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1-18 21:2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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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職業性別歧視 社會學理論 社會政策建設
論文摘要:職業性別歧視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做了深入研究。職業性別歧視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社會問題,社會學理論以獨特的視角解釋了這一現象,且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政策當仁不讓地擔負起其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職責。
勞動力市場同樣受“供需關系”的掌控,但現行中國顯然是勞動力的買方市場,雇主的價值、偏好將導致不同的市場結果。學者趙耀對雇主雇傭行為調查表明,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堅持不選擇女性,認為女性不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生育和照顧家庭會影響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調查者“同意”或“很同意”這種觀點。還有部分對雇主對女性未來發展的適應性、工作內容和崗位變動的應變性表示擔憂。
我國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性別歧視現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業率較低、下崗失業比重大和職業報酬差距大。雖然每年的調查結果有所變動,總體狀況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職業性別歧視,社會學以獨特的視角彌補了經濟學純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釋力。
一、社會學理論的解釋
1.女性勞動就業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性別意識的強化以及對男女兩性在家庭和社會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影響到女性是否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決策,而且決定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職業選擇,也會影響雇主的招聘行為。
2.個人偏見理論。該理論是由貝爾克(Becker)創立,是在“身心不悅”的基礎上建立的,用貝爾克的話說就是,“如果某個人具有歧視的偏好”,那么他就樂于以某一群體替代另一群體并為此支付某種費用。他認為,這種偏見來自雇主、雇員、顧客三個方面。(1)雇主歧視。假設一些雇主對一部分人具有主觀的偏愛或對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惡情緒,而與其技能無關。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對女性雇員抱有偏見,即使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他們也只愿雇傭男性,除非女性雇員和男性雇員之間的工資差別大到足以抵消對女性的偏見的程度,才會雇傭女性。(2)雇員歧視。這與工作職位的競爭、工作中的磨擦、人們對民族、種族、性別、年齡、健康等的認識的不同有關。例如,大多數白人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有些男性雇員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領導,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殘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能夠勝任。(3)顧客歧視。顧客有時對被服務的對象也會有偏見。如外科醫生、機械工程師、司機顧客喜歡男性提供的服務;護士、導游、空中小姐,顧客喜歡女性提供的服務。
3.互動理論。斯坦福大學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釋兩性職業和報酬不平等的問題時提出這一理論,她認為,人們生活在互動的交往中,在求職、應聘、面試時都會有直接和間接的互動。基于性別的顯著差異,互動過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優于女性,更勝任工作的觀念影響下,造成具有與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對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時,男性利用占據權威位置的機會,故意忽視或消除對他們不利的因素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難改變這種狀況。評價職業報酬時,人們通常較少選擇異性參照群體,更多的采用與同等任職資歷的、同樣性別的人相比較的方法。這種通行參照群體的選擇,導致社會網絡的同性化和職業性別隔離。
4.激進女權主義的自行就業觀點。激進女權主義從強調私生活領域的問題出發,認為女性在社會勞動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們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們提供的戰略便是使女性與男性分離,鼓勵女性去創建自己的產業,如商店、銀行、企業、飯店、醫院、書店等,以做到自行就業,免受社會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轉貼于
二、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社會政策建設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發達國家為促進女性就業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值得借鑒,包括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失業保險政策、職業介紹和指導政策、公共就業工程等政策。美國(“一攬子職業中心”)、法國設立專門機構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和就業指導。很多發達國家積極介入女性就業,財政撥款補貼公立職業介紹所,為婦女就業和企業用人提供免費服務;大力興辦公共工程,為婦女提供就業崗位;鼓勵女性自主創業,制訂了明確的支持政策,這方面美國和歐盟都走在前列,取得顯著成效。
2.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一,我國社會需要制訂《反就業歧視法》,依靠法律的強制來保證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實現同工同酬;當前,不少中小私營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不繳納包括生育保險在內的五項保險的行為,嚴重損害女性勞動者,法律要制定細則予以糾正。第二,女性承擔著生育和照顧家庭兩大社會責任,女工生育保險應盡快轉變為社會統籌,實現企業的成本向社會轉移,由社會來承擔婦女生育哺乳費用以及生育保險金。第三,應該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長期失業和下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級社會保障部門應該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積極幫助她們尋找就業機會,開展再就業服務,把保障和服務結合起來。第四,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對象應包括各種類型的女性從業人員,使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能夠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條保障線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業女性的貧困狀態能夠得到緩解直至消除。
參考文獻
[1]趙耀.中國勞動力市場雇傭歧視研究[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77.
[2]蘇艷明,曾春媛.我國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現狀及原因分析[J].當代經濟,2006,(3上).
論文摘要:職業性別歧視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做了深入研究。職業性別歧視不僅是經濟現象,更是社會問題,社會學理論以獨特的視角解釋了這一現象,且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同時,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社會政策當仁不讓地擔負起其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職責。
勞動力市場同樣受“供需關系”的掌控,但現行中國顯然是勞動力的買方市場,雇主的價值、偏好將導致不同的市場結果。學者趙耀對雇主雇傭行為調查表明,勞動力市場上的歧視是存在的,一些雇主堅持不選擇女性,認為女性不能兼顧家庭和事業,生育和照顧家庭會影響工作和加大支出成本,75.6%的調查者“同意”或“很同意”這種觀點。還有部分對雇主對女性未來發展的適應性、工作內容和崗位變動的應變性表示擔憂。
我國勞動力市場上職業性別歧視現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即女性人口就業率較低、下崗失業比重大和職業報酬差距大。雖然每年的調查結果有所變動,總體狀況沒有明顯改善。經濟學、社會學和文化人類學都非常深入地研究了職業性別歧視,社會學以獨特的視角彌補了經濟學純理性考量的缺陷,且非常有解釋力。
一、社會學理論的解釋
1.女性勞動就業中的角色期待。大多數學者認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社會性別意識的強化以及對男女兩性在家庭和社會中不同角色的期望是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劣勢的主要原因之一,不僅影響到女性是否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決策,而且決定了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后的職業選擇,也會影響雇主的招聘行為。
2.個人偏見理論。該理論是由貝爾克(becker)創立,是在“身心不悅”的基礎上建立的,用貝爾克的話說就是,“如果某個人具有歧視的偏好”,那么他就樂于以某一群體替代另一群體并為此支付某種費用。他認為,這種偏見來自雇主、雇員、顧客三個方面。(1)雇主歧視。假設一些雇主對一部分人具有主觀的偏愛或對另一部分人具有嫌惡情緒,而與其技能無關。如一部分男性雇主對女性雇員抱有偏見,即使女性與男性有相同的勞動生產率,他們也只愿雇傭男性,除非女性雇員和男性雇員之間的工資差別大到足以抵消對女性的偏見的程度,才會雇傭女性。(2)雇員歧視。這與工作職位的競爭、工作中的磨擦、人們對民族、種族、性別、年齡、健康等的認識的不同有關。例如,大多數白人對有色人種持有偏見,有些男性雇員不愿接受女上司的領導,或者有些人不愿跟老年人、殘疾人一起工作,即使他們能夠勝任。(3)顧客歧視。顧客有時對被服務的對象也會有偏見。如外科醫生、機械工程師、司機顧客喜歡男性提供的服務;護士、導游、空中小姐,顧客喜歡女性提供的服務。
3.互動理論。斯坦福大學的理姬薇 (cecilial.ridgeway)教授于1997年在解釋兩性職業和報酬不平等的問題時提出這一理論,她認為,人們生活在互動的交往中,在求職、應聘、面試時都會有直接和間接的互動。基于性別的顯著差異,互動過程形成了男性和女性不同的地位信心。在男性優于女性,更勝任工作的觀念影響下,造成具有與男性同等能力的女性對自我的期望不同。同時,男性利用占據權威位置的機會,故意忽視或消除對他們不利的因素以維護他們的利益,使得女性很難改變這種狀況。評價職業報酬時,人們通常較少選擇異性參照群體,更多的采用與同等任職資歷的、同樣性別的人相比較的方法。這種通行參照群體的選擇,導致社會網絡的同性化和職業性別隔離。
4.激進女權主義的自行就業觀點。激進女權主義從強調私生活領域的問題出發,認為女性在社會勞動中處于不平等的地位,主要根源在于她們在性和生育方面受男性控制,不能自主。因此他們提供的戰略便是使女性與男性分離,鼓勵女性去創建自己的產業,如商店、銀行、企業、飯店、醫院、書店等,以做到自行就業,免受社會就業市場的性別歧視。
二、消除職業性別歧視的社會政策建設
1.公共政策的大力支持。一些發達國家為促進女性就業實行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值得借鑒,包括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失業保險政策、職業介紹和指導政策、公共就業工程等政策。美國(“一攬子職業中心”)、法國設立專門機構開展針對性的培訓和就業指導。很多發達國家積極介入女性就業,財政撥款補貼公立職業介紹所,為婦女就業和企業用人提供免費服務;大力興辦公共工程,為婦女提供就業崗位;鼓勵女性自主創業,制訂了明確的支持政策,這方面美國和歐盟都走在前列,取得顯著成效。
2.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第一,我國社會需要制訂《反就業歧視法》,依靠法律的強制來保證女性獲得與男性平等的就業機會,實現同工同酬;當前,不少中小私營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不繳納包括生育保險在內的五項保險的行為,嚴重損害女性勞動者,法律要制定細則予以糾正。第二,女性承擔著生育和照顧家庭兩大社會責任,女工生育保險應盡快轉變為社會統籌,實現企業的成本向社會轉移,由社會來承擔婦女生育哺乳費用以及生育保險金。第三,應該健全和完善女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長期失業和下崗的女性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各級社會保障部門應該學習發達國家經驗,積極幫助她們尋找就業機會,開展再就業服務,把保障和服務結合起來。第四,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對象應包括各種類型的女性從業人員,使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和失業保險能夠惠及所有女性,提高三條保障線的救助水平和力度,使失業女性的貧困狀態能夠得到緩解直至消除。
參考文獻:
[1]趙耀.中國勞動力市場雇傭歧視研究[m].北京: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7:77.
[2]蘇艷明,曾春媛.我國勞動力市場性別歧視現狀及原因分析[j].當代經濟,2006,(3上).
論文摘要:本文分析了開展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意義,對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理論基礎、基本內容進行了初步探討,并對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開展過程中應注意的一些問題做了分析。
性別教育,對女生個體、對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在我國中學和大學教育階段,生理性別教育特別是女性生理教育已經建立了初步的學科體系,取得了相當的成果。社會性別教育卻較被忽視。因此,高校應在進行女大學生生理性別教育的同時,推進社會性別教育,將社會性別教育納入公共課程,使女大學生在走出校門之前,對社會性別的相關內容有一個理性而明晰的認識。
就目前的人類社會狀況來看,性別分層仍然是人類主要的分化形式之一。[1]在絕大部分社會和文化中,兩性在價值、地位、等級上處于不平等的狀況,男權始終處于支配地位。性別是“作為一種等級差異而存在”[2]。社會性別矛盾“固然不是一種劇烈沖突的、但卻是一種持久的社會矛盾,它往往比任何種族隔離更加堅固,比階級的壁壘更加森嚴,更加普遍,當然也更為持久”[3]。女性較之男性,始終更突出地面臨著社會性別這一社會問題與人生問題。我國當前女性發展狀況和婦女權力在世界上處于較前的位置[4],但是我國社會漫長的父權傳統和目前相對落后的經濟發展狀況,特別是當下的社會轉型時期,使我國現階段的社會性別問題更加復雜。此外,社會性別問題在許多方面往往是隱蔽性的存在,同時社會性別作為一種文化與社會規范往往通過社會化直接作用于個體意識,如果不加提示,個體往往意識不到問題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對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學生,以課程的形式進行社會性別教育,否則,絕大多數女生對社會性別問題將終身停留在社會經驗感知階段,從而對社會性別問題缺乏相應的分析能力。
一、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意義
長期以來,由于不合理的社會性別文化與社會性別規范的培養,女性對自身的認識存在著偏差,使得女性在社會規則、文化習俗和自己內在人格的多重束縛下,人生策略、價值取向和發展潛能受到極大束縛,失去了本來可能的更大的自由度、更廣闊的發展空間與更自主的幸福。
作為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將走上社會就業的女大學生,在面臨社會角色、社會地位轉化和社會化、再社會化之前,系統地認識社會性別的顯性和隱性不平等狀況及其產生的機制和文化根源,將有助于女大學生建立起女性的社會性別意識,從社會性別的角度明確適合自己性別的發展方向,獲得必要的發展幫助與生活幫助。不僅如此,性別教育的影響還將與女性的社會性別一樣伴隨女大學生終身。
社會性別教育,是要讓所有女性都了解并獲得自己的權利、發展機會與尊嚴,認識自我,包括自我的特征及社會的角色;認識社會,對社會性別規范與社會環境有一個理性而明晰的了解;適應轉型與再社會化。要讓女生了解,不合理的社會性別狀況,不僅是對女性的、也是對男性的限制,女性不僅是為自身的發展,也是為社會的發展與和諧而努力。[5]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不僅對女生個體,對社會的健康和諧發展也有著重要的意義。“男女平等的事業在中國尤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國曾經是一個最傳統、最典型、發展時間最長、發展程度最高的男權制(父權制)國家。中國女性的解放因此在世界上備受矚目。因為我們的進步不僅具有改善我們自身外境的意義,而且對全世界的女性具有榜樣的意義。”[6]建設和諧社會已經成為我國各階層的共識,作為社會組成部分的兩個性別之間的和諧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
二、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理論基礎
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性別社會學與女性主義快速發展,取得了豐碩成果,它們從社會性別這一核心概念出發,將社會性別作為不同于生理性別的視角來考查人類的性別不平等狀況,致力于消除、減緩因社會性別而造成的社會分化與矛盾,運用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等多學科的理論,通過豐富的社會事實論證,形成了系統的觀點與理論體系。社會性別學與女性主義的日益成熟,使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首先,提供了基本概念術語。除了“社會性別”這一核心概念之外,性別、社會性別體制、性別規范、性征、女性氣質、性別角色、性別社會化、性別認同、性別期望、性權力、性觀念、生育制度、性別分工、性別化消費、性別發展、父權制、顯性性別不平等、隱性性別不平等、男性偏好、男性利益優先原則、性別歧視、職業性別隔離、性消費、家庭暴力、性暴力、話語暴力(所列概念參考了佟新《社會性別研究導論》一書各章末所列的“關鍵概念”)等等,這些概念在性別社會學中都具有較完善的定義,它們和人生哲學中的理想、人生價值、自由、幸福及勵志話語中的人生定位、適應、素質、成功等概念,一起構成了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課程的概念體系。
其次,提供了基本理論支撐。社會學的文化、社會結構、社會化、社會分化、社會秩序、經濟與勞動,社會性別研究中的建構主義理論、性別角色理論、性別差異理論(參見蘇紅《多重視角下的社會性別觀》第三章“社會性別研究的理論”),女性主義范疇的激進女權主義、自由女權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后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女性主義、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參見沈奕斐《被建構的女性:當代社會性別理論》第3章第2節“女性主義理論流派”)等理論為課程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理論支撐與現成命題。
再次,提供了學科構架。“社會形成(文化)—社會元素(個體與群體)—社會制度(規范)—社會運作與個人發展”的社會學的一般構架和“氣質—身體—社會文化—勞動、經濟—政治—發展與進步”的社會性別研究思路,為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課程結構提供了參考。社會性別視角下以女性為主體的社會、歷史研究成果,集中于女性史及各類女性社會調查之中,將之納入課程的內容范圍之內,可使課程展現出更廣闊的社會視野與理論空間。社會性別研究與女性主義的理論成果,均基于大量的社會事實與具體案例,這為課程提供了大量素材。
三、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基本內容
社會性別教育中,首先應該明確男女兩性不平等,社會性別機制不合理。這種狀況“嚴重損害了個體的權利和發展,對女性尤其如此”[7]。這種不平等狀態是“非自然的,即并不是建立在生理上的,而是由社會構建的”[8],因而是可以改變的。在此大前提下,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大致應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闡明至今為止的社會性別文化和社會性別規范。兩性不平等的社會現象幾乎貫穿至今為止的文明社會,而兩性的社會性差異則將貫穿整個人類歷史。通過對共時性的兩性自然差異與歷時性的社會差異的講解,呈現人類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特別是中國歷史上的兩性不平等狀況,并尋找這種差異的歷史性成因及男權的形成機制,可幫助女生理解性別社會及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的文化與制度基礎。
展示并分析當下社會的顯性與隱性的性別不平等狀況。這種不平等既體現在就業、收入、政治權力、教育、生育、健康、性、婚姻、家庭、暴力等顯而易見的方面,也體現在語言、文學藝術、民俗、時尚文化、消費方式等隱性的方面;體現在我們社會的諸多“常識”之中,甚至還體現在學科理論之中;體現于外在社會,也體現于女性內心的自我認知與自我歧視。
具體列舉目前的種種社會性別規范,并指出這種性別規范與男性的關系、與社會運行秩序及社會道德風俗的關系,從而理解規范的相對合理性。學習國家公共政策與法規對女性權益保護的具體內容,并學習利用這些政策、法規對女性權益進行保護的必要程序與手段。適當介紹世界婦女運動的發展狀況與我國男女平等事業取得的成就。
說明女性的社會性別角色對個人就業及人生發展的諸多影響,這種影響既體現為個體外部的社會性障礙,也體現為個體內部的個性、思想性障礙。從女性性別的角度,指導女生就業與生活,幫助女生設計人生策略、調適社會行為,培養女生獨立性、個性全面發展的人格,指明實踐自身價值與女性價值的關系。
四、開展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幾個問題
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的基本目標是幫助女生建立起社會性別意識。作為公共教育內容,我們應放棄較為激進的女性性別意識觀點,選擇較溫和與平衡的觀點。相應地,作為社會適應指導與人生關懷性質的課程,宜強調策略性與調適性,而不鼓勵以激進的姿態與普通男權及社會性制度習俗對抗。同時,也不應在課程中放棄兩性不平等的社會機制及文化可改造的思想。
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課程不屬于社會學的范疇,也不是女性主義概論。它是大學生思想教育、人生教育與就業培訓相結合的勵志型課程。性別社會學與女性主義的相關內容只是為該課程提供了理論幫助與案例支撐。課程的目的最終在于培養女生的社會性別意識,使女生獲得合理的自我認識和清醒的社會認識,強調女性的知性、尊嚴與力量,為女生的發展提供關懷與幫助。對社會學和女性主義的各種理論要進行“有用性”的選擇,有用性、實踐性、勵志性是高校女生社會性別教育課程別于“性別社會學概論”的地方。
性別社會學與女性主義興起的時間較短,仍處于成長階段,特別是女性主義,大部份成果都是基于西方社會現實與西方文化觀念而形成的,與西方各種社會思潮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內容復雜。女生社會性別教育是為了幫助女生適應社會與發展自我,其根本目的是為了構建中國特色的性別和諧社會,故而需要高校教育工作者深入分析性別社會學及女性主義的成果,審慎選擇其中的內容,并采取穩妥的表述策略。
參考文獻
[1][美]格倫斯基.社會分層[M].華夏出版社,2005.
[2][8]沈奕斐.被建構的女性:當代社會性別理論[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3.
[3][6]李銀河.兩性關系[M].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26,29.
[4][美]凱特·米利特.性政治[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33.
關鍵詞:家族意識 文化選擇 集體無意識
從十七世紀上半葉《金瓶梅》作為我國古代第一部成熟的家族小說誕生之日起,優秀的家族小說就層出不窮。20世紀上半頁,隨著五四的興起,迎來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家族小說的第一個繁榮期。在整個現代文學三十年期間,富有家族意味的小說不斷涌現,歷史感和文化感都非常厚重。從數量看,這一時期家族小說的篇目遠遠超過之前歷代家族小說篇目數量總和,即使和八九十年代以《紅高粱家族》、《白鹿原》等作品為標志的家族小說的第二次繁榮期相比也有過之而無不及;從質量看,現代家族小說形象鮮明,類型豐富,具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不僅能通過某一家族的興衰成敗和人物的命運浮沉來反映一個時代的變遷、整個文化的變遷。而且家族文學文本中文化沖突的營造,更成了呈現、闡釋作家特定時段文化取向的視角之一。因此,從這個角度看,此項研究具有比較重要的文學意義與社會意義。
一.國內研究概況
從五四以來對家庭問題的研究一直是社會學的熱點,但近兩年有降溫的趨勢,似乎這個話題在社會學研究中已經很難開出新的范式了。而從近幾年的文學史研究看來,有關家庭問題的文學作品可謂汗牛充棟,但很少能找到這方面的系統研究。雖然也有探討了中國現代小說與家族文化的關系的研究。但他們主要是從家族小說的角度來分析,探討中國家族小說的淵源和發展。很少觸及到家族文化。作家與文學作品長于文本分析,但在理論方面相對的薄弱,而且不夠系統。研究狀況大致如下:
一.二十世紀80年代前,幾乎不涉及現代家族小說的研究。
關于家族的研究,歷來在史學領域格外受重視,內容涉及史料梳理、典章制度、家族結構等多個方面。而對家族小說這樣一種文學文本的研究進行得較晚些,最早將小說與家族關系的研究作為一個課題提出來的是政治學家薩孟武先生的《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1977),但此書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研究著作,實質更接近于社會學隨筆。但是這也稱得上拓展了家族小說研究的新途徑,有開這一領域的風氣之先的意味。
(二).二十世紀80年代后,現代家族小說的研究熱鬧非凡,成果突出。
1980年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全國上下都掀起了一股轟轟烈烈的文化熱,對現代家族小說進行整體式探討也成了研究者們的學術自覺。李玉臣、許祖華、李永東等學者發表了一系列關于家族小說的論文。對家族小說的圍城敘事、話語解碼、生成機制等各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討。其中魯迅小說家族意識研究14篇;張愛玲小說家族意識研究16篇;巴金小說家族意識研究10篇;林語堂小說家族意識研究5篇。這些足見學者們對現代作家的家族意識研究的重視。他們比較一致地認為:中國傳統的封建宗法制決定了中國家族小說的繁榮昌盛,也決定了家族小說相比于其他小說而言對中國文化的重要性及特殊意義。從具體研究看,社會學方面的研究較多,涉及文化研究的卻很少。
1.從研究專著看:有曹書文的《家族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 楊經建的《家族文化與20世紀中國家族文學的母題形態》、梁曉萍的《明清家族小說的文化與敘事》、楚愛華的《明清至現代家族小說流變研究》、劉衛東的《被家敘述的國20世紀中國家族小說研究》等。總體而言,這些研究各具特色,有從個案研究著手的,有從家族文化的大背景研究家族小說的傳承流變的,既展現了宏觀剖析,又顯示了微觀縷析。這些研究方法都是值得借鑒推崇的,但他們主要是從家族小說的角度來分析,探討中國家族小說的淵源和發展。大多長于文本分析,且均為個案簡析,零星散亂,不成體系;對家族小說獨特的文化內涵、審美特征缺少深入系統的探究。提及的篇目相當有限,而且不夠系統,不夠深入。
2.從單篇論文看:涉及家族小說中文化研究的也很少。趙園的《現代小說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與知識分子的幾個精神側面》、謝偉民的《文化轉型期的悲劇人格――論現代長子形象的悲劇性及悲劇意義》已觸及到家族文化的有關課題。此后又有張偉忠的《現代家族小說逆子形象論》、李金濤的《巴金的與中國傳統家族文化》、嚴家炎的《五四與中國的家族制度》等論文對家族文化的復雜意蘊以及作家的矛盾心態的研究探索。董鋒、張英魁的《當代女作家家族小說中女性形象分析》、楊愛芹的《母親形象的錯位與異化―焦母與曹七巧合論》、趙德利的《女神與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與顛覆――20世紀家族小說人物論之二》等或從女性作家的主體身份著手研究,或從經典文本進行比較解讀。
二.現代作家家族意識研究的意義
雖然家族小說一直是現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但整個研究領域目前對家族小說研究的維度比較單一,基本限于意識形態批評,研究者以作家的生平為評論邏輯起點,以揭批家族罪惡、弘揚反叛主題為旨歸。但從文化原型、創作母題的角度研究家族小說,從集體無意識的形式中破譯文本的文化意蘊,對中國現代作家家族意識研究作整體關照的學術成果尚無。仍有較大的發展空間和文學意義。
(一).通過對現代作家的家族意識的研究來看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型心理結構,反思傳統文化與現代中國發展的關系。進而來探討中國現代作家的傳統文化情結。從而更能夠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禁錮之深,以及處身于這個原型結構中的個體從傳統文化、家庭中徹底背叛、出走之艱難。
(二).對于已經跨入新世紀門檻的當下中國文學來說,傳統與現代是一個越來越具有焦點意義的文化問題,對現代作家的家族意識的重新定位,則是現代人解決危機最普遍也最切身的途徑。從時空維度上講,就是保持自我在時間、歷史、傳統和社會中的“深度”。從空間維度上來講,就是尋找“在家感”、“重建本土感”。這樣的研究必然也是非常富有現實意義的。可以引導我們從古典中尋找現代文化之根,使文學向更積極的方向發展。
(三).本項目通過對現代家族小說中作家的家族意識的研究,希望能拋磚引玉,引起更多研究者對這一課題的重視與研究,使這一領域的研究能夠日益豐富起來。以期為當代的文學創作和理論研究提供有益的參考。
論文摘要:目的:了解浙江省城鄉居民對體育在社會上的看法。方法:就體育與政治、體育與經濟、體育與文化、體育與性別、體育與偏差行為五個方面對調查者進行問卷調查。結論:浙江省城鄉居民對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較高;男性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高于女性;城鄉居民教育水平與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不存在必然關系。
認知是指個體經由意識活動對事物認知與理解的心理過程。社會認知一般涉及社會信息的辨別、歸類、采擇、判斷、推理等心理成分,涉及人對社會性客體之間的關系等的認知,以及對這種認知與人的社會行為之間的關系的理解與推斷圈。體育的社會認知是指運用體育社會學的觀點探討人們對于體育在社會上的相關看法。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寧波、金華、溫州、肴州、臺州等地區城鄉居民體育的社會認知狀況為研究對象。
1.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體育的社會認知量表得分為依據,得分者越高者代表人們對于體育在社會上的相關認知程度越高。體育的社會認知量表是以Howard L. Nixon }j and H. Frey所寫的《運動社會學》(A Sociology of Sport)為基礎發展出的17題目,采用Liken式量表法,由被調查者依據自己對每一個題目所表示內容的同意程度,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以1,2,3,4,5給分,分數越高者表示越同意。由每個人所得項目的總分來表示人們對體育的社會的認知水平。本體育的社會認知量表17題目組成,涵蓋五個方面的因素,包括體育與政治、體育與經濟、體育與文化、體育與性別、體育與偏差行為。
1. 3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調查,還運用了文獻資料調研、邏輯分析等研究方法對間題開展研究。發放問卷914份,收回866份,回收率為94.7%;有效問卷727份,有效率為83. 1 %。對調研的全部數據資料運用SPSS 12. 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處理。在正式調查前,對調查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其信度和效度符合社會調查的要求。
2結果與討論
2. 1浙江省城鄉居民體育的社會認知現狀
浙江省城鄉居民對體育的社會認知度在五個層面上的認知都比較高(見表1)。不論是“體育與政治”、“體育與經濟”、“體育與文化”、“體育與性別”還是“體育與行為偏差”每題的平均分都大于3分,其中以“體育與性別”的得分最高,達到3.%分,其次是“體育與文化”( 3. 90分),認知層面較低的是“體育與經濟”,每題得分為3. 78分。從總量表上看,每題平均得分達到3. 87分,表明浙江省城鄉居民對體育的社會認知程度在中等以上的水平,認知程度較高
2. 2不同性別與教育程度的浙江省城鄉居民體育的社會認知情況
表2是以“性別一教育程度”為參考的社會認知表。從表2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城鄉居民體育的認知平均分值為65. 82分,認知水平最高的是大學本科文化水平的人群,得分67. 27
分。得分排序情況是:大學本科(67. 27分)>初中及以下(67. 17分)>高中(包括中專、職高)( 66. 75分)>大專(64. 28分)>碩士及以上(60. 00分),得分最低的是碩士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女性(54. 00分)。所以說,并不是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體育社會認知的水平也提高。男性體育的社會認知平均得分是66. 43分,女性是65. 36分,男性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高于女性。除了大學本科的女性體育的的社會認知水平高于大學本科的男性外(66. 42>64. 98 ),其余其它教育程度的男性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均高于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
3結語
1)就整體而言,浙江省城鄉居民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較高,得分高于平均分。在五個不同的層面上得分也都高于平均分,其中“體育與性別”的得分最高,“體育與經濟”的得分較低。
論文摘要:目的:了解浙江省城鄉居民對體育在社會上的看法。方法:就體育與政治、體育與經濟、體育與文化、體育與性別、體育與偏差行為五個方面對調查者進行問卷調查。結論:浙江省城鄉居民對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較高;男性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高于女性;城鄉居民教育水平與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不存在必然關系。
認知是指個體經由意識活動對事物認知與理解的心理過程。社會認知一般涉及社會信息的辨別、歸類、采擇、判斷、推理等心理成分,涉及人對社會性客體之間的關系等的認知,以及對這種認知與人的社會行為之間的關系的理解與推斷圈。體育的社會認知是指運用體育社會學的觀點探討人們對于體育在社會上的相關看法。
1研究對象與方法
1.1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寧波、金華、溫州、肴州、臺州等地區城鄉居民體育的社會認知狀況為研究對象。
1. 2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體育的社會認知量表得分為依據,得分者越高者代表人們對于體育在社會上的相關認知程度越高。體育的社會認知量表是以Howard L. Nixon }j and H. Frey所寫的《運動社會學》(A Sociology of Sport)為基礎發展出的17題目,采用Liken式量表法,由被調查者依據自己對每一個題目所表示內容的同意程度,從“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沒意見”、“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別以1,2,3,4,5給分,分數越高者表示越同意。由每個人所得項目的總分來表示人們對體育的社會的認知水平。本體育的社會認知量表17題目組成,涵蓋五個方面的因素,包括體育與政治、體育與經濟、體育與文化、體育與性別、體育與偏差行為。
1. 3研究方法
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對研究對象進行調查,還運用了文獻資料調研、邏輯分析等研究方法對間題開展研究。發放問卷914份,收回866份,回收率為94.7%;有效問卷727份,有效率為83. 1 %。對調研的全部數據資料運用SPSS 12. 0統計軟件進行統計處理。在正式調查前,對調查問卷進行信度和效度檢驗,其信度和效度符合社會調查的要求。
2結果與討論
2. 1浙江省城鄉居民體育的社會認知現狀
浙江省城鄉居民對體育的社會認知度在五個層面上的認知都比較高(見表1)。不論是“體育與政治”、“體育與經濟”、“體育與文化”、“體育與性別”還是“體育與行為偏差”每題的平均分都大于3分,其中以“體育與性別”的得分最高,達到3.%分,其次是“體育與文化”( 3. 90分),認知層面較低的是“體育與經濟”,每題得分為3. 78分。從總量表上看,每題平均得分達到3. 87分,表明浙江省城鄉居民對體育的社會認知程度在中等以上的水平,認知程度較高 轉貼于
2. 2不同性別與教育程度的浙江省城鄉居民體育的社會認知情況
表2是以“性別一教育程度”為參考的社會認知表。從表2中可以看出,浙江省城鄉居民體育的認知平均分值為65. 82分,認知水平最高的是大學本科文化水平的人群,得分67. 27
分。得分排序情況是:大學本科(67. 27分)>初中及以下(67. 17分)>高中(包括中專、職高)( 66. 75分)>大專(64. 28分)>碩士及以上(60. 00分),得分最低的是碩士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女性(54. 00分)。所以說,并不是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體育社會認知的水平也提高。男性體育的社會認知平均得分是66. 43分,女性是65. 36分,男性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高于女性。除了大學本科的女性體育的的社會認知水平高于大學本科的男性外(66. 42>64. 98 ),其余其它教育程度的男性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均高于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
3結語
1)就整體而言,浙江省城鄉居民體育的社會認知水平較高,得分高于平均分。在五個不同的層面上得分也都高于平均分,其中“體育與性別”的得分最高,“體育與經濟”的得分較低。
關鍵詞:職業女性,體育生活方式,動機,行為,效果
1、 引言
1995年在科隆體育大會上日本學者提出21世紀的體育應當是一種體育生活方式[1]。生活方式理論認為體育活動是生活方式的一個組成部分,包括與健康相關的行為、動機和信念。完滿的生活方式是以多種態度和行為因素為前提的,包括預防疾病的態度、內部控制、社會交往、社會關系以及積極的健康行為例如身體鍛煉[2]等。與此觀點相一致的多個研究結果顯示身體鍛煉與社會支持[3][4]、心理健康[5][6]以及與健康相關的各種行為[6]都有關系。所謂體育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社會客觀條件的制約下,社會中的個人、群體或全體成員為一定價值觀所指導的滿足多層次需要的全部體育活動的穩定形式和行為特征[7]。
高校傳統上是男性領域,女性要在高校獲得成功必須依賴于相當的文化適應過程,高校女性比男性承擔著更大的壓力,突出地表現在學力和職稱方面。相當的社會學研究表明高校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況不容樂觀。徐霞在1996年對新疆高校女教師的調查中顯示有54.9%的人感到“較累”,15.3%的人感到“很累”,91%的高校女教師認為要獲得與男性同等的成就,必須比男性付出更多[8]。李寶峰在2001年應用SCL-90量表對河南省部分高校女教師進行研究,表現突出的是人際關系敏感、抑郁和焦慮,心理健康狀況較差[9]。
傳統的研究將女教師的生理指標和心理指標分別進行研究,各指標之間相互獨立忽視了指標之間的聯系和指標在評價過程中的主次之分。從體育生活方式的視角對高校女教師進行動機、體育行為、生理和心理健康狀況的研究,建立一個評價體育生活方式的指標體系將各指標有機地組織在一起能夠更客觀、更準確地反應高校女教師體育生活的現狀。
現代職業女性都擔負著生活和工作的雙重壓力,而除此之外高校職業女性師尤其是具有碩士以上學力和中級以上職稱的高校女性還擔負著繁重的科研工作壓力,家庭和事業的雙重角色引起的沖突和超載時刻作用在她們身上。作為社會的高知人群她們的健康關系到社會文化的生產和傳播。本研究運用《女性體育生活方式評價量表》進行測量反映了高校職業女性的體育生活質量和健康狀況,為女性職業發展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提供了依據。
2、研究方法
2..1受試者。免費論文參考網。南京師范大學在編正式職業女性,教師指有正式編制并在教師崗位上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的人員,除教師崗位以外所有南京師范大學有正式編制的員工均視為行政人員。研究采用全校職業女性體質測試獲得生理指標并同時發放《女性體育生活方式評價量表》,共發放問卷205份,收回有效問卷203份,其中教師111人,行政人員92人。表1為受試者情況統計表。
表1 受試者情況統計
教師 % 行政 % 年齡 26-30 22 19.82 12 13.04 31-35 21 18.92 12 13.04 36-40 21 18.92 18 19.57 41-45 21 18.92 29 31.52 46-50 13 11.71 15 16.30 51-55 11 9.91 5 5.43 56-60 2 1.80 1 1.09
學力 高中 0 0 10 10.87 本科 37 33.3 58 63.04 碩士 47 42.34 23 25.00 博士 27 24.32 1 1.09
合計 92 100 專業 文科 50 45.05
理科 36 32.43
工科 25 22.52
職稱 助教 17 15.32
講師 50 45.05
副高 32 28.83
正高 12 10.81
我將來想要
做一名律師。”高一時,蔡青自信滿滿地宣布。“做律師很忙的,你結婚了之后怎么辦?女孩子家的,算了吧。”媽媽回答道。
3年前,這段母女間的平常對話,讓之前從未覺得男女有很大不同的蔡青,突然感到不公與憤慨,“一直是我的榜樣的、曾一舉榮獲高考狀元而挺進當時鮮有人知的信息科技領域的母親,剎那間成為了我的既定命運的宣判者。”
蔡青突然意識到,婚姻、生育是城市女性生命中的轉折點,“似乎跨過了這道婚姻之門后,未來的自己也將被束縛、改變。”她不服氣――“難道婚后的女人就不能從事忙碌的工作?難道在城市里,男女也不平等嗎?”
帶著這份疑問與不平,3年后,蔡青獨自采訪了109名城市女性,這名上海世界外國語中學國際部的高中女生寫成了一份3萬字的《中國都市女性的生活體驗》報告,并將報告譯成英文,希望中國都市女性真實的聲音被人們聽見,改變西方對于中國女性處境的簡單成見。前不久,蔡青把報告寄給了女性和社會學領域的專家。復旦大學沈奕斐教授評價:雖不是科學嚴謹的學術論文,卻是非常不錯的采訪報告。
蔡青采訪的人中,有熟悉的菜場攤主、上課的老師、跨國軟件公司的CEO,還有上下學地鐵上相逢的陌生人。對蔡青來說,隨意與陌生人搭話,其實艱難無比。為了采訪孕婦,她一度跑到醫院的婦產科“蹲點”,一位位攀談過去,險些被當成醫托。因為尊重被訪者匿名的權利,她不用錄音,常回家后絞盡腦汁,努力還原采訪內容的每一個字。“在大部分女性研究的論文中,女性成為了一個個數據,可是我更想知道,她們那些不可被量化,難以概括的細微、復雜的生活體驗。”
蔡青之所以如此說,其實也隱含了她對生命的體悟。 高二時,蔡青因為腦干腦炎一度昏迷,被迫休學一年,眼看著同班同學一個個被大學錄取,她失落無比。住院時,她在洗手間里都站不起來,那段生死轉折中,她的心境起了變化。對原來看得很重的學習成績,少了很多功利心。有點置身事外地去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那時只想把握住自己的身體,每個人如果剖開一層一層的社會身份,那只是一個個簡單的生命。擁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貴的。”于是,蔡青再一次和時間開始了賽跑。平時上學,真正能采訪的就是上下學坐地鐵的時間,如果趕上自己時間緊,她也會跑到家對面的咖啡店里,趁別人等咖啡的時間,抽出5-10分鐘做調查。相比做慈善項目的社團,很容易能得到支持獲得成就感,但是在城市里,女性話題很難吸引太多的熱切關注。蔡青身邊的人也勸她說,為了申請好學校,還是可以選擇更容易獲得成果的項目。但蔡青并不這樣認為,“只要是自己喜歡的事,就是值得的。”
報告快完成時,蔡青曾充滿“萬一沒人感興趣”的恐懼,但最終還是一字字敲了下來。“我想要展現我所能接觸到的這些女性,或許我的報告能在看過的人心上投出一顆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瀾,讓女性有更多機會去表達,就很好了。”
熱議銳評:我們可以從蔡青身上學到很多寶貴的東西:青春無論對于誰,都是再精彩不過的,如何在這“精彩”之上再加上一些珍貴的東西,我想,不外乎是勇氣、執著與獨立,敢于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它不那么大眾,也要堅持到底。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青春說一聲“無悔”。(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