主要表現在推動戰略的選擇和制度環境的改變,為此,政府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中必須有恰當的角色定位,一方面需要發揮宏觀調控和協調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作相應職能的轉變。如果政府需求對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原始動力和內部動力干預過多,甚至單方面地“改變”或“設計”上述兩種動力的路線圖,就可能會出現矯枉過正和事與愿違的結果。
統籌城鄉文化發展動力分析的應用價值
有利于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中尊重農民的文化需求。新農村文化建設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處理好“三農”問題,離開了農民的文化需求,新農村文化建設就失去根本的著力點。文化需求得到充分尊重,可以進一步調動農民參與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還可以集中農民的智慧,讓他們的創造性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中得到淋漓盡致地發揮。統籌城鄉文化發展就是要相信農民群眾,依靠農民群眾,由農民群眾說了算。過去,在農村建設中,一些地方盡管出臺了標準,搞了典型經驗,但農民群眾卻似乎不感興趣。
有利于找準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雖然,新農村建設沒有統一的標準,也不可能有統一的標準,但我們建設的新農村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從大的方向來講就是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大目標是新農村文化建設的最高要求,同時也給統籌城鄉文化發展指明了方向。比如,在農民價值體系建設中,就必須通過多種形式進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教育,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統領和引導農村其他價值體系,并不斷提高農民的精神境界。具體地講,一切科學、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化形態都應該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導下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方向,一切頹廢、低級趣味和蒙昧落后的文化形態都必須是統籌城鄉文化發展所擯棄的。
有利于政府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中制定合理的政策制度。城鄉文化統籌發展,關鍵在于通過政府的適度參與,實現城鄉文化發展各要素的自然流動。為此,統籌城鄉文化發展不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性統籌”,唯一需要的只是政府廢除現有種種阻礙城鄉文化之間雙向自由流動的要素。只要不受干擾,要素的流動必然是雙向的。政府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中應該從以人為本的角度去考慮制度的訂立或廢止,充分尊重城市文化和農村文化之間的異質性和互補性,為農村文化建設搭建恰當的平臺。切不能從城鄉同質化的角度入手,簡單地將城市的文化理念和設施向農村擴展,更不能以城市文化的某種標準搞“樣板工程”。
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動力路線圖
培育原始動力市場。培育統籌城鄉文化發展原始動力市場,就是要了解、引導和強化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市場。
一是做好兩個調研。一方面要調查當前農民精神文化需求狀況,另一方面要調查當前農村文化建設狀況。通過調查,了解當前農村文化的特點、當前農村文化的發展狀況、當前農村文化的基礎設施建設狀況等內容。二是抓好兩個引導。一方面要引導農民從低俗的精神文化需求向高尚的精神文化需求轉變。如下鄉的文藝演出內容不能追求低級趣味,必須具備積極健康向上的藝術格調;另一方面要引導農民文化需求的單一性向多樣性轉變。關鍵要處理好城鄉統籌發展過程中的文化沖突問題,要采取一定的辦法讓農民學會包容多種文化。三是注重兩個強化。首先要強化農民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主體地位;其次要充分尊重和參考農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將統籌城鄉文化發展,建設新農村和諧文化納入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議題。
把準目標動力方向。為了保證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關鍵在于抓好“四個一”的工作。
一是明確一個目標。就是要明確建設農村和諧文化這個目標。構建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建設和諧農村文化是建設和諧農村社會的重要任務。二是抓住一個核心。就是要抓住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個核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三是堅持一個原則。就是要堅持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服務這個原則。在統籌城鄉文化發展中始終堅持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服務的原則,需要做到四個堅持:堅持工作方向與新農村建設保持一致;堅持工作方法與新農村建設匹配;堅持工作進度與新農村建設同步;堅持工作實效與新農村建設合拍。四是突顯一個特性。就是要突顯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時代性。新農村文化建設強調一個“新”,這個“新”不僅僅是原有文化的完善,更多的是“統籌”城鄉文化,體現出明顯的時代性。
學界關于路遙的研究多圍繞《平凡的世界》、創作心理、作品題材這三部分進行，其間涉及路遙對于城鄉文化的態度、對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鄉交叉地帶”主題等。有學者認為就路遙研究的問題意識來講，并未超越學者李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標志著路遙進入第一個創作高峰，當下對《人生》關注較少且多對人物形象進行道德評判，應當注意到以敘事空間中的城鄉文化的二元對立切入確有所需。
文本中城鄉沖突折射出路遙對城鄉文化二元對立的思考，隨著他后續作品對于現代性的思索與表現，城鄉二元對立這一特點被逐漸削弱。通過塑造“高加林”這一形象，且設置不同的敘事場景，路遙表現他徘徊于“交叉地帶”的沖突、城市文明與鄉土傳統的矛盾，構建出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人物和環境作為敘事空間存在的重要表現在小說當中反差明顯：縣城、鄉村兩個故事空間里，劉巧珍、高加林、黃亞萍三人的感情糾葛實質是高加林抉擇于城鄉之間對人生道路選擇的產物。除此之外，視角的轉換在文學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關學者也顯而易見。萊辛“文學是時間藝術”的論斷為文學研究多立足于敘事時間的視角定下基調，在“現實主義時期，大多數文學作品因空間性特征并不明顯而采用線性敘事方式，所以在經典敘事學中，人們垂青“敘事時間”，對敘事空間視而不見。”[3]當下在對以往現實主義作品的再解讀時，敘事空間作為區別于通常參照的“線性時間順序”的另一角度，需要“從對敘事文本的整體體驗上把握作品的空間性”，在這一前提下分析城鄉文化沖突與人物塑造的關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涵。
一、《人生》文本中敘事空間的劃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經歷回鄉、短暫進城、回城、再度返鄉的過程，串聯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亞萍、克南、德順老漢等）。敘事空間將小說分成兩大故事空間（鄉村、縣城）；而按照時間的線性順序則分為三階段：（見表1）
城鄉二元對立的整體格局下，敘事空間需要聯系與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節的脫節——“大馬河川道、橋”這一連結點應運而生。“大馬河川道”是山間的平坦道路，象征鄉土文明的自然傳統；“大馬河橋”一定程度上則象征現代文明，帶有象征意義的二者是溝通城鄉的必經之地。路遙在多個關鍵情節中都選擇 “大馬河川道（橋）”作為的故事空間：無論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辦教師資格后進城賣饃，途中面對進城人群內心萌生身份意識”，還是在“他與巧珍同行回村經過此地時接受后者熱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進城看望他，兩人關系悄然變化，臨別之際他在川道路口為巧珍攏上紅頭巾”，還是“在大馬河橋上，他結束與巧珍的戀情”，甚至是“再度返鄉途中他走過這必經之地，‘腿猛一下子軟得再也走不動’”。
大馬河川道作為小說敘事空間中一個獨特的存在，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名詞，而是融注著人物之間復雜、交織的感情與思想，進而成為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的重要連結點。
二、敘事空間中的城鄉二元對立與路遙的“交叉地帶”
路遙作品格外關注陜北，形成了獨特的鄉土敘事風格。有學者指出：“路遙在創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對鄉土人生哲學的價值偏愛，實質上是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思想面臨西方現代思想的壓迫時所產生的現代性焦慮的反映。” [4]這種風格展現在路遙“交叉地帶”的創作題材中。“‘交叉地帶’原本沒有特殊的含義，僅是指農村的某些東西與城市的某些東西交叉。但是路遙賦予它以積極的意義，之所以關注這個‘地帶’是因為這個‘地帶’作為農村與城市的生活空間，長期以來一直處于對立狀態，兩者間沒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農村處在城市的絕對優勢之下，因而被禁錮和封閉。由于生產方式不同，農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當然會存在差別。”[5]鄉土敘事的風格、創作題材的范圍設定都表現出路遙鄉土文化的鮮明立場，審視現代文明及其產物。小說描寫高、黃二人對物質生活的追求、黃亞萍被加林父親稱為“洋女人”等細節表現出路遙對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態度以及對傳統樸素的鄉土倫理道德的珍視。
城鄉二元敘事空間為路遙“交叉地帶”題材的創作服務，文本中除了物質性的“大馬河川道（橋）”是敘事空間的連結地，高加林心靈深處對鄉土濃厚的感情同樣也是敘事空間的連結點。他在離鄉進城工作之際，“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無限依戀的感情，盡管他渴望離開這里，到更廣闊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覺得對這生他養他的故鄉田地，內心依然是深深熱愛著的！”[6]這種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鄉二元對立設置給讀者帶來的消極影響；路遙在小說中沒有被敘事空間結構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這一連結點，通過抒發感情表現出敘事空間結構的張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質得以凸顯。
路遙不拘泥于鄉土傳統的立場，用辯證的眼光進一步表現城市文明與鄉土文明的關系。“感性層面上，倫理主義的目光讓路遙對生活過的老土地無比的眷戀和懷念；而理性層面上，歷史主義的目光告訴路遙要堅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擁抱現代文明，路遙深知現代文明是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尋求現代文明也是路遙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擇。”[7]這體現在小說開放式的結局，在城鄉之間位置、身份的變換：高加林回到鄉村，在鄉土倫理的評價體系中失分，但終究不會在鄉村自我放逐。開放式結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臺。
三、城鄉二元敘事空間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遙喜歡在以城鄉交叉地帶的生活為題材，他的作品中經常出現城市文明與農村文明的沖突，也經常出現離鄉和戀土的矛盾，這就為農村青年的人生選擇增添了一重歷史轉折的巨大背景，從而顯示出一種倫理主義和歷史主義的雙重目光。”[8]高加林作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資本試圖完成從農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轉變，卻不幸失敗。在城市長期處于話語體系、政治經濟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這種受過相當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喪失了社會的上升路徑，不得不面對成為農民的事實，他們的掙扎不可避免。小說中這種掙扎尤其體現在高加林失去民辦教師職位后，大大推動了情節發展。民辦教師的職位對不愿做農民的他來說，意味著不用參加農業勞動就可以給家里貢獻一份男勞動力的工分的優待，意味著對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來他被迫再返鄉土、陷入困頓的起因，則是對純樸鄉土道德的背叛、是個人追求的膨脹，更是時代的悲劇，充分折射出創作時期的社會現實。
路遙在上篇適時運用插敘，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學時期表現突出，而當時體制下城鄉的鴻溝限制了他的發展。正如黃亞萍所想：“她后來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為加林回了農村，她再沒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塊兒。不必隱瞞，她還不能為了愛情而嫁給一個農民；她想他她一輩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兩次進城深刻體會到城鄉不平等，對自己的農民身份憤懣不平；之后對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顯：“我非要到這里來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識，我比這里生活的年輕人哪里差？我為什么要受這樣的屈辱呢？”[10]進城工作后則表現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熱的張開雙臂膀，面對著燈火閃閃的縣城，嘴里喃喃地說：‘我再也不能離開你……’”[11]面對選擇時他毫無遲疑地投入城市懷抱，數十年鄉土文化的浸染抵不過接受教育后對現代文明的皈依。結尾處他被迫返回家鄉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說對城鄉二元對立的反思高度，“他進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黃亞萍去了南京，他這輩子就會真的幸福嗎？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樣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亞萍會不會永遠愛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誰知有多少，以后根本無法保證她不再去愛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邊，就像甩張克南一樣。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結婚，他就敢保證巧珍會永遠愛他。他們一輩子在農村生活苦點，但會活的很幸福的……”[12]面對愛情，城鄉身份的差別卻成了最大的限制：無論是黃亞萍無法忍受犧牲的想法，還是劉巧珍獨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對純真愛情的莫大諷刺。高加林愛情抉擇的矛盾緊張激烈，但追求個人的發展的深層命題一直貫穿全文；表面愛情的演進深深地被這個命題影響，融入并成為其個人發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終沒有按照預想掌握自己的命運，他設想在巧珍和亞萍之間選擇安穩或前景，在另一維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下，愛情悲劇和人物性格問題同時從側面表現出人固有觀念中巨大的城鄉差距。路遙在塑造“高加林”時賦予他城鄉對立的思維，即使隨著身份的轉變也無法消解，反過來這種設計也折射出作家的內心世界。從小說結局來看，路遙為主人公設置重回鄉土文化懷抱的出路，體現出鄉土哲學的思想傾向：“（路遙）以鄉土人生哲學的博大和深邃為鄉土子民的奮斗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尊嚴的后盾，他以鄉村的道德人倫的溫暖安慰著在生存價值的比較中飽嘗創傷和屈辱的心靈。”[13]但造成悲劇的、人性方面的深層原因也應當引起反思；以此來看所謂“城鄉交叉地帶”的客觀影響存在又有著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結論
路遙在《人生》中建構起城鄉二元對立的敘事空間，在表現現代文明與鄉土傳統的差異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顯著，取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路遙一系列作品中個人的奮斗故事、潛藏的手法、敘事空間模式的不斷發展，成就了他“鄉土傳統”以及“城鄉交叉地點”的題材；另一方面也制約了作品思想內涵的進一步深化。文化層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現實中并不少見，人們現實中面臨著劇烈沖突，“一方面向往著現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難以割舍掉傳統鄉土倫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擇與當時中國處在傳統社會與現代化的轉折點這一節點緊密相關，路遙在時代浪潮中的經歷、心路歷程與敘事的城鄉二元對立模式同樣相伴而生，從此入手也使研究獲得更廣闊的社會內涵和思想深度。
注釋：
①李星的相關研究主要涉及：路遙作品中的道德承諾及其潛在的人生信仰，從《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變化，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選擇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經歷對創作心理的影響等，更多地從整體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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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聰潁、勤奮的徽州人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徽文化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瑰寶。今天，徽文化和藏文化、敦煌文化一起被稱為中國三大地方顯學。徽文化函蓋了經、史、哲、醫、商、繪畫、建筑等諸多領域。
徽派建筑粉墻黛瓦、錯落有致，其建筑風貌與黃山大地青山綠水相互映襯，秀美如畫。徽派建筑以其深厚的文化內涵和鮮明的地方特色在中國建筑史上獨樹一幟，是徽州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古徽州人民聰明才智的結晶，是黃山市極其寶貴的歷史文化財富和旅游資源，是祖先留給后人的一份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西遞﹑宏村古村落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保護徽派建筑這一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是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大事。在新的歷史時期，研究、弘揚徽派建筑風格，傳承徽派建筑文化精髓，是延續黃山市歷史文脈的重要途徑。
黃山市城市建設目標是建成國際性風景與文化旅游城市，這就更加要求城市建設要具有自身的形象與特色。建筑是構成城市特色的重要組成元素，必須要挖掘徽文化內涵，尋找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方式的結合點，將體現徽派建筑文化內涵、手法和構思融合到現代城市規劃和建筑中，充分體現黃山市的城市特色和個性。
黃山市作為新興旅游城市，“打好黃山牌，做好徽文章”是重要的發展戰略，黃山勝景冠天下，徽州人文爍古今。重視徽派建筑的研究，全面準確地把握徽派建筑的特點，將徽派建筑這一寶貴的旅游資源變成黃山市旅游經濟發展重要增長點，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傳統徽派建筑特色及內涵
徽派建筑有著高超的建筑技巧和濃厚的文化內涵，在造型﹑功能裝飾和結構等方面自成一體，它的工藝特征和造型風格主要表現在民居﹑宗祠牌坊﹑園林等建筑中。
1.尊重自然山水大環境。古徽州對村落選址的地形﹑地貌﹑水流風向等因素都有周到的考慮，往往都是依山傍水，環境優美，布局合理，交通順暢，尊重山﹑水等自然地貌，建筑融匯于山水之間。
2.富于美感的外觀整體性。群房一體，采用高墻封閉，馬頭翹角，墻面和馬頭高低進退錯落有致，配以大小不一，布置靈活的斜坡屋頂，使得外觀豐富耐看，頗有韻味。
3.較宜人的空間尺度。建筑的高寬比和空間比例適中，感覺既不空曠，也不壓抑。如屯溪老街的街道寬6-7米，兩側建筑物的高度也大多為7米左右，高寬比約為1：1，給人以良好的空間感受。
4.獨具一格的馬頭墻。馬頭墻是徽派建筑最具特色的部分，層層跌落，前后進退，極富韻律感。
5.靈活多變的斜坡屋頂。徽派建筑大量使用坡屋頂，用法靈活多變，不拘一格，大小有變化，高低有層次。
6.樸素大方的色彩。徽派建筑不以華麗復雜的外觀取勝，而是以典雅大方的灰白色調見長。青山﹑綠水﹑白墻﹑黛瓦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質樸中透著清秀。
7.較靈活的多進院落式布局。建筑平面布局的單元是以天井為中心圍合的院落，按功能﹑規模﹑地形靈活布置。
8.精美的細部裝飾。徽文化中“三雕”（磚雕﹑石雕﹑木雕）藝術令人嘆為觀止，磚雕門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與建筑物融為一體，是徽派建筑一大特色。
三、加強城鎮規劃管理，弘揚徽派建筑文化
傳統徽派建筑文化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地域背景和人文環境，與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是相適應的。今天的城市建設有現代的要求，不可能簡單的將傳統的徽派建筑拿到今天的城市建設中照搬使用。
1、低層與多高層建筑形式問題。傳統的徽派建筑一般在3層以下，村落制高點一般是非居住功能的公共建筑，建筑物也不會顯得十分突兀。現代城市集約化使用土地，建筑物層數一般在5層以上，大型公建和標志性建筑物的層數更高，與傳統的低層建筑差別大，不能用簡單加馬頭墻的辦法處理。
2、徽派建筑小體量與現代建筑大體量的問題。傳統建筑以民居為主，體量較小，現代建筑一般體量較大，傳統建筑特色很難照搬使用到現代的大體量建筑物上。
3、傳統建筑淡雅的色彩與現代求新﹑求異色調之間的問題。傳統建筑色彩以粉墻黛瓦為主，色彩淡雅，現在一些項目業主往往要強調個性，求異，大面積玻璃幕墻，大紅，大藍建筑物色彩是一項很重要的構景要素，反差很大。
積極探尋傳統建筑文化與現代城市建設之間的結合點
1、吸取傳統徽派建筑文化最本質的元素。黃山市地理條件獨特，城市建設依山滂水，城市規劃建設要求顯山露水，體現山水城市特色，將城市融匯于山水之間。適當調配建筑高度，在山體周圍與瀕水地區控制一定數量的綠色視線走廊，將山水景觀引入城市。將高層建筑在適當的地方集中建設，統領城市景觀，使建筑與山水相互呼應。
2、營造傳統徽派建筑文化的氛圍。每一棟建筑都傳達出自身的信息和個性，一系列建筑群體相互映襯，能構筑一種特定的氛圍。傳統建筑文化不僅包含建筑本身，樹、井、漏窗、亭臺、廊柱、街道等都是徽文化氛圍的構成元素。在建筑設計中，要求適當擴大建筑設計的深度和廣度，對建筑物的內部空間、建筑物占領的過渡空間、向公眾開放的外部空間進行統一設計，充分吸取徽派傳統建筑中庭院空間的處理手法。
3、高層建筑中的處理手法。規劃對高層建筑的選址進行控制，一般應選址在寬廣的道路兩旁和道路交叉口四周，并適當后退道路紅線，利用高層建筑的裙房和主樓的進退部分作為徽派特色的體現平臺，靈活搭配坡屋頂和馬頭墻符號，在建筑物的主入口和近人部位采用“三雕”（磚雕、石雕、木雕）裝飾，使人感受到徽派建筑的氛圍。
4、大體量建筑的“小化”。現代建筑一般體量較大，有較長的連續性墻面，可通過線條分割、墻面凸凹等多做方法化大為“小”。但一定要把握好尺度，否則容易造成墻面分割的瑣碎，達不到化大為小的目的。
5、營造多層次墻面的傳統特征。傳統建筑外觀豐富、錯落有致，富有韻味，現代建筑也可體現階梯式布置、群房一體的傳統特征，如在橫向上，處理好墻角處的過渡；縱向上，做適當的進退，都可豐富墻面的景觀。
6、馬頭墻符號的應用。馬頭墻符號的應用是現代建筑體現徽派特色的主要手段之一。不少現代建筑為體現傳統特色，往往將傳統建筑的局部特征符號照搬到現代建筑中，結果常常是與現代的審美理念向悖，反而引起觀者的反感。應該延續傳統建筑特征符號的尺度比例，抽象變通地運用，追求神似而不是簡單地在形式上的模仿。
7、斜坡屋頂的運用。傳統徽派建筑的坡屋頂運用很靈活，不拘朝向和大小，并且層次感極強。規劃要求，住宅一律使用坡屋頂，多高層公共建筑盡量使用現代建筑技術及材料，采用與坡屋頂相協調的變形處理，使天際線變化和諧。
隨著信息時代、電子時代的發展，城市居民文化需求呈現出多元化特點，年輕一代以及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會更多地使用電子產品、網絡資源獲取各種文化信息和知識。成都全市常住人口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2341572人，占全市常住人口比例為16.7%；具有高中（含中專）程度的人口為2353250人，占比16.7；具有初中程度的人口為4946832人，占35.2%；具有小學程度的人口為3407433人，占24.2%。受教育程度的差異，必然帶來文化需求的多樣性。與此同時，還存在著以農民工為代表的“文化貧困人口”獲取文化產品能力不足的情況，現有的圖書館（室）、美術館、文化館（室）等公共文化服務，很多是農民工沒有時間、也沒有能力來使用的。
二、成都城鄉一體化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現狀
成都市政府自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以來，出臺了一批加強基層公共文化建設的政策性文件，建立了覆蓋市、縣、鄉、村的四級公共文化服務設施網絡體系，形成了一批具有品牌示范效應的文化活動，初步探索了城市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的道路。政策資金保障方面。在全國公共文化服務示范區建設過程中，成都通過成立工作調協小組及各部門聯合發文高效地推動了公共文化建設。同時，成都市建立了全覆蓋、分層級的公共文化服務經費保障機制，還設立了1億元的公共文化服務專項資金，用于扶持公共文化服務項目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成都市315個鄉鎮（街道）均建立最大4000平方米，平均800平方米的綜合文化站，配備了100多萬元的設施設備，所有鄉鎮還配套建設了2000平方米以上的群眾文化活動廣場。另外，中心城區還將建295處綜合文化活動中心，以引導公共文化基礎設施規范建設、均衡布局，打造“15分鐘公共文化服務圈”。服務內容方面。為豐富基層公共文化產品生產和服務的供給，成都市推出了如“文化四季風”、“金沙講壇”、“百姓故事會”等文化活動，在一些企業或社區開始成立針對農民工的青工文化驛站，推行免費的社區教育，向市民提供優質的公益培訓課程。專業隊伍和志愿隊伍建設方面。成都實施了“百千萬工程”等項目培養文化建設人才。“百千萬工程”就是開設100所以上的市民文化藝術學校和文化藝術輔導站，培訓1000名以上持證上崗的文化藝術骨干輔導員隊伍，吸收10000人以上的文化志愿者隊伍。輿論宣傳方面。成都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示范區進行了多方面宣傳，如在《成都日報》每月一期“報紙上的文化館”專版，媒體滾動播出《成都公共文化公益廣告》宣傳視頻，制作了《成都公共文化公益廣告》30秒、15秒、5秒三個視頻版本，在成都電視臺、廣播電臺、公交、地鐵、城市LED滾動播出，建立成都文化短信平臺、成都文化微博等方式。監督考核方面。成都市將區（市）縣公共文化建設納入目標考核，市委目督辦將服務農村、服務基層和群眾滿意度納入第三方測評。市委、市政府還將重大文化活動及項目納入“民生工程”，納入各級目標管理；并建立了重大項目績效考核機制。
三、成都城鄉一體化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構建路徑
（一）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政策框架，推動公共文化的各項立法進程
一是推動制訂《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務促進條例》，明確政府職能職責，明確責任主體，實現政府職能轉化，明確市民文化權益，鼓勵社會力量參與到公共文化服務中來，鼓勵志愿者組織的發展，將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納入法治框架。二是推動對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相關內容進行立法。例如，對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促進辦法，以及相應的政府購買制度、稅收優惠制度，對志愿組織發展的促進辦法以及規范化、制度化的組織管理等。三是完善成都市現有公共文化服務政策法規，消除其中不匹配、相互沖突的條款，讓現有政策可以落到實處。四是加強對公共文化服務保障及立法的理論研究，總結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工作中的經驗和規律，推動形成相對穩定、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制定出臺地方性法規。
（二）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資源協調機制，制定公共文化發展中長期規劃
一是要建立健全跨部門、跨行政區公共文化資源協調機制，提高配置效能，實現優質文化資源流動共享。二是要對《成都市中心城區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布點規劃》進行修編，基于城市空間及功能的不斷變化，以及城市公共文化資源總體缺乏且分布不均的情況，突破部門格局、利益格局和行政格局，為未來城市公共文化發展留出發展空間。三是要制訂《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務中長期發展規劃》。加強對成都市公共文化服務及資源的省情調研和課題研究，摸清公共文化的家底，結合成都城市發展中長期規劃、文化發展戰略目標，對成都市城市公共文化服務進行中長期規劃，確立遠景目標和近期任務。規劃別要注意以下原則：第一，動態化發展原則，打破行政區劃限制，因地制宜建設基層社區文化設施。對發展中新區，要預留足夠的文化空間；對正在變化和拆遷中的社區，多使用流動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等動態服務；對舊城區特別是設施明顯匱乏的社區，要盡量協調公共文化場所或利用現有民營空置場所或設施，多提供流動服務。第二，差異化發展原則。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可設立老年人活動室或兒童閱讀室；區級圖書館、文化活動中心可根據本地區行業、區位特點發展特色圖書、特色文化館藏；省、市級圖書館則走精品路線，發展精品館藏。第三，一體化原則，推動系統內部、資源之間的整合、聯動和共享。組建劇院、博物館、出版發行、影院、影視產業、圖書館聯盟，統籌現有文化資源；發揮公共文化設施的集合功能，圖書館可以同時是社區活動中心、信息中心、教育中心、政府服務中心，博物館可以同時是教育館、活動室、探究地、休閑地。第四，均等化原則。要按照服務對象的喜好提供公共文化產品，考慮不同人群的工作生活特點，在不同的時間段提供服務項目，保障弱勢群體的文化權利等。
（三）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人才建設機制，提高服務人才素質
人才吸引上，合理引入專業人才，鼓勵支持民間文藝團體和個人參與基層文化服務，吸納更多的文化志愿者；在人才培訓上，采取蹲點指導、培訓指導、城鄉互動指導等方式，與社會培訓機構（專業機構或公益組織）合作，培養公共文化服務專業人才，提供文化志愿者培訓；在人才保障上，完善基層公共文化機構的職稱制度，推進公益性文化機構人事、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四）創新公共文化服務管理體制機制，鼓勵廣泛的社會參與
建立公共文化機構法人治理結構，解決政府辦文化、去行政化的問題。可借鑒日本的委托公益性財團法人管理辦法，按照公共文化服務的基本要求，獨立經營管理，公益性、盈利性兼容并蓄，有效減輕財政負擔和壓力；建立文化非營利組織培育制度，拓寬公共文化服務渠道和范圍；建立公共文化服務“托管”制度，引入專業文化管理機構解決基層又管又辦的難題；建立公共文化服務“共治分權”制度。對于文化資源的分配、文化事務的管理和文化服務的提供，形成基層黨委和政府、農村居民、市場發展商、基層社區、社會團體等利益相關方平等參與的共治格局以及分權模式。（五）建立有效的宣傳推廣渠道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設施服務公示制度，公開服務時間、內容和程序；搭建統一資訊平臺，建立公共文化服務網站，加強與媒體合作，開展對全市博物館、美術館、展覽館、劇場的集中統一宣傳，每天最新展覽、講座和活動信息；延伸社區宣傳渠道。透過紅旗、互惠超市等社區零售店終端，配送文化信息宣傳單，每月一換；在社區報欄張貼海報；利用短信、微信、微博、網絡、報紙、宣傳片等實現全方位覆蓋；擴大對外影響力。加入全國、國際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聯盟網站。
（六）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務考核、評價、反饋和激勵機制
關鍵詞：城鄉規劃， 適應性 ， 和諧文化， 創新
隨著我國城鄉一體化建設的步伐不斷加快，城鄉規劃工作成為政府工作的重要內容，城鄉空間領域的分割受到各級政府部門的重視。城鄉規劃是一門科學，因此也帶有濃郁的文化氣息，特別是城鄉規劃涉及到民生問題，也是更加敏感。在城鄉規劃中，應該認真探討其適應性和和諧型。尤其在如今大力提倡和諧社會建設的今天，城鄉規劃中的適應性和和諧性都是我們面臨的重要課題。規劃中的文化因素，也是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目標的需求，體現一個地區、一個民族的文化之源，文化是一個國家的魂，是一個民族團結向上的凝聚力。
1.城鄉規劃適應性的涵義認識
城鄉規劃適應性建設是目前城鄉規劃部門非常重視的一個問題，業內人士不斷地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一直認為改進城鄉規劃建設問題不是一項技術問題，應該做為一個理論基點問題。很多的學者為此都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建設部仇保興副部長曾提出一個新概念：“引入概念性規劃手段，提高城市規劃方案的預測能力。”提高城鄉規劃的適應性，應該自上而下的實施分層次控制，規劃指標，有總體控制向分布控制發展，加強對城鄉規劃的特色控制和彈性控制，使規劃的適應性更高。規劃適應性建設的理論研究最近一個時期也是比較豐富，適應城鄉規劃的長遠發展，對規劃問題有一個前瞻性的提前預測，是規劃適應性的核心內涵。
2.和諧文化因子與城鄉規劃的關系
城鄉規劃中和諧文化的內涵，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重要的基因功能，代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構成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內涵體現。是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必不可少的“文化基因”脈絡，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2.1以和諧文化因子的思想價值為導向
和諧文化是城鄉規劃中的核心理念，城鄉規劃中應該以和諧文化基因作為一種重要的價值導向，引導城鄉規劃工作向長遠和健康方向發展。和諧文化基因是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的高度整合，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思想內涵，是人們追求高品質生活目標和價值取向的表現。城鄉規劃工作影響著城鄉的發展和人們的生活，其規劃的具體實施應該以和諧為尺度，用和諧發展的眼光去判斷和衡量社會風尚、行為規范。城鄉規劃工作中的和諧文化是一定的社會主體在對歷史的、現實的社會生活實際進一步認識判斷的基礎上對一種理想社會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和諧文化因子指導下的城鄉規劃既反映和代表了政府的政治利益，同時也是體現了社會文明及科技進步，城鄉規劃的生成和形成，代表著歷史和未來的發展，是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集中反映，城鄉規劃的適應性和諧性是社會發展和文化建設的高度融合。
2.2發揮和諧文化因子的改革創新作用
和諧文化因子指引下的城鄉規劃有利于促進文化自身的繁榮、創新和發展。和諧文化因子對于城鄉規劃工作所蘊含的創新作用，體現了文化發展規律與改革創新的內涵。創新是21世紀的主題，是社會發展的動力，人類的文明和進步就是在不斷創新中得到發展，沒有創新便沒有科學的發展和技術的革命，因此一切工作都需要具有創新的意識和實踐。城鄉規劃中的適應性也是需要創新理念，創新的規劃方案和規劃設想，對于規劃設計的科學性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導作用。具有創新意識才有創新的設計方案，才會提高適應性和諧性。
3.城鄉規劃中存在的問題
城鄉規劃中的謀劃意識，是城鄉規劃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謀劃是作為政府對城鄉改革和建設規劃的定位，但是這種定位往往具有時間性限制，一屆政府對此都會提出一個定位，這種規劃工作的短視行為，導致行政和規劃部門以成敗論英雄，規劃工作定的快，變的也快。
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入的今天，人們對于各項事業的發展都懷有一個長遠的目標和打算，特別是城市規劃工作如何體現科學發展觀和適應性問題，也逐步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但是我們也看到城鄉規劃中的一些弊病，只重視眼前，不重視未來，一些急功近利的規劃設想，只能是短暫的生存理念，而不是長遠的發展理念，因此對于科學的長遠發展沒有實踐作用和引領作用。謀劃理念指導下的規劃和具有長遠發展規劃的結構性規劃之間，存在著一定的矛盾，在一定意義上，還沒有實現規劃的立法化，沒有以法律的形式將城鄉規劃的實施框定下來。
急功近利是城市規劃和發展的大忌，一些城鄉規劃方案往往過于注重謀劃，其方案的提出和制定都是圍繞一定的目標，為了實現高效而過于粗放，表現為簡單和不科學，短視行為導致的急功近利，或者計劃由規劃部門提出，一旦成為過去式，那么改和不改的自由度極大，規劃部門一句話；也有的城鄉規劃控規全覆蓋，權利過于集中，導致在空間資源轉移的過程中，一些不規范現象出現，謀私利的現象也時有發生。
4.城鄉規劃適應性理論基礎研究
4.1將“普遍意識”作為規劃工作的前提
城鄉規劃工作不僅僅是技術和政策的問題，它的理論層面意義重大，是促進社會發展的體現，也是反映社會價值取向和生活目標的體現，是城鄉人民生活空間領域的行動綱領。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城鄉空間發展也是資本主導的形勢，在這樣的狀態下，單純以良知進行城鄉規劃工作的設計是不夠的，應該從厲害關系人的角度進行考慮和度量，提高公眾的參與度，可以通過聽證的方式提高和增強群眾對城鄉規劃的參與意識。
4.2城中村規劃的“文化交融”模式
城市的擴張，不斷地吞噬著城郊的土地，“城中村”一詞便應運而生。所謂“城中村”是城市地域粗放式外延的后果，就字面理解，城中的村子，村子的地域空間實體被完整的包圍在城市建成區之內，在城中村居住的農民可以依然保留他們的風俗和居住方式，只不過是被整體地城市化了。所以這里的設計文化 依然要保持農耕文化，保持這種文化形成的網絡。“城中村”的規劃以血緣、親緣、宗緣、地緣、民間信仰、鄉規民約等因素作為一種主導，但是還要顧及城市的生存規則和生活理念。
4.3將最不利人群的保障意識納入規劃視野
城鄉規劃的實踐中，其成果將成為特定空間領域內的行動限制，這種規劃方案會涉及到很多人群，其中會有有力人群和不利人群。強拆導致的嚴重后果，不利于社會和諧，糾紛和事件不斷出現在媒體上。所以在規劃中要充分考慮到最不利人群的利益，考慮他們的切身空間需求，方便最不利人群對景觀資源的使用。
結語
城鄉規劃中的和諧文化，是維護社會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的法寶。城鄉規劃中的適應性以及和諧的具體文化形態，都是人們思想觀念進步的表現，充分表達了人們對和諧社會的認知、感受，具有一定文化內涵而又保持和諧的城鄉規劃，是社會發展目標的描畫，是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因此作為一名業內員工，積極探討城鄉規劃中的適應性和和諧文化因素，對于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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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化；案例；城鄉
為了滿足人們不斷豐富的精神文化需求，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人的全面發展，應該進一步推進城鄉文化一體化進程。實現城鄉社會之間的和諧統一，特別是城鄉文化發展的統一，是對我國政府執政能力的一種考驗，也是我們加快城鎮化進程的重要舉措。下面以浙江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情況為研究案例，可以從他們身上得到一些經驗啟發。
一、浙江省在統籌城鄉文化建設中存在的弊端
十七屆六中全會以來，隨著國家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政策的不斷推進，該省統籌城鄉文化建設的進程不斷加快，但并沒有實現均衡發展，甚至在有些方面出現了嚴重的失衡狀態。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政策方面的失衡。由于農村基礎實施建設落后，城鄉居民的文化生活環境嚴重不一致。在計劃經濟體制中，我國在政策方面就傾向于城市，而對于農村則采取任其發展的政策，政府只給予一定的補助。多年來由于這種政策的不均衡，導致農村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與城市的差距越來越大。
第二，投資方面的失衡。改革開放以來，大量的民營資本逐漸進入浙江的文化產業特別是旅游業，而大部分投資都集中在城市地區。
第三，居民收入增長方面的失衡，文化消費差距日趨增大。浙江省農村居民用于文化消費的支出在各項支出中的比例很小，甚至沒有。這與國家期待到達的目標相差很遠。更嚴重的情況是，該省一些偏遠地區的農村沒有接通“村村通”，以至于現在有些農民無法收看各種電視節目，而相對于城市及郊區普及的電腦，農村地區的使用率就更低。
第四，體制改革方面的失衡，雖然國際對于文化體制改革不斷推進，但在農村地區并未得到很好地貫徹，不利于農村地區文化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逐步加大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力度，并在多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但對農村的改革我們從宏觀上還重視不夠，使農村的改革進程遠遠落后于城市的改革進程，進而導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問題，對農村文化的發展非常不利。
二、對癥下藥，專項治理
城鄉文化的統籌發展和建設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復雜的系統的工程，只有抓住關鍵環節，實行重點突破，才能有力推進該省城鄉文化一體化進程。應該從以下五點做好基本工作：
第一，統籌城鄉文化政策建設。浙江省在制定城鄉文化發展政策的時候能“大處著眼，小處著小”，堅持系統觀、綜合觀。宏觀上，制定了城鄉統籌文化發展規劃；微觀上，針對各地區的實際情況研究文化產業發展政策。無論是宏觀規劃還是具體政策的出臺，都是以城市和農村的和諧統一發展為前提的。從城鄉各自的小循環、小系統自然轉接到城鄉統一發展這個大循環、大系統。以文化強省為目標，堅持因地制宜的原則，以各地文化資源的具體情況為基礎，以發揮各地文化資源的特殊為核心，科學的規劃各地區文化設施及文化產業格局，統籌城鄉及各區域的文化建設協調發展。
第二，統籌城鄉文化設施建設。為了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需求，健全公共文化設施管理體制和運作機制，加快城鄉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應不僅把“基層文化陣地工程”納入我省經濟發展總體規劃，而且還應針對農村落后的文化設施建設，展開專項治理措施，有針對性的增加在圖書館及活動中心方面的資金投入。
第三，統籌城鄉文化人才隊伍建設。眾所周知，高素質的文化人才大都向往大城市的發展，他們覺得那里的發展空間更大。其實不然，廣袤而貧瘠的農村正孕育著無限的發展空間，而且需要高素質的人才積極投身到落后的文化建設中去，以提高廣大農民群眾的文化素養，豐富農民的文化生活。
第四，統籌城鄉文化教育事業建設。促使廣大農民轉換幾千年來形成的小農意識是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進程的必要。加大文化教育事業方面的建設，不僅可以使農民逐步具備現代化的生活意識和科學觀念，而且可以從總體上加快農村的現代化進程。
三、浙江省統籌城鄉文化發展的啟發
浙江各級黨和政府在文化政策、文化設施、文化教育及文化隊伍建設等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在豐富該省城鄉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進程方面取得了顯著進步。但與國家要求達到的目標相差甚遠。因此，為了進一步提高該省的文化建設水平，我們應該
首先，從政策方面下手。由于浙江省目前城鄉文化發展嚴重失衡，應該多向農村的產業、金融等政策方面加大力度，為農村的文化建設提供足夠的動力支持。
其次，要爭取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在資金、公共媒體、制度等方面的支持是加快城鄉文化建設的前提。在目前的形勢下，政府要加快城鄉文化建設的一體化進程，首先要借助報刊、電視、網絡等多種手段，營造良好的的輿論氛圍，使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的觀念深入人心。其次要要通過實施基層文化工程，推動農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再次，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法律是保障。要多層次、多維度的建立和完善與文化有關的法律法規，使文化建設充滿競爭與效率，使文化管理不斷合理與規范。
再次，充分利用市場的有效調控。健全的市場機制有利于統籌城鄉文化的可持續發展。注重市場化運作方式，努力降低文化建設和運行管理的成本。盡可能的鼓勵民間組織積極地參與文化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建設與管理，用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機制來“優勝劣汰”，使實力更強的企業得到更多的資源。
(一)農村文化對農業文明的掙脫與疏離農業文明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和源泉，也是中國農村文化的根基。但是在多元文化的包圍中農業文明的現代境遇不容樂觀: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村莊文化日益萎縮，農村文化發展趨向失卻了特色內涵的、與城市趨同的復制工業文明之路。在現代與傳統的整合過程中，農村土生土長的文化資源日漸式微，不僅民間藝術在現代化的車輪擠壓下，生存空間日益萎縮，農村傳統文化活動也在社會轉型中與人們的生活漸行漸遠。究其原因，一是生發于農業社會的農業文明在現代社會的價值體現不充分，因不能滿足農民的精神需求對農民失去了吸引力。二是農業文明的現代轉軌不能適應現代生活轉變和現代社會轉型的實際需要，使其失去了對農民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于是，疏離了農業文明的農村文化失去了發展特色，成了擁有現代化外殼的城市文化的翻版，城鄉統籌成了城鄉統一，不僅不能代表農民的根本利益和需求，反而會加重農民的文化匱乏和精神失落。“結果，維系傳統村莊秩序的制度被破壞了，而現代的制度又生長不起來，農民合作不能達成，村莊共同體不能建立，在村民原子化的基礎上，內生村莊秩序沒有根基，村莊越來越不能為農民提供基本的生產生活秩序，也越來越不適合農民居住，越來越不能為農民提供安身立命的場所。”［2］伴隨農村社會的現代轉型，建設以農業文明基礎，反映現代農村社會生活的農村文化是農村社會和諧的必然選擇。一方面，農村文化發展必須繼承和發揚農業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念，保持農村文化區別于其他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農村經濟結構變化，農業文明也需吸納現念、科技革命成果和時代精神的精華，實現其現代轉軌。
(二)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的不均衡發展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和現代化進程加快，我國城鄉文化差距不斷拉大，發展不均衡特點更為突出。具體表現為，城鄉文化資金投入失衡，城鄉文化資源配置失衡，城鄉文化服務失衡，城鄉文化消費失衡，城鄉文化人才嚴重失衡。［3］“統計顯示，我國城市文化投入占全國文化事業費的70．6%，農村僅占29．4%;城市人均文化事業費達到了33．27元，而農村人均文化投入只有12．1元。”［4］資金投入不足已成為制約農村文化發展的重要因素。與城市相比，農村文化基礎建設較為薄弱，存在設施陳舊簡陋，軟件建設落后于硬件建設，利用率低等問題，農村文化建設流于形式的現象較為突出。農村文化教育設施匱乏，現代化的電視網、寬帶網、通信網等網絡設施嚴重不足。在傳統向現代的轉型中，原有的文化資源和文化活動悄然退出，而新的能滿足農民精神需求的文化活動缺失。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深刻地改變和影響著城鄉文化，逐步形成了城市文化的強勢地位并不斷改造和解構著鄉村社會的文化價值，農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強勢沖擊下日漸邊緣化。伴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城市文化優勢地位凸顯，不斷通過傳媒、教育、市場、人口流動等各種途徑向農村輻射，形成了對農村文化的巨大沖擊。與此同時，農村文化卻在機械接受、模仿城市文化中走入了迷失的誤區，在對城市文化的簡單復制和追隨中失卻了特色，面臨著被強勢城市文化擠壓、擠占而萎縮、退卻的困境。在城市文化的輻射和市場經濟的推動下，農民在農村文化中失卻了表達自己的話語權，逐漸失去了對這種文化的認同，迫切需要發展自己的文化重建精神家園。
(三)農村文化與人的疏離改革開放以來，“民工潮”的出現，中國快速城鎮化和人口非農引致農村空心化問題日趨嚴峻。“空心村”的出現客觀上形成了農村文化與人的疏離，造成農村文化發展主體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村文化建設的難度。“空心村”狀態下青壯年外出打工造成農村文化發展主體缺失，農村的留守群體“386199部隊”對文化基礎設施使用率偏低，已經建立起來的農村活動室，圖書館不少處于閑置狀態，成為花架子工程。由于工作、居住環境和現實生活心態的張力，農民工成為游離于城鄉文化之外的文化流浪者，受自身文化水平、生活習俗和社會制度等因素的影響，他們在城鎮化過程中難以融入當地社會，離土離鄉導致其對鄉土文化的認同度不高。任由這種狀況繼續發展下去，農村文化建設難免流于空泛和形式。農村文化與人的疏離還體現為農村文化發展中忽視主體文化需求，導致文化發展難以激發人的參與熱情，或在參與中難以發揮人的積極性、主動性造成隱形主體缺位。這種隱性主體缺位對農村文化發展的影響更為惡劣，往往虛耗了大量的文化投入，造成文化資源浪費，使農村文化發展流于形式化，文化建設效益低下。農村文化建設要依靠主體的自覺和能動參與才能發揮文化軟實力作用，但是在當前的文化發展中，文化滯后固化了文化主體素質低下和能力不足問題，使農村陷入文化與人的疏離的惡性循環模式。文化發展主體的缺失和能力的匱乏使文化難以發揮精神支撐和價值引導作用，不利于新農村建設全面和諧發展和城鄉統籌目標的實現。
二、城鄉統籌下農村文化發展的出路
文化發展是人類行為與環境互相適應的動態過程。突破城鄉統籌下農村文化發展困境，需要理清思路，抓住關鍵，選準切入點，實行重點突破，使人類行為在理性指導下不斷適應環境變化要求，推動農村文化進步與發展。
(一)以先進文化引領，形成沖破農村文化困境的精神支柱以先進文化作為觀念指導，結合農村社會的實際發揮文化規范引導、凝心聚力功用，對于沖破轉型條件下的農村文化困境具有根本性意義。先進文化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方向、體現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反映時代進步潮流的文化，因而先進文化具有歷史性和時代性特點，當前中國先進文化指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它源于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植根于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反映與體現當代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內核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體系。先進文化能為新農村營造文明的社會風尚，塑造合于時代的價值理念和精神，為新農村建設培育新型的高素質的現代化農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培養合格的建設者。用先進文化武裝人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要求，也是新農村文化發展的根本出路。沖破社會轉型下農村文化困境，切實發揮文化凝聚力作用，必須以先進文化引領社會風尚，發揮先進文化的精神支撐作用。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為指導，為新農村培養造就高素質的建設主體，樹立營造文明的社會風尚，形成建設新農村的強大內聚力，為農業現代化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精神動力和思想保證。
(二)傳承農業文明，發展鄉土文化，夯實城鄉統籌下農村文化的根基農業文明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是農村文化生存之基。多元文化包圍中農村文化的發展，不是回歸傳統文化，而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用現代元素加以改造，在傳承中弘揚、發展農村鄉土文化，夯實農村文化根基。傳承農業文明要注重結合運用當地農村文化資源和農業資源，結合時代特點和現代需求進行現代價值挖掘，并賦予其豐富的時代內涵和多樣的表現形式，增強農村文化發展活力和生命力。要重視教育在當代農村文化傳承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城鄉統籌戰略下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和扶持力度，通過傾斜性的政策吸引和制度供給形成穩定農村教育人才的保障機制，實現城鄉之間教育資源、人才資源的合理流動。同時，還要推動農村傳統文化的現展，實現傳統農業文明的現代轉軌。要適應現代社會生活的要求創造性地轉換傳統的文化和價值體系，使傳統文化的合理內容與現代社會生活結合起來，如農業文明中的群體和諧觀念和道德教化，在現代社會中就具有積極意義，可以彌補現代文化的個體傾向和疏離狀態，在調整社會秩序方面發揮重要作用。要推動農業文明與農民現代生活聯系，以市場經濟，法制，科學等現代元素，賦予傳統文化新的時代內涵，創造性推進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豐富現代農村文化內容。
(三)以文化資源整合、創新提升農村文化發展水平，形成文化發展特色優勢文化資源的整合是多元文化共存下農村文化發展的必由之路。農村多元文化的客觀存在及其對農村社會的現實影響要求必須對其進行整合，以促進農村文化良性發展，形成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合力。由我國的社會性質決定，當代中國農村文化資源整合必須堅持文化在農村文化資源整合中的主導地位，發揮其甄別，發展，批判，凈化功能，為農村文化順利整合提供方向保證和可行路徑。在城鄉統籌戰略下農村文化資源整合，要在充分利用、整合傳統與現代資源、城鄉文化資源、中外優秀文化資源的基礎上，以現代要素拓展文化載體、豐富文化內涵，不斷提升文化發展質量，在整合中增強農村文化發展整體實力和水平，形成農村文化發展特色優勢。另一方面，文化創新是形成農村文化發展特色優勢的重要保證。創新是農村文化發展的核心和動力，是農村文化的興衰關鍵。只有創新農村文化，才能把農村寶貴的文化資源優勢變成現實生產力，形成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強大推力。農村文化創新要植根于農業文明和鄉村傳統文化，以城鄉統籌下多種文化資源及其整合為基礎，以農村廣闊的文化市場為依托，形成農村文化發展的特色優勢，真正實現城鄉統籌下城鄉文化共生共榮的文化發展目標。農民是文化創新的主力軍，要以廣大農民作為文化發展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堅持文化發展反映和體現農民的文化需求，充分調動農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激發農民在文化發展中的創新意識，培育其文化創新能力。
(四)堅持以人為本的農村文化發展價值追求文化是人的文化，發展農村文化的目的就是要不斷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培育新型農民，最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城鄉統籌下發展農村文化，要清醒認識當前農村面臨的新形勢，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著力提升農村文化內涵，滿足農民在巨大的社會變動中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發展需求，實現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當前農村文化建設中存在對送來的文化消化不良，文化公共產品利用率不高的問題，文化發展的熱情不高，文化發展中主體缺位現象較為突出。從根本上解決文化與人的疏離問題，要漸次改變城鄉二元體制這個導致農民主體缺位和能力素質不高的制度根源，在城鄉統籌下通過“以工哺農”，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實現城鄉統籌下資源環境要素的合理流動，通過增強農村文化的吸引力實現文化主體的回歸。實現主體回歸，關鍵要培養人的主體意識和提升主體的文化能力，從根本上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成效。首先，以農民需求為導向推進農村文化建設，培育農民的文化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