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9-27 22:2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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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危機；金融監管；金融監管法律制度；新趨勢；啟示
金融監管是指是指為了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有效運行和經濟主體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監督部門依據相關的金融法律、法規準則或職責要求，以一定的法規程序，對金融機構和其他金融活動的參與者，實行監督、檢查、稽核和協調。調整金融監管關系的法律規范為金融監管法，當其參加整個國際社會金融活動時，國際組織與國際條約也直接或間接地成為該國金融法律監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機后西方金融監管的新趨勢
1．監管目標的新趨勢——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由于各國的歷史、經濟、文化背景和發展水平不一樣，一國在不同的發展時期經濟和金融體系發展狀況不一樣，金融監管的具體目標會有所不同。2O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監管的目標更注重效率，主張放松對金融的監管。2O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金融監管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實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應，這樣的表述在實踐中往往難以把握監管的重點。這一時期金融監管的目標是以安全優先并兼顧效率，這是因為美國暴發的次貸金融危機已經清楚地揭示出：就經濟與金融的長期發展來說，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和效益與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問題。
2．監管主體的新趨勢——主體的全面性。戰后，由于中央銀行越來越多承擔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執行宏觀調控職能的加強，以及20世紀六七十年代新興金融市場的不斷涌現，金融監管主體出現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趨勢。其主要表現是：中央銀行專門對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監督，證券市場、期貨市場等則由政府專門機構，如證券市場委員會、期貨市場委員會等行使管理職能，對保險業的監管也由專門的政府機構進行。
美國1999年《金融現代服務法案》掀起了金融綜合化的浪潮，金融監管的主體得到了一定的擴大，在新的金融危機下，美國新的改革方案中，財政部建議設立按揭貸款監督委員會、聯邦保險監管機構、審慎金融監管機構以及商業行為監管機構，這說明美國金融監管的范圍是在不斷地擴張，力圖填補過去監管部門之間銜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這些機構的建立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資源，必須在確保此要求的基礎上才能建立一個相對全面的監管體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國家也不同的對本國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
3．監管對象的新趨勢——加強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在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除了證券機構、保險機構和信托機構外，還有各類投資基金公司、投資顧問公司、消費信用機構、儲蓄貸款協會、住房銀行等，從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時間里，非銀行金融機構總資產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銀行金融機構的總資產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國在加強對非金融機構的監管中擬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擴大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成立按揭發放委員會，擴大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權力，撤銷存貸監管機構，由美聯儲監督支付與結算，合并期貨與證券監管等等。
二、西方新趨勢對我國的啟示
1．加強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監管法律體系。依法監管是監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嚴格的金融立法是銀監會行使金融監管職能的法律保證，是金融監管的法律基礎和必要依據，不能用行政的隨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監管法律能面支持未來金融監管的需要。我國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兩部基本法律和國務院制定的金融監管行政法規以及國務院各部委、中央銀行制定的部門規章，包括“規定”、“辦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構成。這些法律法規之間有諸多重疊、不協調甚至直接抵觸的地方，銀行業務管理規章之間的內容重疊更為嚴重，還有部分法規和規章因未及時修訂己明顯過時的內容，有的內容甚至與現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從世界范圍來看，我國在努力構建金融分業監管體制的同時，世界各國已經從分業監管體制轉向混業監管體制。在經濟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國金融傳統的分業經營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業經營方式轉變，外資金融構大量地涌入我國，又加快了金融經營方式轉軌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國金融監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義。
2．完善監管主體制度。監管當局由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駕馬車”組成，由于現代金融業的迅猛發展，各金融領域的邊界越來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涇渭分明，一些業務難免會出現監管交叉和監管真空。現行“分業經營、分行監管”的監管體制雖然在一定時期發揮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種模式也存在相應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創新、不利于金融業的全面發展，也與國際上混業經營、混業監管的趨勢不相適應，如保險基金進入證券市場時，保監會對流入證券市場的資金風險就無法監管。
雖然2004年6月，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簽署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明確三家機構要在工作中相互協調配合，避免監管真空和監管重復。但備忘錄并不能解決三家地位平等機構之間可能產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問題。隨著國際混業趨勢的發展，如何使國內金融業與國際趨勢接軌，成為必需面對的問題。為了穩定和發展我國金融業，可以考慮借鑒英國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統一監管功能的國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簡稱金管局)。銀監會、保監會、證監會仍保持相對獨立的分業監管職能，在行政上統一接受金管局領導。金管局的職責對外代表國家監管部門，與中央銀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之間建立協調機制，處理信息共享和監管職責交叉事宜。對內組織三會協調處理混業經營引起的跨行業監管中的分工合作問題，提高監管效率。
作者：魏秋敏 單位：衡水學院法政系
對中低收入者的界定上存在問題，有些家庭的非納稅隱形貨幣現金收入，不能被監控，造成在經濟適用住房的購買者當中，存在著一些不符合購買條件的家庭，經濟適用房選址偏遠，物業配套措施不到位。因經濟適用房建設是面向中低收入家庭，其顯著特點是價格相對便宜。其低廉的價格來源于低成本和薄利潤，開發商只有把經濟適用房建在遠離市區的地段。2009年，河北省衡水市區的保障房居民區裕康小區投入使用，該小區內除經濟適用房外，還建有廉租房。該小區已很具規模，但是物業配套跟不上，地方較偏，物業環境差，使經濟適用房難以得到中低收入家庭的認同和認購。經濟適用房購房者不享有完全產權，流轉不暢。根據2007年《經濟適用房管理辦法》的規定購房者購買經濟適用房不滿5年者，不得上市交易。5年后，按照屆時同地段普通商品住房與經濟適用住房差價的一定比例向政府繳納土地收益等相關價款。
香港在公共住房建設方面較為成功，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香港通過公共住房制度完成了戰后的安置與重建，改善了居民的住房條件，促進了其經濟的繁榮與發展，創新經濟適用房管理機制1、合理界定中低收入標準，取消戶籍限制，放寬政策標準。2012年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更加注重把在城鎮穩定就業和居住的農民工有序轉變為城鎮居民；放寬中小城市落戶條件，合理引導人口流向，讓更多農村富余勞動力就近轉移就業。”經濟適用房保障對象是中低收入者，在“中低收入者”這類群體的確定上，筆者建議取消制度地域戶籍限制，這有利于地方市場經濟的發展，這樣做雖然短時期內會給地方政府造成很大負擔，但長期來看有利于國家的經濟發展和長治久安，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使社會區域的真正低收入者能夠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2、建立健全個人信用系統、家庭收入的動態監管制度有些購房者，不符合申請經濟適用房的條件，為了謀取利益，采取各種措施，隱瞞收入和家庭資產，騙取經濟適用房。此行為應該受到嚴厲制裁，并且事前防范也很重要。針對目前個人信用系統還未建立的情況，可以借鑒我國征稅方式。實行個人收入“一戶式”管理［2］。匯總社會各方資源，在稅務機關的個人收入檔案制度的基礎上，探索建立家庭收入的動態監管制度，保障經濟適用房在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制度環境下，順利推行。3、實行“封閉式流轉”，完善退出機制住房保障體系“封閉式流轉”［3］，是指當被保障對象，無需再接受經濟適用房時，相關權益回歸住房保障體系，改由其他符合標準的申請人享受。經濟適用房兼具“經濟性”和“保障性”，那么解決相關問題就從兩個方面著眼，經濟性的市場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市場環境體制下，加大住房供應，抑制住房投資需求。實行“住房保障體系封閉式流轉”這樣只能由政府回購，再由政府賣（或租）給消費者，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了那些通過經濟適用房倒買倒賣非法獲取利益的投機者，保障福利政策不被扭曲。
為了保證政府部門真正把監管工作落實好，要加大政府部門的監督責任，即當政府部門不履行監督責任時，監督缺位時，誰來追究他們的不作為行為？這是我們政府部門加強監管的關鍵所在，以往的政府監督，只重視對監管對象監督的法律規制，而對政府部門不作為監管行為缺少規制。根據“權責統一”原則，要求國家行政機關，違法或者不當行使職權，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為了實現權力和責任的統一，必須建立完善追究責任的機制。基金項目：2008年衡水市社會科學研究課題“衡水市推行經濟適用房的現狀及法律研究”。
論文摘要：加強WTO的研究是我們成功應對挑戰的前提，也是我們深化改革的一個必要條件。WTO規則不能單純地理解為國際性法則，而是要與國內法結合起來一起考察。從法律解釋的性質出發能更好地闡釋WTO與國內法律制度變革的關系。成功應對WTO需要國內法與之相配。
我國在2001年正式成為了WTO成員，這意味著一系列的制度變革更具有透明性和開放性，特別是管理市場的行政方法和法律手段要及時地作相應的配套改革。這既是履行加入WTO時所作的承諾，也是我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必然要求。從行政關系本身所固有的性質、特征和職能出發來闡釋法律現象和法律關系，可以更好地領會加入WTO的精神實質，更加深刻地體會到為什么市場化改革需要對行政管理進行改革，以及它所產生的積極效果。這是我們的立足點和方法論，是“源頭活水”。從這個基本觀點、立場和方法出發，才能找到有力的手段和有效的措施去積極應對WTO的挑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使改革開放事業能夠順利進行下去，而不是被動地去應付，敷衍塞責或是不切實際地做些法律條文修改之類的官樣文章。
一、WTO與行政關系
加入WTO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人甚至將它與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相提并論。它所產生的影響或許是我們今天還不能完全看到的，但無疑是巨大而深遠的。加入WTO之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事業各項進程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WTO的前身是GATF，GATF最初設立時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國際組織，它是一系列規則的集合。對于這些規則，我們不能按照傳統的國際公法來解釋，將它看做純粹以國家為義務單位而不涉及到個人的法律，而事實上，WTO規則的許多用語是直接涉及到個人的，甚至是針對個人行為的。它強調對私人權利的保障，只不過實現的方式不同而已，它對私人權利的保障是通過限制政府行政權力的方式實現的。同時，我們也不能將它理解成為國內法，認為將WTO的文字轉換成國內法就具有了法律適用的所有條件。而事實上，WTO規則中的許多用語需要在WTO體系內作進一步解釋，并且它與國內法的解釋方法尚有相當大的差別。例如，WTO的解釋受1969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約束，其解釋方法要遠比國內法來得復雜。為此，需要加緊研究WTO規則的內容和特點。
因此，在我們加入WTO之前，就應該很好地研究這種規則的特點，加入WTO之后更應該熟練地操作這些規則。對于為什么要設立這些規則而不是那些規則，以及如何設立這些規則首先要領悟透徹，把握根本的原則和方法。
WTO的指導思想，就是以市場經濟作為基調，以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為基本原則，保障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個相對開放、自由發展的環境。它要求政府規則的透明化并逐步減少政府的管制，限制行政關系在市場中的存在，或者講，行政關系在市場經濟中應當是有限的。因此，加入WTO之后首先受到沖擊的還不是我們的經濟組織和經濟部門，而是我們的行政管理體制。從2001年開始，廢、改、立的相關法律、法規多達幾百項(尚不包括地方行政法規)，這些都是為了符合WTO規則而采取的措施。但是，它提出一個實質性問題，即在與WTO規則保持一致性而大量修改行政法律法規的同時，如何能使得我們的行政管理關系的改革有一個長期的、完整的思路，保持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也是非常關鍵的，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前者。我們當然是希望二者保持時間上的一致性，但是，法律關系的這種調整、變動方式，幾乎不可避免地會導致二者不相一致，甚至內在地產生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這種情形是不利于改革開放的，嚴重時還會發生經濟和社會的不穩定現象。
WTO是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WTO規則是以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事務為法律調整對象的，它要求成員國的行政管理方式與市場關系相容，不干預和妨礙自由市場的進一步發展。雖然它在諸如環境、勞工、競爭等方面所設立的規則還很不完善，但是，在已有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知識產權、投資等領域，對成員國所作的行政管理限制是非常明確的。
首先，要放松對市場的行政管理。例如，大幅度地減少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消除差別管理，實現國民待遇和無條件的最惠國待遇。其次，要求行政管理透明化、規范化、制度化。再次，要逐步減少行政管理措施，至少是在成員國加入WTO之后行政管理的措施不得增加。
我國原有的經濟體制是服從和服務于計劃經濟的，因此，市場化程度相當低，只存在于計劃和行政手段延伸不到的角落，如農民的自留地、農村集貿市場以及城鎮農貿市場。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開始市場取向的改革，1994年以后才進一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鞏固和提高是在90年代之后才得以實現的，它意味著市場而不是政府作為資源的基本配置手段。但是，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采取了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即在實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原有的行政管理體制仍然在起作用，因而造成既得利益集團以各種方法妨礙、阻撓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要平衡各種利益關系，存在很多問題，反過來，也使得行政管理現象在經濟事務中仍然大量存在。迄今為止，我們的市場化改革仍有許多理論難題，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確立及各自的定位需要進一步界定。
二、行政關系與司法關系
正確地理解行政關系與市場關系的性質和特點，對于理解WTO規則以及加入WTO對于我國管理關系帶來的影響有著很大的意義，對于深刻體會現有行政管理關系的內在矛盾，進一步明確改革所要實現的基本任務，也是非常關鍵的。
要知道，我國的行政關系，以及具有行政管理關系性質的社會關系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傳統的計劃經濟遺留下來的管理經濟與社會所使用的基本方法是行政方法；另一方面，具體的社會實踐、社會生活也十分認同這種行政方式，無論是企業管理還是司法實踐，在很多情況下行政方法反而是直接有效的。司法、立法，以及約束市場的方式都包含著相當多的行政性因素。因此，對于行政關系和市場關系的研究顯得尤為迫切和必要。
行政關系是一種自上而下的管理關系，下級機關的職能來源于上級機關授權，它隸屬于上級機關，并對上級機關負責。一級行政機關需要嚴格按照授權規定行事。這就決定了行政關系具有以下特點：
一是行政關系的單向性。行政關系是自上而下地串聯起來以實現有效控制和傳遞信息的目的和要求，因此，它不允許有雙向權力關系的存在。在行政關系中，下級機關的任用、職能都要由上級機關指派和確認，下級機關只能根據上級機關的授權行事。因而，也就派生出了下面另外幾個特點。
二是行政關系需要明確地授權。授權的規定要具體明確，這是行政關系合法性的依據。正如前面所述，行政關系是一種自上而下賦予的權力，這種單向性也就決定了它的權能只能來源于上一級的行政機關，由上級機關界定權限大小、行使范圍，行政機關對于其下屬的任命或是離職具有決定權。這是行政高效率運行的基礎，也是行政之所以有效率的關鍵。正因為行政關系能夠促進社會的有效運行，所以，它成了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組成部分。
三是行政關系中下級機關的非主體性。由上級機關具體考察下級機關的職能和業績，決定其是否留用、晉升或是降級，在這一點上，下級機關是沒有任何談判的權利的。下級機關的非主體性也是保證行政關系一體性和行政機制有效運作的重要條件。
四是解釋的狹義性。解釋規則的方法有很多，有文字解釋、擴張解釋、歷史解釋、經濟解釋等，最基本的形式為狹義解釋與擴張解釋。狹義解釋是按照文字的一般意義所進行的解釋，僅限于文字的意義，不考慮具體事實的變化或是在規則制定之時沒有考慮到的情況。當出現數種解釋時，就選擇其中最為狹義的一種解釋。為什么選擇這種解釋方法，也是由行政關系的性質決定的。狹義解釋是意義最為明確的一種解釋，最不會產生爭議，因此是行政關系有效運作的保障。
當然，這種解釋方法也有許多弊端。由于它“咬文嚼字”，因而容易忽略社會發展的多樣性，特別是經濟生活的多變性，因此，用這種解釋方法來應對不斷變化了的現實，它的有效性就成了問題。
五是政府盡可能少地承擔行政責任。從上述幾個特點自然就能夠推斷出這個結論。首先，采取狹義解釋能夠明確各級政府的職責，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同時，上級機關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因為規則是上一級機關制定的，命令也是上一級機關下達的。
因此，行政責任是不獨立的，下級機關的責任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得行政權力相對集中。顯然，司法關系與行政關系有著本質的差別。行政關系首要的條件就是保證行政的有效性，即相關指令的上傳下達，并及時采取行動；而司法關系賴以存在的基礎是保持社會公正性，平衡具體的利益關系，因而使得司法關系具有自身的特點。
司法關系首先就涉及到法律解釋問題。由于成文法的規定具有抽象性，如果用狹義的方法解釋復雜多變的社會關系，勢必不能真正實現社會公正和利益平衡，只會出現“削足適履”式的笑話，因而產生了專門的法律解釋機構，專門負責法律的解釋和法律規則的適用。
其次，司法系統的基本職能是維護社會公正，它對現有法律規則作出了靈活的解釋，而對于法律規則尚未規定的內容，也要在作相應的變通后給予明確的解釋(如變通解釋)。
再者，就是法官判斷的獨立性。法官是社會結構中的特殊組成部分，它不應受任何社會力量的支配，法官對自己的判決負責，具有獨立判斷的能力，這和行政關系的整體性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第四，司法關系與行政關系的價值導向不同。司法關系關注的是社會公正和利益平衡，因此，它往往不像行政關系那樣具有主動性，它并不是主動去干預社會事務，而是坐等當事人上門。民事糾紛中的“不告不理”制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當事人之間的糾紛自己能夠達成新的利益平衡，也就不需要法院來干預。
三、行政關系與市場化改革
市場經濟是瞬息萬變的，供需關系在不斷改變，個人的預期也在不斷改變，顯然，單一的規則不足以應付這樣一種變動的社會，這是市場關系的主要特點。如果用單一的行政關系來管理(管制)經濟，就無法真正反映市場的多變性，結果是“一統就死”。但是，僅有司法關系也是不夠的，正如前面所述，它往往具有消極性，即只能在市場關系出現問題時才進行干預和調整。介于二者之間的大量經濟事務是自主，是與“自由競爭”相聯系的。WTO的主要目標就是要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自由競爭的經濟秩序，最大限度地減少行政干預。像WTO中的非歧視待遇(主要體現為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它的作用也就是鼓勵平等競爭，減少政府的作用。超級秘書網
在我國，經濟事務中存在著過多、過濫的行政關系，它既是計劃經濟存在的產物，也是我們延續傳統行政管理經驗和方法的必然結果，是多年改革之后仍然沒有擺脫的一個“陰影”。依據我國加入WTO所作的承諾，我們將開放國內市場，或是在過渡期后開放相應的國內市場，因而將自由競爭引入了國內市場，將自身置于世界性的經濟競爭環境中。對于國內的生產企業來說這無疑是一場生死攸關的考驗。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種競爭方式能夠有效地限制，甚至消除行政干預，徹底擺脫行政關系，從而盡快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一、土地使用權的法律特征
土地使用權從法律層面釋義，是指土地使用者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對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與處分的權利，即依法取得利用土地的權限。使用土地的單位或個人，按法定程序辦理土地使用權的申請、登記、發證等手續后，享有法定的使用權利。使用人的權利因根據法律或合同規定產生，必須在法律或合同規定的范圍內行使該權利。土地使用權的法律權能如下：（一）土地使用權的占有權能。包括土地使用權的劃撥、出讓、繼承。（二）土地使用權的使用權能。包括土地使用權的轉讓、出租、企業的土地使用權能。（三）土地使用權的收益權能。包括土地上的孳息、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租金。（四）土地使用權的處分權能。使用權的處分權能有別于所有權之處分權能，其范圍包括在出讓、轉讓合同有效期限內所為之土地使用權的設定抵押權、設定質權、設定典權、土地使用權的抵押證券化、土地使用權的信托制度、土地使用權的空間利用。土地使用權派生于土地所有權，具有物權特性。土地使用權具有如下的法律特征：
1.土地使用權是一種民事權利。使用權人依法對國有土地享有的占有、使用和收益，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權利。這種權利內容具有特定性，土地使用可分為一般使用和特定使用。一般使用是指人們共有的權利，只要沒有明文禁止，并且不損害土地使用權人利益，任何人有權使用該土地。例如，使用公路、道路作為通行之用。土地除一般使用外，還有因一定目的而使用，例如建設用地和生產用地必須依法辦理法定手續，取得該項權利后才能使用。故筆者認為，土地使用權可以分為因租賃關系取得，或以借貸合同方式取得；又土地使用權依據法律規定經登記程序取得者，產生對抗第三人之效力，屬物權性質的使用權，其內容應當包含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能，所有人與使用人間的法律關系受物權法調整。故依其取得權利之態樣可知使用權為一種民事權利。
2.土地使用權具有物權特性。物權是指直接支配某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權利，土地使用人依法取得使用權能，享有使用所創造的利益，所以土地使用權本質上符合物權特性。土地使用權的價值需設定在他人所有權之上而實現，屬于民法中他物權性質；又使用人取得該項權能的目的乃為體現土地的使用、收益內容，此為用益物權性質。故合法取得的國有土地占有、使用、收益權能，并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妨礙或侵犯，此乃具有排他性。（注：佟柔主編：《中國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11月版，第271頁。）
3.土地使用權人是特定的主體。依據國有土地的分類分別規定不同使用者，如城市建設用地的土地使用權主體為國家機關、企業法人（包括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法人、中外合資企業、合作企業及外資企業法人）、事業單位等經過批準的使用者。
4.土地使用權具有衍生性。所謂土地使用權的衍生性，是指使用權能來自他人所有權的分割。即指所有權人在不喪失所有，將所有權的一部分權能暫時或長久地讓渡與他人。衍生性又稱為從屬性，意指土地使用權的發生需要所有權人釋出土地使用權的意思，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特定相對人授予土地使用權的單方行為或者契約行為。例如，土地的有償出讓，土地使用權的從屬性乃表現在使用權人負有一定的義務。例如，合理利用土地的義務，不得任意改變土地用途的義務。
5.土地使用權雖為衍生權利但應具有長期穩定性質。土地使用人基于一定利益使用土地時應有永續經營的計劃，因土地使用權源自土地所有權，要求使用人合理化管理利用國土，法律應設定一個相當長期的、穩定的土地使用期限，如果使用期不長，使用權不穩定，使用者必然產生投機行為，不利于土地使用的客觀要求。其次，法律規定土地使用權長期穩定，外商或企業對土地進行長久生產資料或工業設施投資的意愿較高，以利國家經濟發展。土地使用權期限太短容易產生下列缺點：（注：王衛國著：《中國土地權利研究》，第146頁；樓建波：《房地產開發與交易中若干問題的法律探討》，載魏振瀛、王貴國主編：《市場經濟與法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50頁；趙紅梅著：《房地產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97—98頁。）（1）造成土地投資者利潤報酬低，影響土地使用權出讓價格和建筑物的市場交易價格；（2）土地使用年限若短于建筑物存在年限，造成建筑物所有人的產權喪失依附，土地所有人無償取得他人建筑物所有權，有違公平原則；（3）容易抑制用地人的投資積極性，不符合保護建筑物所有權以鼓勵建設投資的立法本意。
二、由土地使用權與其他物權的關系分析大陸土地使用權的法律性質
然而究竟何為土地使用權？是一種債權或物權？這些問題在過去以國家單一所有權形成的財產法領域中，法學界對“物權”概念避而不談，1986年《民法通則》第5章以“財產所有權和財產所有權有關的財產權”為名，仍未用“物權”一詞，造成物權的法律關系無法可依。如依據傳統物權法概念，土地乃是受物權法規范的重要對象之一，《民法通則》第80條規定，“國家所有的土地，可以依法由全民所有制單位使用，也可以依法由集體所有制單位使用，國家保護他的使用、收益的權利；使用單位有管理、保護、合理利用的義務。土地不得買賣、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從條文內容分析，除提到承認土地所有權外，很難確定“土地使用”是否為一種權利？基于這種法無明文的狀況，又其他國家的物權法沒有土地使用權的概念可為引鑒，大陸《物權法》尚未頒布之前，欲闡明土地使用的權能與相關法律關系時，學者考慮因土地使用權為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為求結合各地實踐，應從不同學科領域研究分析土地使用權的內涵。民法學者借鑒與土地有關的立法，如《土地管理法》、《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暫行條例》等部門法加以界定；亦有學者借鑒傳統物權法立法原則與物權體系理論闡述土地使用權法律性質；而土地經濟學者則以土地管理、利用與地租關系討論其目的與作用。學者有論《土地使用權》為地上權、自主物權、特殊的用益物權等觀點，筆者將土地使用權與傳統物權法中性質相近的地上權觀念做一比較法方式的論證。
（一）土地使用權的土地法律關系
討論土地使用權法律性質的同時，我們應該明了土地法律關系的內涵，因為土地使用權的法律規范是土地使用關系產生的前提。所謂土地法律關系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具體的、由土地法律規范調整而具有權利義務內容的社會關系。土地公有制下，人們在土地法律關系的活動范圍比較窄，不可能如其他民事法律關系、經濟法律關系，有較大的個人意志自由，不能任意與他人形成一定的法律關系，只能在土地法律規范允許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與他人結成某種土地法律關系，這種個人意志的屬
性是從屬于法律的屬性，如土地使用的法律關系受土地公有制、土地資源的有限性和后備資源不足等客觀狀況所制約，這是它不同于一般法律關系之處。土地法律關系的發生、變更和消滅都受國家控制的法律特征，（注：林增杰、沈守愚主編《土地法學》，第42—44頁。）土地使用權立法目的應該實現國家統一管理全國土地的職能，以實現維護社會主義土地公有制，達到保護、開發土地資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實保護耕地的目的。從土地法律關系的特征分析，配合現階段相關的《土地管理法》、《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暫行條例》與《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等規定，應可明確土地使用權為土地法律關系一環，為特殊的土地物權類型，受物權法調整。
（二）從土地使用權與地上權的關系論其法律定位
土地使用權是指國家、公民或法人依法對國有土地占有、使用、收益與處分，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權利。地上權概念來自羅馬法，公有土地不能出賣，國家和政府將其出租給市民建筑房屋，以獲得經濟利益。故地上權指支付地租，利用他人的土地建筑房屋而使用的權利。兩者對于利用他人土地的形式極為相似，有人認為土地使用權就是傳統物權法上的地上權；有人認為土地使用權與地上權存在相當大的差異，不能認為土地使用權就是地上權；亦有學者認為土地使用權的范圍較地上權廣泛，地上權不能涵蓋大陸土地使用權的法律特征。我們試圖先分析地上權的內涵，歸納學者之間的意見，再提出結論。
羅馬法將地上權視為他物權，地上權有如下幾項特征：（1）地上權為使用他人土地的一種用益物權。（注：史尚寬著：《物權法論》第172頁。錢明星著：《物權法原理》第294頁。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第422頁。）因設定地上權，土地所有人所有權即受限制，所以又稱定限物權。地上權，究為使用他人土地為目的的權利？抑為欲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筑物所有權而設的權利？歐洲各國視土地上定著物為土地的構成部分，地上權為“地上物屬于土地原則”例外。認為地上權的性質乃著重在地上定著物所有權，地上權為在他人土地上有附著物所有權而使用他人土地，是一種間接權利。（注：黃右昌著：《民法詮解》（物權編上冊）第231頁。反之，日本民法以其建物與基地乃是個別獨立的不動產，建筑物并不是土地之構成部分，不為土地使用權所吸收，建筑物以外的工作物或竹木，若依有權限人之行為使附合于土地上時，亦不為土地使用權所吸收，其所有權仍屬該有權限人所有。）地上權不因工作物或竹木滅失而消滅，且地上權范圍不以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等所占用土地為限，亦即周圍附屬地如房屋的庭院或空地等，如在設定范圍內，亦存在地上權。（注：參考臺灣48年臺上字28號判例。）（2）地上權以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的權利。地上權的使用人基于何種目的使用他人土地，各國立法例并不一致。羅馬法在土地私有制下，為保護房屋建筑物所有人權利為目的創設地上權制度，故地上權乃為有建筑物為目的而設定。（3）地上權人對其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享有使用、收益、處分的權利。地上權人享有的權利包括使用收益權、相鄰權、部分處分權，（注：錢明星先生著：《物權法原理》，第301—303頁。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上冊）》第439—445頁。）其詳細內容分述如下：①使用收益權。地上權人最重要的權利就是使用土地，使用權的范圍由當事人以法律行為設定，使用人必須依其約定在登記的范圍內利用之，例如土地使用合同約定地上權人使用權范圍及于土地之上下空間，但是當事人可以約定其地上權以地下、地表或空中的一定范圍為限的利用。（注：臺灣學者通說，認為所謂“使用”應從廣義解釋，包含收益之權利。地上權人自己不使用土地而將土地轉租他人收取租金，若當事人間無反對約定或無將該項限制登記在案，這種租金收入仍為地上權人的使用權限。參考臺灣最高法院判例32年上字第124號判決。）②相鄰權。相鄰權系指不動產的相鄰各方因行使所有權或使用權而發生的權利義務關系。（注：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合著：《民法新論（下）》，第123頁的定義。）法律所規定相鄰關系旨在調和土地使用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故地上權人應遵守該權利行使。依據《民法通則》規定相鄰關系種類主要有：（a）因土地、山嶺、森林、草原等自然資源的使用或所有而產生的相鄰關系。（b）因宅基地使用而產生的相鄰關系。（c）因用水、排水產生的相鄰關系。（d）因排污水產生的相鄰關系。（e）因通風、采光而產生的相鄰關系。（f）因修建筑物發生的相鄰關系。（注：孫憲忠著：《國有土地使用權財產法論》第160—161頁。佟柔主編：《中國民法》，第294—297頁。劉心穩主編《中國民法學研究述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47頁。）臺灣民法第774條至795條規定所有權的相鄰關系，適用的對象限于所有人之間、地上權人之間、永佃權人之間、典權人之間以及該物權人與其土地所有人之間。包括鄰地損害防免相鄰關系（經營土地上工業者預防損害發生、氣響侵入的禁止、地基建筑產生的損害預防、工作物的危險預防）、用水排水的相鄰關系、鄰地使用的相鄰關系（管線安設、鄰地通行）、越界建筑的相鄰關系。③權利處分權。地上權為獨立財產權，原則上地上權人能自由處分其權利。依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暫行條例》規定，地上權人在法定限制內，對于劃撥的土地使用權可以行使轉讓、抵押、出租權利。參考臺灣民法第838條規定“地上權人，得將其權利讓與他人，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者，不在此限。”④取得地上物的經濟補償權。地上權人在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附著物或其他工作物，其所有權依法應歸地上權人所有。⑤拋棄權。地上權人在法定允許條件下得本于財產權自由處分原則，享有拋棄權。但無償地上權與有支付地租的地上權，不得任意拋棄（參考臺灣民法第834與835條規定）。然拋棄權行使所產生地上物歸屬問題，如何解決，目前尚無明文規定，參考臺灣地區實務上《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處理要點》規定，地上權存續期間50年屆滿后，地上物無償移轉為公有。這項規定產生一些社會問題，（注：鄭明安著：《國有土地使用權制度之研究》，第82頁。）所有權人在地上權屆滿前幾年，不愿意維護或整修，屆時政府收回的恐怕只是無剩余價值的地上物，尤其地上物是位于市區精華地段的住宅，很可能最后幾年地上權人不愿維護地上物，可能會采取以便宜價錢將房屋賣給低收入戶，原本等待政府救助的低收入戶們，在面臨無家可歸的情況下，政府如何采取強制措施將建物收回恐怕也是難題，對于這些衍生的社會問題都是未能妥善研擬其他配套措施所致。（4）地上權通常定期支付地租，然不以支付地租為必要，地租不是地上權的成立要件。因地上權的設定可以有償也可以無償，故支付地租與否不是成立地上權的要件。
（三）論地上權與土地使用權關系
地上權指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的權利。土地使用權指國有土地依法無償劃撥或有償出讓、轉讓給非所有人使用，使用人以有建筑物、附著物或工作物為目的，使用他人土地的一種財產權，這種權利基于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原則所生，與傳統地上權由所有權衍生出來的權利不同。《民法通則》中沒有使用“地上權”，也無明確規定“土地使用權”在法律上地位為何，造成《民法通則》與《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的“土地使用權”與《城鎮個人建造住宅管理法》的“宅基地使用權”概念混淆不清。土地使用權在各國的物權法中未列為物權種類，一般將認為“土地使用”是土地所有權部分權能的名詞表徵，從實踐情況上，出現不易區分是所有權能的“使用權能”，還是作為用益物權的“使用權”。（注：史浩明撰：《用益物權制度研究》，《江蘇社會科學》，1996年第6期，第14—17頁。）學者從使用權內涵、司法實踐與通說見解等不同角度，討論土地使用這個抽象概念的法律地位與性質，并厘清與地上權的關系。學者認為用“土地使用權”乃因其已經沿用多時，其實該稱呼不具嚴謹性、一般性與科學性。故從學者們提出有關土地使用權性質的文章，有多種不同的觀點，也影響日后制訂大陸物權法制度的論證。有的認為土地使用的權利應稱為“房地產物權”，主張產權的內涵已經擴展至所有權范圍與財產他物權，指法律賦予人們對財產依法直接管理、支配并享受其利益，排斥他人干涉的權利，包括所有權以及從所有權中分離出來的相對獨立地役權、地上權（包括房地產使用權、房地產開發經營權）、抵押權、典權、留置權、質權等他物權。（注：林增杰、張紅合撰：《中國房地產產權制度》，《房地產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131—139頁。金儉撰：《試論建立與完善我國房地產物權制度》，《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第21頁。）有學者主張以用益物權包括“土地使用”概念，以傳統民法“地上權”為架構，限縮使用權的內容為國有土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農村土地使用權。（注：屈茂輝撰：《地上權若干理論問題研究》，《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年月，第15頁。張雙根、張學哲合撰：《論我國土地物權制度》，《中國土地科學》第11卷第3期，1997年5月，第8頁。王蘭萍撰：《論我國土地使用權與用益物權》，《山東師大學報》，1997年2月，第29頁。）有學者認為法律規定沒有明確地上權這種物權形式，然其內容承認地上權制度存在，但名稱上不需拘泥用地上權。（注：王美娟、楊幼敏合撰《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的法律性質和改革》。郭明瑞撰：《論土地使用權的幾個法律問題》，《中國民法經濟法理論問題研究》，法律出版社1991年3月版。）有學者主張土地使用的概念就是地上權，認為土地使用權一般意義上是指法人、公民在國家、集體的土地上營造建筑物或種植林木，并取得該地上物所有權，土地所有權仍歸國家或集體所有，確認所有人與使用人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也就是地上權的法律特征，應將地上權制度做為一種物權在民法中做系統的規定。（注：錢明星著：《物權法原理》，第293—295頁。楊立新、尹艷合撰：《我國他物權制度的重新構造》，《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第87頁。）筆者僅將幾種代表性的看法分述如后作為參考。
1.土地使用權與地上權存在重大差異，主張以地上權涵蓋之。（注：此說者有，史浩明撰：《我國民法物權制度的完善立法》、《關于建立我國物權法物權體系的思考》，《青海社會科學》1994年第1期。《用益物權制度研究》，《江蘇社會科學》。崔建遠著：《我國物權法應選取的結構原則》，《法制與社會發展》（長春），1995年第3期。房紹坤、丁海湖、張洪偉合撰：《用益物權三論》，《中國法學》1996年第2期。）從《民法通則》與眾多的行政法規中并未明確地上權制度，但不容諱言，土地使用權與地上權有某些相近之處。然而大陸土地使用權因具有特定的社會意義和歷史條件，所以立法上不宜以地上權取代土地使用權的概念，二者之間存在一些差異，例如，兩者建立的基礎不同。地上權乃在土地私有制下發展出來使用他人土地之權，而土地使用權乃建立在國有土地上設立使用權能。又如地上權的目的與土地使用權不同。前者依據“地上物屬土地所有人”原則，地上權乃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筑物、其他工作物或竹木為目的，未明文設定范圍。土地使用權目前僅限于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轉讓，使用人用于對土地開發、利用與經營，其范圍較地上權小。二者設定權利的社會作用不同。在大陸法系地上權設定乃為使用他人土地為目的，不具有實現土地民事流轉功能。土地使用權乃是土地使用制度由無償轉向有償使用改革的結果，為土地市場的對象可以產生流轉功能。（注：王衛國著：《中國土地權利研究》，第150—151頁。）地上權人可以于無約定或無法律禁止情形自由拋棄或撤銷地上權。土地使用權人必須依照合同約定或法律規定使用土地，若土地使用人無故不經營土地，國家主管機關可給予一定處罰直到無償收回為止。故法律規定的宅基地使用權、國有土地使用權、中外合資企業場地使用權，在性質上都屬于地上權的內容。筆者認為此說容易使人誤認地上權乃有別于長久使用的土地使用權內容，而且地上權的發生是從土地私有的社會體制中發展出的，然大陸土地使用權乃為解決土地公有制下合理利用國家土地的用地構想，是否可以地上權取代土地使用權殊值斟酌。
2.土地使用權與地上權范圍重疊，不宜另行規定地上權制度。（注：王利明著：《民商法理論與實踐》，《物權法中的重大疑難問題探討》，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368—370頁。陳小君撰：《論傳統民法中的用益物權及其現實意義》，《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5年第4期。）學者認為，土地使用權保護的客體較地上權廣，地上權限于土地本身，土地使用權包括草原、森林等自然資源的使用權利。另一方面根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暫行條例》規定的土地使用權與地上權比較。使用人有權開發、利用城市土地，土地使用權也能依法在使用年限內轉讓、抵押、出租或用于其他經濟效益。地上權人使用他人的土地，依法也可以抵押、出租，故其內容與土地使用權極為相似，若在法律上另行規定地上權，容易造成重復。筆者認為，本說的結論乃保留歷史沿革，以土地使用權做為一個財產權，為獨立的物權性質的民事權利內容，立法上應可采納。
3.主張以用益物權（限制物權或他物權）為名，將地上權與土地使用權分別列為物權種類。（注：陳華彬撰：《我國民法物權立法的基本體系》，《河北法學》1991年第6期。劉士國主編：《中國民法要論》，遼寧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頁。）筆者認為發揮土地使用權的作用乃必須承認具有用益性質，然地上權與土地使用權有部分重疊的內涵，若同時并列為物權種類，容易產生適用的爭議，造成大陸物權種類過于龐雜。
4.主張土地使用權乃大陸物權種類特色，沒有必要與地上權比較。（注：王衛國著：《中國土地權利研究》第150—151頁。）學者認為土地使用權是大陸土地權利體系中基本的組成要件，擔負著重要的職能，是地上權不能比擬的。土地使用權制度的形成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成就的，是社會主義土地制度發展和改革的產物，雖然某些方面土地使用權與地上權有類似之處，但不表示其本質一致，也非引進地上權制度才改造成的土地使用制度，故沒有必要參照地上權制度。筆者認為大陸土地使用權系為獨創，在方法上應該運用不同法律體系功能比較的架構。本說提出一個新的思考空間，亦即不局限在大陸法系的物權架構。
從上述學者專家從法律規范面、社會實踐情形、各種物權的屬性比較、土地使用權的社會意義等多方面分析討論，土地使用權的性質與大陸法系地上權性質相似，筆者認為強調土地使用交換的經濟價值，確定土地使用權具有用益物權性質的觀點是恰當，然立法上應采行普遍被民眾接受的土地使用權為宜，并可廣泛的設定其權利內容。
（四）臺灣土地使用權概念
臺灣物權法認為物權者乃系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權利。物權制度在物權法定主義下，當事人不能任意創設物權的種類，雖最近有學者主張應擴張物權法定的法源包括習慣法，在修正的民法物權編草案中加入最高限額抵押權就是將習慣法物權納入法律規范的例證，然依據傳統主張嚴格的物權法定主義下，物權分為二大類，一為所有權，一為限制物權，限制物權又可分為擔保物權與用益物權二種。所有權是指于法令限制內對于所有物為全面支配的物權，而且基于市場經濟要使商品成為交易對象，必須權利主體有占有、使用、收益、處分之權。（注：姚瑞光著：《民法物權論》，1995年10月版，第42頁。）物權內容包括擔保物權（抵押權、質權、留置權）與用益物權（地上權、典權、永佃權），確定物權范圍與物權變動，而且各種物權原則上可以讓與或設定擔保。物權法立法的五個原則：1.物權法定，物權除民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不得創設，因為物權具有對世之效力，物權種類與內容法定化便于公示，確保交易安全。2.一物一權主義，物權客體特定，一個所有權存在于一個物上。3.物權優先效力，指物權之效力優先于債權，若同一客體有所有權與其他物權存在，他物權優先于所有權，數個擔保物權存在時，以成立先后定其效力。4.物權變動之公示原則，不動產物權之得喪變更，非經登記不生效力。5.物權行為采無因性，獨立于債權行為之外，債權行為無效不等同物權行為無效。臺灣物權法中沒有使用土地使用權這個名稱，故在物權法定原則下，土地使用權理應不屬于物權種類。然筆者認為，從發展土地的經濟效益考慮，政府尊重私人對土地的完全支配，順應所有權社會化之世界潮流，承認土地使用權為所有權衍生出來的使用權能，采所有權相對理論藉由法律或合同規范，限制所有人的使用。（注：林誠二著：《兩岸債權與所有權之比較研究》，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臺灣東吳大學法學院1994年8月版，第57頁。）這種使用權是因物權社會化所衍生出來，其法律性質為何？目前學者見解不一致，有認為是附屬于所有權的權能。（注：姚瑞光前揭書第48頁，鄭玉波教授采相同見解。）有認為土地之使用是在于他人土地上有工作物、有建筑物或其他特定目的，而使用他人之土地，支付所有人一定報酬而取得的權利，類似于“地上權”。筆者認為，土地使用權人應對其權利有排他與支配性，似乎應將“土地使用權”解釋為附屬于所有權上的用益物權。社會經濟發展快速，物權種類增加的機率很大，如歐美各國紛紛承認動產抵押、附條件之買賣、最高限額抵押權及信托占有等物權擔保制度，故應注意這個物權法發展趨勢，突破嚴格解釋的一物一權主義，承認土地使用權能的經濟價值，加強土地財產權的社會作用。
三、結論-城市土地使用權應成一種獨立的民事權能
建構土地使用權為一獨立權利，對于完善土地法制與配合社會現實需要具有相當貢獻。首先，筆者認為在土地公有制度下討論土地使用概念時，不能脫離歷史因素與社會體制。學者們從傳統物權的使用目的作為分類，以用益物權體系解釋土地使用概念是一個正確的出發點。非所有權人使用他人土地的目的在于地上有房屋或建筑物，并享有地上物所有權，這種使用土地的目的乃為創造土地的附加價值，使用權人有償使用土地，改良土地妥善經營利用地塊，并以土地使用權為對象，經由轉讓、出租、抵押取得回饋，權能價值由使用權人以勞動力或金錢換來，使用人理應享有完全的支配能力與收益權利。這種占有的態樣必須經由公示方式（登記）獲得保護，法律上土地使用權應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及有限制的處分權能，其外觀乃如同所有權權能，土地使用人為土地使用法律的民事主體，享有獨立的民事權利。筆者贊同將所有權與他物權并列大陸土地物權的二大綱領，二者均享有設定他項權利的權能。他物權再分為擔保物權與用益物權二類，土地使用權為用益物權一種，尊重法學界長久以來沿用使用權用語，不設重復的地上權。筆者建議土地使用權在中國大陸物權體系架構中應屬于獨立的一種物權種類，而物權法的大綱列表如下：
所有權（自物權）
│國土使用權
│用益物權│經營權
物權││地役權、典權
│使用權（他物權）│
││抵押權
││擔保物權│質權
論文摘要:商法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商法的獨立性，對該問題的發掘要通過與民法比較來實現。雖然商法與民法有著各種聯系，但二者之間的區別更為顯著。從社會事實與立法技術角度而言，商法與民法的區別既是必然的，又是可能的。實踐中雖然有實質商法的概念，但它與形式商法一樣，也會展現商法規范的獨立性。
研究商法的首要目標是培養及建立對商法的確信，而培養這種確信的起點是對商法獨立性的充分認識。商法作為一獨立的法律部門在許多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在我國卻并非如此。從業人員與學者不論在商事立法、司法等實踐層次還是商法學研究、教學等理論方面，都未能充分認識到商法不同于其他法律部門的獨立的精神實質以及制度表現。恰恰相反，他們卻一直在用民法的觀念和方法來理解商法，這就是我國長期以來奉行的“大民法”的觀點。民法是市民之法，而商法是企業之法，二者之間本來涇渭分明，但“大民法”的理論就是要將商法混同于民法之中。這種觀點可以說是“百害而無一利”:一方面，這種觀點對商法獨立性的發揮造成一定的干擾，影響市場經濟的建設與發展，另一方面也破壞了民法理論的純凈與體系的完整構建。基于上述事實，我們有必要在這里通過考察商法與民法的關系來展現商法的獨立性。
一、理論考察:商法是否獨立
在所有法律部門中，與商法聯系最為緊密的莫過于民法，因為二者同屬私法范疇。對于二者之間的關系，學者提出各種不同觀點，但稍加統計，我們會發現有關論述民法與商法關系的論著中，大多都認為民法的地位高于商法或者商法依附于民法。
(一)民法學者的觀點
在我國，許多民法學者認為商法不具有獨立性或認為商法乃民法之特別法，其理論依據主要有兩個:第一，各國商事法律制度都比較簡約，許多私法基本性的制度都規定在民法中，商法只規定民法沒有規定的特別私法制度;第二，私法的一些基本制度比如權利、法律行為等都主要在民法學中進行講授，商法學只是在民法基本理論基礎之上，講授其特殊之處。在此認識的基礎上，他們認為在未來的民商立法格局上，應采民商合一的立法體例，不制定獨立的商法典。該觀點的代表是梁慧星和王利明教授，梁教授認為，在我國這樣采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國家，現行《民法通則》相當于民法典的普通法地位，而公司法、海商法、保險法等均屬特別法。[1]王教授走得更遠，他認為:“商法本身不可能組成部門法體系，而只能適用民法的一般原則，民法的總則、物權制度、債券制度實際上已對商品經濟活動的重要方面都作出了一般規定，對商事法規中的一些問題同樣適用。”[2]
筆者以為上述學者并沒有從深層次意識到商法和民法的區別，對此問題缺乏足夠的研究。他們認識上的偏差之處是企圖用商法制度形式上的非明顯性來否定民事關系與商事關系的分野與區分，并進而得出商法隸屬于民法的觀點，這就犯了一個以結果來否定前提的錯誤。因為法律的獨立性是要靠其規范的社會關系的獨立性來決定的，而不是相反。民商分立固然可以使商法得以凸顯，民商合一也并不能使商事法律制度泯滅，只是民商分立能從形式上較強地反映商法的部門化而已。
(二)商法學者的觀點
關于商法的地位問題，有的商法學者從民法與商法對社會事實的影響的角度出發來論證二者的關系。比如我國臺灣學者張國鍵認為:“商事法與民事法，雖同為規定關于國民經濟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論其性質，兩者頗不相同，蓋商事法所規定者，乃在于維護個人或團體之營利;民法所規定者，則偏重于保護一般社會公眾之利益。”[3]這個觀點就像公法與私法的劃分一樣，有偏頗之處，過高地抬高了民法的地位，而未看到商法的應有作用。現代社會以來，商法在保護社會公眾利益方面比民法更為重要。亞當·斯密認為，歷史上有兩種系統可以增進人民的財富，一是農業系統，一是商業系統，其中，商業系統屬于現代系統。如果說農業系統主要是民法產生的基礎的話，那么商業系統則是商法的對象。20世紀可以說是一個“商事社會”，商事已占據了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之間的關系也主要靠商事行為來聯結，商人之間通過雙方商行為來聯接，民事人也通過單方商行為而進入到商事領域。學者指出:現實社會關系經歷了所謂‘普遍商化’的過程，營利性營業行為的范圍大大擴充。[4]“營業之種類已大為擴充，從而商業和商行為之概念范圍亦大為推廣。”[5]如果沒有商事交易以及商事交易給人們生活帶來的諸多便利，整個社會的發展與歷史的進步是無法想象的。
有的商法學者從法技術角度出發，認為民法是一般法，而商法是特別法。德國商法學者指出:“《德國商法典》中的許多規定，只有根據《德國民法典》所確立的一般性原則才能理解;而《德國商法典》的作用就是對這些一般性的原則加以變更、補充和排除。”[6]商法中之所以不規定私法中的一般性原則，而只是規定特殊性規則，純粹是為了立法成本的節約，并不意味著商法就是民法的特別法。商法和民法具有不同的對象和方法，這使得商法成為與民法不同的法律部門。更為主要的是基于商事社會的到來，商法有成為一般法的趨勢，因此，商法遠非民法的一種特別法，而是已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基本法。有學者認為:“嚴格意義上的商法現在只是商事法律部門中的一個通則而已，同時它已遠非只是就民法相對而言的一種特別法，而且現在已成為從其他專門法規里逐步分離出來的一種基本法。”[7]商法學者的使命就是將商法從民法的蔭護中解脫出來，還原其應有的地位。
二、實證分析:商法能否獨立
(一)區別的必然性
商法的獨立性主要體現在商法相對于民法的獨立，二者的區別是西方社會的一項傳統。就像美國學者艾倫·沃森所說的那樣，“《法國民法典》里沒有商法的簡單原因是商法沒有當成民法來看待，商法已經形成它獨特的法律傳統……。”[8]民法和商法的區分首先源自于民事生活與商事生活的分野。民法在于追求民事人的生計，而商法則在于維持營業，追求營利，以此為出發點，決定了民法與商法的諸多不同。民事生活主要表現為家庭生活，商事生活主要表現為營業生活，二者之間的分野在西方出現甚早。據資料顯示，中世紀已經出現了家庭與經營之間的分離。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運用社會經濟學的方法揭示了中世紀商事生活與民事生活分立這一客觀事實。[9]他把并存于同一經濟形態下的簡單商品經濟和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的形象地比喻成經濟的“交換下限的齒輪”和“交換上限的齒輪”。前者表現為集市、攤販、店鋪與作坊，后者的代表是交易所、銀行與市場等，兩者具有不同的特點和運作規律。集市、攤販、店鋪與作坊由于還要依賴家庭，因而具有較強的民事特質，而交易所、銀行與市場已經慢慢脫離家庭的桎梏，向商事領域邁進。韋伯認為，在中世紀“將家庭與經營相分離，以達到會計和法律之目的，以及建立起一個合適的法律主體，諸如商業注冊、社團和公司對家庭的依賴的消除，私人企業或有限責任合伙公司的獨立財產權，以及破產法等。”[10]西方社會正是憑籍著家庭與經營的分離，促使個人的獲利及其責任感都得以提高，同時，商主體的獨立性也使商法得以出現，同時家庭的功能也開始凈化。到了近代，“家庭和職業在生態學意義上逐漸分離開來，家庭不再是一個共同生產的單位，而是一個共同消費的單位。”[10]中世紀時代不僅在主體之間進行民事與商事的明顯區分，而且在行為方面也出現了民事與商事之別。
比如此時的借貸已經區分為民事與商事兩種不同的性質，民事借貸是為了維持人的生計，所以，不受限制;而商事借貸為了“以錢賺錢”，遭到教會的極力反對，并為當局所嚴格禁止。當然，后來為了商業發展的需要，許多學者也紛紛為商事借貸進行辯護，其中就包括教會學者托馬斯·阿奎那。這使得中世紀的人們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借貸如果需冒一定的風險，或者借貸如作商業之用并可能賺錢的情況下，放款人收取利息是合法的。[11]
正是因為中世紀在商事以及商法發展方面的貢獻，學者們認為中世紀的商人法是現代商法的濫觴。自此，商法的重要地位才得以確立，并成為近現代社會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二)區別的可能性
商事生活與民事生活的區別，翻譯成法律術語就是商事關系與民事關系的區別。正是因為獨特的商事關系的存在，決定了商法在理論以及立法體系上獨立的可能性。所謂商法，也就是指規范商事關系的法律總稱。
既然商事關系在商法部門化過程中具有終極的作用，對其確認便成為商法研究的重點。按照商事關系確認標準的不同，我們可以將世界各國的商法大致上可以分為主觀主義體系與客觀主義體系。
從法律的技術角度而言，商事關系能夠得以清晰界定，實有賴于主觀主義確認標準的出現。所謂主觀主義標準，是指商事關系的確認是以商主體身份作為基準，商主體身份的獲得是基于法律明文規定的各種條件，商主體所進行的行為屬于商行為，由這些行為所引發的關系即為商事關系。以商主體作為商事關系的確認基礎解決了如下幾個問題:[12]首先，商主體作為商事關系的確認標準，使得商事關系具有了與民事關系不同的特質，同時商事關系也有了一定的穩定性;其次，對商主體的深入認識使商法的體系建構有了可能性，通過挖掘商主體的諸多條件，從而使商法總論有了自己的一定內容，比如商事企業、商業名稱、商業賬簿與商業登記等;最后，由于注重商人的基礎地位，因此，商人與民事人不同的是，商人貫穿的是條件主義的觀念，條件主義使商人具有了實在、實證性，進而保護交易自由的同時，也保護了交易安全，使交易秩序有了可預期性。所以，借助于主觀主義標準，商事關系可以被清晰地加以確認，并表現出諸多不同于民事關系的特質，有利于商法獨立性的構建。
客觀主義標準剛好相反，它是以商行為作為基礎界定商事關系。但這種標準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12]因為商行為本身具有中性色彩，通過營利本身又不能準確地界定商行為。而要區分民事租賃、保管、承攬與商事租賃、保管、承攬，就不能借助于這些行為本身的規定性而要看是否有商人介入其中。由于客觀主義標準沒有從法技術層面顯示出商人地位的重要性，這導致商事關系與民事關系無從區分。在普通法系國家，因為使用客觀主義標準的緣故，使得“商法沒有從法理、司法或立法方面被認為是獨立的法律分支，原因在于法律在職業商人之間與朋友之間適用的法律是相同的。”[13]商行為作為商事關系的確認標準存在種種弊端，故而現代各國包括普通法系國家紛紛采用主觀主義標準作為商事關系的確認基礎，[14]使得商事關系清晰地區別于民事關系，以構建獨立的商事法律體系。
三、商法與民法關系的當展
20世紀以來，西方理論界提出了民法的商法化與商法的民法化的觀點，各自來論證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界限以及獨立性，在此有剖析的必要。
(一)民法的商法化
民法的商法化這一提法源于德國法學家理查1894年所著的《德國民法草案關于商法之理念及其影響》一書，大意為在資本主義經濟之下，由于民事人之商人化而使得商法有擴張的趨勢，以至于商法會成為一般私法，而民法將淪為特別私法。民事社會向商事社會的過渡，就如韋伯所說的那樣，是從“共同體”向“社會化”轉變的過程。人們由一種基于約定俗成的、或固有價值的純粹信仰的關系，向一種基于利害關系考慮的，并建立在自由協議的交換基礎上的關系轉變，“用有計劃地適應利害關系去取代內心服從約定俗成的習俗”。[15]與此同時，人們開始以計較的心態來面對生活，這其實是人們開始用商事的精神來理解和指導其民事生活。表現在制度設計上，就是，“商法在交易錯綜之里程上，常作為民法之向導，且為勇敢之開路先鋒。亦即成為民法吸取新鮮思想而借以返老還童之源泉。”[16]臺灣學者陳顧遠講得更加極端: “民商合一的結果并不是民法吸收了商法，乃是商法征服了民法。”[17]
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民法的商法化只是說商法的精神和某些具體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民法的現展，而并非是商法全盤吸收了民法，導致民法無以存在。所以，對民法的商法化這一趨勢正確的理解應該是“民商法在移動其界限的同時也繼續共存”。[18]
(二)商法的民法化
所謂商法得民法化，是指商法借用了民法的結構來構建自己的理論與立法體系，其表現就是學者們總是用民法的概念、特征、體系來對商法進行解釋。因為，商法源于商人的踐行，起初缺乏清楚、明晰及權威的陳述與解釋，而民法由于繼受了古羅馬《法學階梯》的結構，又經過了許多世紀的學術評注、注釋和發展，因此，相對而言比較規范，可以作為商法解釋的參照系。商法的民法化使商法背離了自己固有的習慣法傳統:一方面它顯示了民族國家的威力，商法逐漸成為現代國家成文化法律的一部分;在另一方面這也使商法變得狹隘、缺乏發展性，也逐漸失去其獨特性。因為商法具有開放性和易變性等特質，比民法要具有更多的靈活性，相對于穩定的國家立法而言，商人更多的使用其自創的商事習慣法。德國法學家拉德布魯赫指出:“只要不與強制性法律相悖，商人就可以依據自身力量和需要，用約定的交易條款形式設定他的法律關系。如果這種交易條款已成為一般慣例，即使在個別法律行為中因缺乏對該條款明示合意而產生疑問，仍視其已得到默示承認。”[19]因此，“和其他任何法律領域的法規相比，商法的法規更為生動。它不是枯燥干癟的法律，無需從法律文字中理解，只需從法律交往中觀察。”[19]但是，商法民法化卻助長了商事立法以及立法中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推行以及司法對商事糾紛獨特性的視而不見。比如，各國法律都規定:當遇到商事糾紛時，應優先適用商法，當商法有所不足時，可以補充適用民法。這就是將商法看作是民法的特別法，但是，商法糾紛最終要靠民法來解決是違背商法法理的。
總體而言，民法的商法化使得商法有變為一般私法的趨勢，而商法的民法化卻使商法的獨立性受到一定的影響。民法的商法化是現代社會民法和商法關系的真實寫照，而商法的民法化只是從形式方面揭示了民法對商法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現代商法的法理。商法的民法化不符合社會的發展趨勢，而民法的商法化使得某些商法學者的學術欲望膨脹，把商法推到一個不合理的地位的同時，同時也破壞了民法的純潔性，因此，對二者的承認都應有所保留和節制。筆者認為商法和民法雖然在許多制度方面有相互滲透的現象，但是二者仍然屬于各自獨立的法律部門。
四、商法立法體例:商法獨立性的實現
所謂民商立法體例，又稱為商法的立法形式，是指近代以來大陸法系國家在立法時如何實現民法與商法配置的立法模式。民商立法體例是民法與商法關系實證化的必然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商法典要不要單獨制定。圍繞民商立法體例有兩種關于商法的概念，一是形式商法，一是實質商法。
形式商法是指在民商分立的國家，專門以“商法典”命名的商法。在這些國家，還有根據商法典或者憲法的規定所制定的各種商事單行法，他們被視為商法的特別法。形式商法的出現具有重大意義:首先，當一個國家擁有形式上的商法典時，說明這個國家對于商法的研究已經比較深入，反映了這個國家商法理論的積淀程度;其次，形式商法也表明一個國家的商事生活已經達到比較繁榮的程度，已經有必要進行系統立法，當然歷史上強國對殖民地國家的法律強制應另當別論;再次，形式商法需要具備一定的政治因素與政治環境的要求。按照艾倫·沃森的觀點，法典編篡“勢必要取得相應的政治上的支持，或最少要取得政治上的允可。”[8]可以這樣說，有形式商法的國家，商法的獨立性在社會各領域都已得到認同。
實質商法主要指民商合一的國家，沒有形式上獨立的商法典，但有規范商事關系的法律。這些規范存在于憲法、民法、經濟法、行政法和訴訟法中，當然最主要還是指各商事單行法。實質商法并不是從法律淵源而是商事關系獨立性角度而言的，散見于各個部門法中的規范之所以被認為是商事規范，主要是因為這些規范著共同的調整對象即商事關系。針對否認商法獨立性的理論與說法，實質商法這個范疇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辯護理由。
民商立法體例是民法與商法關系實證化的必然結果，是商法獨立性在法律制定上的體現。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形式商法固然可以凸顯商法的獨立性，實質商法也不能否定商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事實。
五、結 論
自1807《法國商法典》頒布，商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在西方社會已經得到普遍認可。我國從清末民初引進西方法制到如今，一直沒有獨立的《商法典》出臺，而商法典的缺乏使得商法的獨立性受到一定影響。1998年，伴隨著我國發展市場經濟口號的提出，教育部將商法學確定為與民法相同的法學核心主干課程，商法研究開始在國內受到重視。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作為商法研究核心的商法獨立性問題并沒有引起學者們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商法和民法有著糾纏不清的關系，這就使得科學的商法學地位未得彰顯。商法在價值理念和法律技術的處理上面，都與民法有著顯著的區別，因此，揭示商法的獨立性，并且將其與民法等臨近法律部門進行深入的區別是非常有意義的，也必然會對商法學研究的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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