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28 08:26:18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對外直接投資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眾所周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中國足吸收fdi的世界大國，占了流向發展屮國家fdi總量的三分之-。但另-方面，巾國也是世界資本的-大供給源，雖然口前巾國流出的對外直接投資(ofdi)相比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資(ifdi)規模還較小，但其增長速度不容小視。僅2017年一年，對外直接投資的增幅就達到了 32%，中國的很多跨國大企業在國際商務中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17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額達到746.5億美元1，創歷史最高紀錄，位居全球第五。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因素很多，有目的國的環境因素、政策因素、中國的市場因素、政策性因素等等。但以上分析都是基于宏觀層而的，這些h益增長的對外宵接投資究竟是由什么樣的企業貢獻的?剔除相同的宏觀經濟環境、不同的行業因素和不同的冃的國的影響，什么樣的企業更容易選擇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生產效率與企業的對外投資行為乂有什么樣的關系?對企業層面的復雜差昇很難由一個籠統的調查闡釋清楚，因此只有通過對企業層面進行嚴謹的分析，才能回答上面的問題。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XX)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在全國各省市中，廣東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量位列第一，達到了 116.3億美元。上海位第二，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額達到60. 43億美元。上海和廣東作為中_經濟的領頭羊，許多行業都是處于全W領先地位，尤其是制造業，而且在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中，也還是以制造業為主。
在國際貿易理論研究中，很長一段時間企業在貿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視的。
傳統貿易理論關于企業的描述僅有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新貿易理論中雖然將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引入國際貿易分析中，但企業還是同質的(homogeneous)典型企業，即所有企業都從事出U。然而，近十幾年的貿場理論研究表明，企業是異質的(heterogeneous),為什么一辟企業從事出口而另-些企業不從事出口?為什么有些企業選擇通過出口進入海外市場，而有些企業選擇FDI?對上述兩個問題，異質性企業理論從新的角度給予了解釋。
Melitz首次通過異質企業模型將上述研究規范化，出現了以企業異質性為特征的新-新貿易理論(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貿易理論是同際貿場理論的前沿，能夠很好的解釋當前國際貿易和投資活動的現實情況，代表了未來的發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該理論主要分為兩個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探索企業的國際化路徑選擇，又稱為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簡稱HFT);以Antras (2019)為主導的方向主要研究企業全球組織生產抉擇，又被稱為企業內生邊界理論(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從現有文獻來看，該理論還處于發展初期，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證方面都還不夠成熟和完善，關于異質企業的理論假設需要更加詳細的企業面的數據來進行檢驗。
本文將沿著Melitz的研究方向，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山發，就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問的關系等問題進行分析，通過采用上海和廣東制造業上市公司的企業層而數據，來重點考察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本文為我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微觀層面的經驗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內容
本文首先闡述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的產生及其主要研究內容，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論基礎。接著論文結合上海和廣東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現狀與特點，進一步探討對外直接投資與企業生產率之間的關系。本文將通過實證分析給出相對明確的結論，為我國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提供決策上的支持和指導。
第1章為緒論，主要闡述了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背景和意義、研究方法、難點及解決辦法，并對本文的框架和結構做出相關的說明。
第2章是文獻綜述部分，是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和總結，首先簡單介紹了不同文獻對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研究假設、理論框架等相關內容的分析，為本論文提供相應的理論基礎。接著對有關異質性企業生產率與出口、對外直接投資之間關系的論證，進行相應的回顧和總結，在此基礎上提出本論文的實證假設。
第3章是分別對上海和廣東省的對外直接投資現狀做出了分析，通過對這兩個典型區域的相關研究，來發現這兩地實施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劣之處，從而為我國企業今后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研究部分，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對兩地出口企業與FDI企業的生產率進行比較，從而來驗證HMY模型的相關結論，即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FDI企業的生產率，即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效應的結果。
第5章根據實證分析結果，進行相應的分析，對企業生產率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做出總結，并對我國企業制定走出去戰略提出針對性的建議。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獻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動態和第2章的文獻綜述，對相關文獻進行了梳理和總結。
在前期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在主要貿易理論中的體現進行了回顧和歸納，為本文的實證分析提供理論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運用了定性分析法，通過對相應數據的整理和分析，來說明上海和廣東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現狀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處。
3、實證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實證分析部分，從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度出發，在己有的研究基礎上，對企業異質性與企業國際化經營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的實證分析。首先通過獨立樣本T檢驗來驗證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
然后通過回歸分析，解釋為什么FDI企業的生產率要高于出口企業，是自我選擇效應還是學習效應的結果。
以下是論文的研究框架：
(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東道國市場規模是對外直接投資(FDI)的顯著決定因素，這一結論在實證研究中比較一致。20世紀90年代一些研究者對特定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真實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市場規模的變量是FDI的顯著決定因素。朱津津(2001)認為，GDP總量的規模較大，反映地區消費市場容量較大，就是市場需求較大。項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接受投資的東道國GDP是顯著負相關關系。
(二)雙邊貿易聯系。出口是一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FDI與出口之間被認為存在一種因果關系，企業最初的外國市場聯系是從偶然的、零星的產品出口開始。隨著出動的增加，母公司決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產品銷售子公司。最后，當市場條件成熟后，母公司開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建立海外生產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東道國市場的一個間接指示器。因此，用對東道國的出口作為反映雙邊貿易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變量，反映了產品在東道國市場的競爭力，是FDI的決定因素之一。
(三)東道國的匯率水平。國際投資從貨幣相對強勢國家流向貨幣相對弱勢國家，主要因為強勢貨幣具有購買力的優勢，可以在貨幣相對弱勢的國家獲得較低的資本成本。在一個低資本成本的東道國，外國公司能夠以一個比其母國國內公司低的貼現率來資本化其在外國市場上的未來收益，這樣就刺激相對強勢貨幣國家的公司更多地對外直接投資。根據這一理論，如果東道國貨幣相對于母國價值越高，那么母國貨幣在東道國的購買力越弱，從而對其直接投資越少；反之，則投資越多。
(四)東道國的稅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將稅收作為FDI的決定因素，理論上，高公司稅減少了公司凈收益，從而阻礙FDI。實證結果卻表現為兩種傾向：一部分研究并沒有發現東道國公司稅對FDI有顯著影響。Mutti＆Grubert(2002)的實證研究發現對出口市場的投資對當地的稅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證明母國的公司稅將促進其對外投資，東道國公司稅的保留則與母國對其直接投資有消極影響。
(五)投資環境。一個國家的經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環境。一個國家的治理基礎形成其投資環境，從而為其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環境。因此，投資環境建設對FDI流入與流出來說是一個重要決定因素。這里，一國投資環境的好壞主要體現為產業增長潛力的大小和一國綜合治理基礎的高低。我們考慮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來合成該變量。
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建立
本文對相關變量的選擇具有可計量性的特點，以便引入后來的計量模型。參考國內外實證研究規范，本研究主要考察東道國市場規模、中國對東道國出口、東道國匯率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等宏觀經濟因素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
OFDI表示中國外向的對外直接投資，GDP指接受中國投資的東道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代表東道國的市場規模；EXPO指中國對東道國的出口量，是中國與東道國雙邊貿易聯系的變量；EXCH表示東道國貨幣兌人民幣的匯率；IE代表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即考察以上四個自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本研究使用的是時間序列的橫截面數據，因此用合成數據(Paneldata)的估計方法是合適的。合成數據(Paneldata)是指不同時刻對截面個體做連續觀測所得到的多維時間序列數據，能夠綜合利用樣本信息，使研究更深入，同時減少多重共線性帶來的問題。模型假定時間序列參數齊性，參數值不隨時間的不同而變化。使用變截距模型，將斜率系數假定為個體和時期恒量，也就是因變量對自變量的相關系數在時期和截面上一致。(二)回歸檢驗
本研究選擇了接受中國投資的17個國家的橫截面數據，樣本期為2004年和2005年。樣本國家每個樣本的被解釋變量為2004年和2005年中國對給定東道國的FDI年度流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GDP使用17個東道國2004年和2005年的真實GDP，數據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IMFWorldEconomicOutlookData．base)，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PO為中國對該17個東道國的年度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6年版，單位為億美元。解釋變量EXCH，本文使用各東道國貨幣相對于美元的匯率作為變量，數據來源于聯合國數據庫(Unit-edNationsDatabase)。解釋變量IE代表的是一國投資環境情況，我們采用工業生產指數和人類發展指數加權(各占50％)來做變量。工業生產指數體現了按美元不變價計算的主要產業增加值的變化，代表了一國主要產業的發展趨勢。人類發展指數是人類發展的一項綜合指標，用以上兩個指標合成可以代表一國的投資環境。數據來源于國際統計年鑒2006年版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人類發展報告》2006年版。
三、結論
從以上模型的回歸結果，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如下：
第一，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各國的GDP顯著負相關，說明接受投資的東道國的市場規模越大，我國對其直接投資越少。由此可以得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并非市場導向型，東道國所具有的大的市場規模對我國的投資并無吸引力。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可能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處于起步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驗不足，理論也不成熟，因此我國企業不太愿意進入發達國家的大市場。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這些小市場，由于競爭壓力相對較小，有些國家經濟及技術發展水平還不及中國，中國企業進入后會擁有相對的資金和技術優勢，因此會被其市場吸引。
第二，對東道國的出口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一個正的顯著的決定因素，且邊際影響程度較大。我國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越多，對其直接投資也越大。從這一結論可以看出，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市場導向不明顯，更可能是出口導向型。由于先期對某個東道國的出口，使我國的企業在該東道國市場積累了更多地經營及管理經驗，對該東道國市場及相關經濟政策更了解，由于熟悉程度的增加從而降低了投資的風險，因此更愿意對其進行直接投資。
第三，東道國的貨幣相對于人民幣的匯率反向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這一結論驗證了前面所說的強勢貨幣的購買力優勢，人民幣的升值將有利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第四，東道國的投資環境正向顯著影響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可見好的投資環境和良好的東道國治理基礎對我國的投資具有很強的吸引力。這個實證結論與之前的研究結論一致。我國表現出對投資環境較敏感，表明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正在變得越來越規范，資金正在越來越多地流向能夠產生更多經濟效益的投資環境中去。第五，通過仔細研究2004年和2005年兩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向，發現中國對拉丁美洲的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投資額很大，如2005年分別為51.6275億美元和12.2608億美元，這在該年中國整體的對外直接投資中都占有一定的比重，但由于這兩個地區并不是獨立的國家，因此沒有被選擇在我們的樣本范圍內。開曼群島和英屬維爾京群島之所以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鎮之地，是因為這兩個地區都是免稅地，是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的避稅天堂。由此可見，東道國的稅制能夠影響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低稅率和有利的稅賦政策是吸引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的決定因素。
（一）發達國家的成本論
內部化理論：1976年Buckley，Casson在借鑒Coase交易成本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市場內部化理論，在存在著不完全競爭市場的前提下，跨國公司內部化可以規避市場不完全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偏高的問題，其內部化理論也涉及到跨國公司的區位選擇問題：跨國公司傾向于選擇在內部化成本低于市場成本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本質是企業管理、控制權的擴張，通過跨國公司的內部機制代替不完善的外部市場機制，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克魯格曼、赫爾普曼認為，到東道國開展直接投資的一個目的是為了減少直接貿易帶來的運輸成本，繞開當地的貿易保護。Friedman等也認為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大小直接影響到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績效，跨國公司傾向于就近投資，以降低運輸成本、搜尋成本。
（二）發達國家的優勢論
1．壟斷優勢理論
1960年美國學者Stepsen Hymer首先提出“壟斷優勢”理論，70年代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Kinderburger做了補充和發展。在東道國市場“不完全”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利用自身的壟斷優勢排斥自由競爭，獲得超額利潤。他們認為市場的“不完全”性是跨國公司利用壟斷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前提。指出“不完全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產品市場不完全，主要是商品性能、商標、市場技能存在差異；生產要素市場不完全性，各種生產要素的性能存在差異；由于規模經濟引起的市場不完全；還有由政府關稅等政策造成的市場不完全。他們認為跨國公司的壟斷優勢主要體現在：市場壟斷優勢，如產品性能差別、特殊銷售技巧、控制市場價格的能力等；生產壟斷優勢，如經營管理技能、融通資金的能力優勢、掌握的技術專利與專有技術；規模經濟優勢，通過一體化生產，擴大生產規模，降低成本；信息網絡技術優勢。壟斷優勢論解釋了跨國公司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根本原因在于自身所具有的壟斷優勢，也從另一個角度解釋跨國公司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的決定因素所在。跨國公司要根據自身的壟斷優勢決定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應選擇在能發揮自身的生產、市場、規模經濟等壟斷優勢的區位。
2．相對優勢論：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是由美國學者Vernon提出來的。其理論的主要內容是：每一個產品都要經歷創新階段、成長階段、標準化階段和衰退階段，在產品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產品的市場需求、要素密集度、生產區位都是不斷變化的。在產品的創新階段，產品市場需求較小，需要大量的資本、研發投入，產品生產區位位于創新國，有少量的產品出口；當產品走向成長階段時，產品的需求、生產量開始上升，生產企業可以選擇到一些對該產品需求旺盛、技術資金較好的發達國家進行生產投資；當該產品進入標準化階段，產品的創始國放棄在本國生產該產品，因為該產品的國內市場需求接近飽和，將產品轉移到其他國家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生產；當產品步入衰退階段，產品已經老化，不能適應市場需求，該產品就會完全退出世界市場。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指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應主要基于產品的生命發展周期，在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發展階段，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是不同的。
3．比較優勢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是由日本的小島清教授提出的。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的主要內容：對外直接投資應從本國已經處于或即將處于比較劣勢的產業，即邊際產業開始，逐漸依次進行。與以往支持發達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壟斷優勢等理論不同，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強調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應選擇投資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將其投向能將該產業轉化成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東道國，這將引起本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進出口組成結構的變化，而這一產業將在東道國演變成比較優勢的產業。邊際產業擴張有利于投資國優化資源配置，重新調整產業結構，對東道國而言，接受了投資國的技術、管理、資本，有利于形成新的比較優勢產業。邊際產業擴張理論從產業比較劣勢的角度闡述了投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依據，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應是本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選擇海外投資的區域應是能把該比較劣勢產業轉化成比較優勢產業的國家或地區。該理論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轉移一些標準化產業到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解釋了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的國家之間投資的情況。
（三）發達國家的綜合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
該理論是由英國瑞丁大學教授鄧寧提出來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吸收有關國際投資的壟斷優勢理論和內部化理論等的基礎上，結合區位理論解釋跨國公司從事對外直接投資問題。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跨國公司必須滿足三個優勢條件：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所有權優勢指的是一國企業所擁有的而國外企業所沒有的優勢。如一國企業所擁有的技術訣竅、研究開發、銷售技巧等方面的技術優勢，企業所擁有的規模經濟優勢，大公司所具有的先進管理能力，企業家才能，大公司所具有的金融與貨幣優勢；內部化優勢指的是為避免不完全市場給企業帶來的不利影響，諸如對外交易成本較高，外部買者對技術出售價值的不確定，將其所擁有的資產加以內部化而保持企業所擁有的優勢，它指出了跨國公司內部交易的必要性；區位優勢指的是東道國在投資環境方面所具有的優勢，包括諸如東道國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很好的市場發展潛力，東道國的貿易政策等。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認為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時必須將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區位優勢三者結合起來加以考慮。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特別強調了區位優勢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性，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具有理論上的指導意義。
（四）有關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Louis Wells從發展中國家角度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說明發展中國家憑借“小規模技術優勢”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他認為發展中國家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服務的勞動密集型小規模生產技術，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相比，生產成本低，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地位。還有學者從“心理距離”的角度，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決定因素，例如John Cantwell認為，發展中國家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很大程度上受到“心理距離”的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首先選擇周邊國家，然后是發展中國家，最后是發達國家這樣的區位選擇順序。
二、研究進展：利用新視角分析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一）基于微觀視角
傳統的有關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多把不同類型的跨國公司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從宏觀角度來研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近些年來，有些學者從更微觀的角度來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從企業異質性的角度：他們以跨國公司企業間存在異質性為前提，具體分析異質性企業的區位選擇。關于企業的異質性，最初Bernard，etal．通過分析美國微觀出口企業和非出口企業的經濟規模、生產率、資本和勞動密集度等經濟數據，發現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存在異質性；Metliz后利用主流框架研究企業異質性，一般把各企業的生產要素差異作為衡量異質性的主要標準；Chen，M．and Moore，M．從微觀角度分析了法國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法國各跨國企業生產力的不同直接影響各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法國高生產率的跨國企業更傾向于在那些市場潛力較小，較高單位勞動成本，較低勞動生產率，較低進口關稅的地區開展直接投資。謝冰認為不同性質的企業存在很大的差異，尤其是高新技術企業因其創新能力強、產品生命周期短、定制化程度高而與其他企業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應針對其特點來研究中國高新技術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王方方在經典的企業異質性理論框架基礎之上，構建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動力機制框架，論證企業異質性對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結論證明由企業異質性所帶來的對外直接投資數量、模式的擴展及其企業異質性的空間效應對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有直接的影響。
（二）基于跨國公司全球發展戰略視角
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世界經濟出現全球化、一體化的趨勢，理論界一些觀點認為，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要和全球經濟的發展結合在一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要考慮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生產經營戰略，跨國公司應當在全球范圍內而不是在某一個特定國家內去整合資源，優勢互補，安排生產、銷售，謀求全球長期的、全面的利益。例如，跨國公司要整合全球生產，協調各部分的價值鏈。價值鏈最早是由波特提出，他認為企業的活動分為基本活動和支持性活動，兩者構成了價值鏈，基本活動主要包括后勤、生產、銷售、售后服務等，支持性活動包括人事、財務、計劃、研究與開發、采購等。全球生產價值鏈理論要求企業要綜合全球的比較優勢，安排生產、投資，取得最大的利益，價值鏈理論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有很大的指導意義。劉偉全認為“隨著全球化的發展，發達國家將一些失去競爭力的價值環節重組到發展中國家，其本身重點關注高附加值的價值鏈環節，低端嵌入價值鏈的發展中國家企業可以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在地理上靠近先進廠商分享技術擴散的好處，實現價值鏈升級。”
（三）基于空間組織發展模式的視角
Porter在闡述其競爭優勢理論時，首次提出產業集群概念，競爭優勢所需要的關鍵要素的地理集中性，直接導致相關產業地理集聚的出現，比如美國的硅谷，英國的拍賣業，意大利的紡織業等。Porter在有關跨國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還建議跨國公司到相關產業集聚的地區投資，便于利用產業集聚帶來的技術、規模等效應。現在，產業集聚已經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產業組織模式，也成為引導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一個新趨向，高新技術企業只有嵌入產業集群體系中，才能更好地獲得集群創新資源，這種集群優勢是其他區位優勢難以具備的。Nachum L．，Keeble．D．等認為，單憑借跨國公司內部獲得知識存在著局限性，跨國公司必須進入集群網絡，因為集群擁有更多的技術、信息和管理經驗，跨國公司子公司開展對外直接投資要盡可能地融入當地集群里，以便于獲得更好的創新資產。Teece D．J研究外國跨國公司選擇在美國硅谷投資的原因時發現，跨國公司之所以選擇在硅谷進行直接投資是為了利用硅谷集群產生的知識技術溢出效應。
（四）基于投資動因———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視角
近些年，學者為了彌補傳統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不足，提出了投資誘發要素組合理論，包括影響直接投資的各種直接要素：資本、勞動力、科學技術、管理等，也包括間接要素：文化、制度等。這些要素無論是在投資國還是東道國都成為影響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由此而產生資本尋求型、技術尋求區型等區位選擇動因。尋求影響直接投資的直接要素。如市場尋求動因：Bevan ＆Estrin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大，能夠使直接投資者擴大產量，降低生產成本，從而實現規模收益。Braunerhjelm ＆Svenson，Venables認為，東道國市場規模越大，其對外來投資者的吸引力就越大。國內學者江小涓認為更好地貼近海外市場是中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原因之一。丁祥生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國內市場發育不成熟，隨著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國內市場已經不能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企業較好的途徑是開拓海外市場；尋求資源的動因：Dunning認為尋求和獲得持久的生產資源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江小涓認為，中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以便于更多地參與國外資源的開發；尋求效率的動因：主要尋求東道國相對廉價、充裕的勞動力、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2006年的《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有三個方面：尋求市場，尋求效率，和母國政府對國有跨國公司的戰略要求；尋求戰略資產：跨國企業到國外進行直接投資可以吸收較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品牌、經銷網絡等戰略性資產以獲得比較優勢。Deng認為，尋求戰略資產（如品牌和市場網絡）構成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Buckley，et al．認為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弱勢企業可以從發達的企業那里獲得技術優勢，彌補自身的不足。尋求影響直接投資的間接要素，包括東道國或投資國優惠的投資政策、制度環境、文化、雙邊協定等非經濟要素。如尋求有利于投資的規章制度：當選擇是否進入一個國家的市場進行投資時，東道國規章制度的合理性與否是投資企業主要考慮的問題。一般來說，投資企業總是選擇那些外資管制制度較寬松的地區進行投資，這使得跨國企業較容易適應當地的規章制度。現有的一些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到有利于吸引外資制度的地區投資（如穩定的經濟政策、保護財產安全、較少限制所有權、較少腐敗）對跨國企業在該國進行直接投資具有積極的作用。鄧明認為，東道國制度因素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母國的制度環境也對其企業在海外進行直接投資選址產生很大的影響。Meyer，et al．認為，中國所具有的與別國完全不同的、不斷變化的制度環境，使得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眾不同。如果中國與引資國的制度差異大，即相對于中國的引資制度，東道國的引資制度較寬松，對吸引外資較友好，那么，中國的跨國企業就會傾向于選擇東道國與中國制度差異大的地方進行直接投資。柴忠東認為，母國在市場轉型過程中存在的“制度缺陷”既促使一部分新興市場企業退出本國市場投資海外以規避高昂的交易成本和風險，但同時也增加了這些企業在與母國相類似環境中從事經營的優勢。因此，制度的差異會導致OFDI選址分布的不同。倘若中國政府給跨國企業制度上的支持，中國跨國企業也會投資于風險較大的地區，進而獲得投資利益。宗芳宇、路江涌、武常歧等認為，雙邊投資協定是促進投資的特殊機制，能夠替代較差的東道國制度環境。發展中國家與潛在投資目標國家的制度環境往往差距較大。制度較差的東道國法制薄弱、政策多變，外國企業的投資很難得到東道國一般性制度的有效保護，外國企業的風險很大，投資協定能夠保護其利益，減少投資風險。Spender＆Grevesen認為，跨國企業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需要獲得和維持其合法性，因此面臨當地制度環境的同構壓力；尋求較小文化價值觀差異：東道國已經形成的價值觀、標準會制約著跨國組織行為。跨國企業需要樹立和培養當地的社會認知體系，因其更容易遭受當地利益群體的攻擊，還要面對當地已經形成的各種約定成俗的標準。Kostova ＆Zaheer認為，樹立當地的社會認知體系恐怕比遵守當地的法律制度更困難，因為社會認知已經根深蒂固。Yiu ＆Makino認為，文化差異是主要的海外投資障礙，對投資選址有強烈的影響。東道國與母國的文化差異越大，跨國企業越難獲得東道國的文化認可。因此，從這點來說，跨國企業傾向于在那些與母國文化差異較小的東道國投資。關于文化差異的衡量，現普遍使用Hofstede提供的方法，Hofstede歸納出比較不同文化價值觀的四個維度：權力差距、不確定性的規避、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男性度與女性度。Buckley，et al．基于1998—2004年間中國企業在世界上49個國家政府批準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發現市場規模更大，與中國文化相似性更強的東道國能夠吸引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
（五）基于習慣效應的視角
Scott認為，一種行為被多次重復，會視作習慣。在投資選址中，趕時髦、隨大溜效應會起一定的作用。東道國與母國交易的頻繁性可以通過兩國之間的貿易額體現。大的雙邊貿易額體現了東道國與母國經濟來往頻繁。不斷重復的交易被視作習慣，這會影響投資企業選擇與其母國有頻繁交易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投資。因為，投資國企業會感到與其有頻繁交易的國家信譽更好，更有安全感。中國學者胡昭玲，宋平應用動態VAR模型和面板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關系進行檢驗，結果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存在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外貿易和對外投資是良性互動的，這說明，與中國有頻繁貿易聯系的國家越能吸引中國企業的直接投資。
三、評價及展望
（一）評價
1．從多個視角、采用多種方法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
從對經濟因素到對非經濟因素的研究。傳統的有關區位選擇理論主要是從經濟因素方面考慮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如成本論、優勢論等。隨著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尤其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全球化的發展趨勢出現后，新理論嘗試從多視角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如從非經濟因素中的投資國與東道國雙邊的制度狀況（雙邊協定、貿易政策，雙邊文化差異等）的角度，探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原因；還有從心理距離、習慣效應、投資動因等角度闡述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進行區位選擇的問題。從宏觀到中觀到微觀的研究。傳統理論主要把跨國公司看做是無差異的整體，研究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近些年來，很多學者是從較為微觀的角度具體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問題，如把企業看做是異質性的，研究異質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同的區位選擇問題；還有基于中觀的視角，研究不同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還基于全球化視角，把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納入全球的經營戰略，考慮價值鏈的協調整合因素；空間組織模式的創新，認識到產業集聚給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帶來的利益，跨國公司區位選擇和產業集聚聯系在一起。研究方法不斷創新。由于數學的應用，從一般的理論分析發展到實證分析，心理學、制度學等學科也逐漸滲透到投資理論里，理性經濟人的純粹經濟學理論假設前提，逐漸被社會人所取代，投資區位選擇理論更趨向于接近實際，結合心理學、制度學、管理學等學科方法研究投資國、東道國的制度、心理等因素對投資的影響等。
2．現有理論研究較為分散，尚未形成獨立的體系
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套完整的、專門的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理論體系，現有的區位選擇理論主要是主流投資理論的附屬品。相關跨國公司區位選擇依據的研究較為片面、分散。僅僅憑借一種或幾種因素來決定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是不夠的，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分析應該是綜合的，既要考慮投資主體情況，主體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投資企業的各種優勢、投資動因、戰略導向等，也要考慮東道國的客體情況，諸如制度、環境、文化、市場規模；既要從宏觀上研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的區位選擇問題，也要從中觀、微觀具體分析不同產業、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體制、不同性質企業的跨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因其研究較全面，還是值得借鑒的，但是該理論主要是指導早期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實踐，無法說明在經濟、文化全球化發展的當今社會里，文化、制度、全球化生產組織模式等新因素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在現有的研究中，雖然有學者結合制度、心理等學科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但是這些研究還處在較邊緣的位置，尚未納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理論的主流。
3．現有理論的研究一般有局限性
目前在有關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研究中，對發達國家區位選擇的研究占上風，對發展中國家相關問題的研究較少，現有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區位選擇問題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發達國家相關理論基礎之上，未能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特質，提出開創性理論，原因之一在于發達國家是跨國公司的創始者，其對外直接投資的歷史較長，相關理論研究也較為豐富。關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區位選擇的“小規模”技術優勢論，也不能解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對外投資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基礎設施落后，綜合實力不強，其“小規模”技術優勢已經日益被發達國家地方化的跨國生產所瓦解。西方盛行的小規模定制模式也有取展中國家憑借“小規模”技術優勢投資的趨勢，適應時展需要的有關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特有理論體系尚未形成。由于中國開展大規模的對外直接投資時間還很短，國內學者相關理論研究缺乏創新性。中國在該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太大的突破和創新，大多是對西方現有直接投資理論的分析和驗證，他們在西方經典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基礎上，利用單純的截面數據和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所用數據往往忽略了一些個體差異，存在偏差，不能很好地對企業的投資情況展開實地調研，尚不能完全反映現實的有關投資的問題，不能很好地指導中國企業實際開展對外直接活動。國內研究建立在西方有關投資理論的基礎上，忽略本國特有的政治、文化、制度特點，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其對外直接投資有特殊性，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也應該有自己的特點。
（二）展望
1．區位選擇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的作用將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區位選擇是否影響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從實際情況來看，好的區位選擇有利于跨國企業規避投資風險、各種制度缺陷、利用當地豐富的資源、技術等優勢，取得巨大的投資利益，反之，亦然。從現在的研究情況來看，就區位選擇和跨國企業投資質量的關系的研究往往被忽視，實質是“舍本逐末”。重視研究區位選擇和投資質量二者之間的關系，是未來研究的一個趨勢。
2．系統研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經濟、文化技術水平等方面還存在著很大差距，完全照搬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等理論來指導和驗證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實踐是脫離實際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憑借壟斷優勢、比較優勢理論開展對外直接投資，并進行區位選擇，而發展中國家自身相對不具備上述的競爭優勢，近年來卻也開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21世紀，新興市場國家①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成為世界經濟領域里的一個亮點，這些“后發”企業憑借在母國開發的“非傳統型能力”，更早、更快地開展國際化經營，追趕發達國家的“先行”企業。作為新興市場國家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更迅猛，中國的企業能夠到發達國家開展投資，以劣勢產業收購強勢產業的現象很多。中國的聯想收購IBM筆記本，雙匯收購美國的肉類加工商Smithfield Food，并購規模達到70多億美元，吉利汽車公司收購了美國老牌汽車公司沃爾沃。跨國并購投資也不再是大企業的專利，中國小企業也開始進行并購投資，2013年10月青島的一家藻業集團就成功地并購了澳洲的一家大的海藻公司。系統研究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為什么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如何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對外直接投資的作用機理是怎樣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有何特殊性等是未來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的一個主要的研究方向。
3．綜合、具體地研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問題
（一）假設前提（1）FC模型是2×2×2模型，即兩區域、兩部門、兩種生產要素。假設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A國和B國，兩國的消費者偏好、生產技術和市場開放度是對稱的，但是要素稟賦分為對稱和不對稱兩種情況，而相對應地為對稱FC模型和非對稱FC模型。相關變量上標“*”代表B國的變量，用上標“w”表示世界水平的變量。（2）兩種生產要素是資本K和勞動L，并且假定資本是可以跨區域流動的，而勞動力是不可流動的。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設定sL=L/LW，s*L=L*/LW，sK=K/KW，s*K=K*/KW，即sL和s*L表示A國和B國的勞動力稟賦占世界總勞動力稟賦的比例，sK和s*K表示兩國資本稟賦占比。另外，由于資本的可流動性，用sN和s*N代表兩國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資本份額。（3）兩個部門為工業部門M和農業部門A。其中，假定農業部門是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每生產一單位農業產品只投入aA單位的勞動力；而工業部門是壟斷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使用兩種生產要素K和L。企業成本函數寫為c=π+aMwx，其中x為產出。另外，假設兩個地區的企業個數分別為n和n*，則nW=n+n*。在D-S框架下，每個企業只生產一種產品，每個企業生產一種產品只使用一單位資本投入，因此有sN=n/nW，s*N=n*/nW，nW=KW。（4）假設工業部門國內交易不存在交易成本，但存在跨國界的交易成本，并采用“冰山運輸成本”的形式。即如果從A國運輸τ（τ³1）單位工業產品到B國，到達B國并進行銷售的產品為1單位，τ-1單位的產品在運輸過程中“融化”掉了，也就是運輸成本。
（二）消費者行為以A國為例，國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可以表示為。
（三）生產者行為由前面的假設條件，農業部門不存在交易成本，因此兩國農產品的價格是相等的，即aAw=PA=P*A=aAw*，因此兩國的工資水平是相等的。兩國的勞動力不能流動，那么兩國都會生產農產品，即農業產品的生產是非專業化分工形式。
（四）長期均衡根據假設條件，資本是可以自由流動的，但資本收益必須在資本所有者原所在地進行消費，那么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因此，將資本流動方程表示為DsN=(π-π*)sN(1-sN)。當π=π*時，兩國資本收益率相等，不存在新的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另外，當sN=0或sN=1時，資本都集聚在一個國家，也不存在資本流動，達到長期均衡。由以上的推導可知，當滿足（14）式或者（20）式時，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沒有資本流動。這兩個式子說明企業（資本）的空間分布是由支出的空間分布決定的，也是由國家的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稟賦決定的。另外，如果兩國的要素稟賦是對稱的，即sL=1/2，sK=1/2，那么，sE=1/2，sN=1/2，此時企業的空間分布已經形成，并且不會發生變動，沒有資本流動，經濟達到長期均衡。即使受到外來的沖擊，受到要素稟賦的影響也會恢復到這種均衡狀態。
（五）資本流動和參數變動基于本文討論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問題，筆者將重點討論非均衡模型，即兩國的市場規模、要素稟賦不對稱情形。首先，筆者將考察資本流動和企業空間分布、支出分布之間的關系。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資本的流動取決于兩個國家的資本收益率，設Dπ=π-π*，利用（12）式、（13）式考察Dπ和sN之間的關系。從（22）式可以看出，其偏導數符號的正負取決于sE的大小，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增加，當sE>12時，企業的投資收益會隨著企業（資本）在本國的集聚而減少。從經濟學意義上說，如果本國市場規模不是很大，企業在本國的集聚可以實現外部規模經濟、減少信息成本等使得企業投資收益增加，進而吸引更多的企業進入，這也是Krugman（1991）本地市場效應的體現；相反，如果市場規模很大，太多的企業集中在本國市場，競爭的加劇、資源的爭奪會使得企業的投資收益下降，進而使企業向國外轉移，即出現市場擁擠效應。同時，式（23）說明，在企業（資本）分布給定的情形下，本國的市場規模越大，企業在兩國的資本收益率的差異就越大。
（六）結論（1）上述理論模型中，當東道國市場規模沒有非常大時，前期分布于該國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多，企業的資本收益就越大，進而吸引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實際上，每個國家的市場規模都是相對有限的，我國在某東道國的先期投資會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資流入。（2）當考察非均衡模型的情形，如果假定當前已經發生資本的集聚，即本國使用的資本比例超過1/2，此時本地勞動力要素稟賦越豐裕、資本要素越豐裕、市場規模越大、貿易自由度越大，則分布于本國的企業（資本）比例越大，即越多的企業（或資本）集聚于本國市場。
二、實證模型
（一）假說的提出將上面的A國看作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東道國，B國看作是我國，通過以上理論模型的結論分析，可以提出以下幾個假說。假說1：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傾向于市場規模較大的國家。假說2：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勞動力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3：我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空間分布傾向于資本要素稟賦豐裕的國家。假說4：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分布在雙邊貿易自由度較大的國家。假說5：對于需求結構差異較大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資本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而在需求結構類似的國家或地區，其豐裕的勞動力要素稟賦會吸引更多的我國直接投資。
（二）基準模型的設定眾所周知，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框架，各個理論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作出解釋。因此，本文在討論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時，將新經濟地理因素作為核心變量，并且納入一些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直接投資區位的雙邊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建立的計量經濟模型如下：根據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相關理論分析以及本文第三部分（一）提出的相關假說，新經濟地理因素包括市場規模、資本豐裕度、勞動豐裕度、貿易自由度、技術水平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理論因素包括自然資源稟賦、基礎設施、宏觀經濟穩定性、商業環境、政治風險；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包括雙邊匯率、雙邊投資協定、雙邊貿易、雙邊地理距離和雙邊文化距離。計量經濟模型的形式設定為：
（三）計量模型的估計結果和分析本文使用計量軟件stata作為分析工具，應用靜態面板模型進行估計。首先，Hausman檢驗結果顯示適用于隨機效應模型；其次，通過對各個解釋變量容忍度和方差膨脹因子的檢驗，發現變量之間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最后，經查驗該模型解釋變量間存在序列自相關。表2中的m1表示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2表示隨機效應模型的估計結果，m3給出的是糾偏后得到的估計結果。由回歸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設定是比較好的，筆者選定的解釋變量能夠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近80%的區位分布變化。在新經濟地理因素中，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和技術水平可以用來解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其中，市場規模的系數為0.00256，說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每擴大一個百分點會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256個百分點；類似地，東道國的技術水平每擴大一個百分點就可以使我國在該地投資存量比重上升0.00447個百分點。而勞動力要素稟賦、資本要素稟賦和貿易自由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以上的分析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從整體上體現出了市場尋求和技術尋求的特征。市場尋求型ODI的出現主要是因為一些國家或地區增加了貿易壁壘作為進口替代的一部分，為了繞過這些貿易壁壘，其他國家或地區便通過對其直接投資的形式進入這些市場，進而市場尋求型ODI也就發展起來了。我國作為制造大國，相當一部分產品在國內市場已經接近飽和，很多企業轉向國外市場。然而在貿易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我國出口商品遭遇的技術貿易壁壘、反傾銷訴訟等貿易壁壘的情況越來越多，僅靠出口帶動增長的空間又很有限。較大的市場規模意味著較大的市場需求，因此，在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我國企業會傾向于進入市場規模大的目標市場進行直接投資，規避東道國或地區貿易壁壘的同時，拓展和占領更大規模的海外銷售市場。另外，我國的技術水平、技術轉化和研發創新等方面的能力與發達國家還有一定的差距。事實上，我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并且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核心技術不多，這也是我國高新技術類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數量少、比例低的原因。現階段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更多地是尋求技術而不是輸出技術。同時，很多發達國家具有雄厚的科技實力和管理經驗，但是一些國家對先進技術保護嚴格，限制高新技術的出口，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通過跨國并購的形式可以繞過這些壁壘而擁有先進技術。因此，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傾向于選擇技術水平較高的國家或地區。貿促會《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現狀及意向調查報告》數據顯示，高達81.7%的企業認為東道國比國內市場規模大。同時，參與調查的企業中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均認同“在東道國獲取創新所需要的技術比國內難度低”的觀點。這也從微觀角度佐證了估計結果。此外，東道國的勞動力要素、資本要素豐裕度以及貿易自由度并不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決定因素。以東道國工資水平（勞動力要素價格）的倒數衡量的勞動力要素豐裕度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不顯著，即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效率尋求特征不明顯，這似乎和一般的理論預期不符。同時，一些研究和調查也表明東道國獲取資金比國內難度低，貿易開放度的增加可以吸引外來投資，但是估計結果也沒有支持這些結論。筆者認為，這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是密切相關的。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越來越多地表現出多元化，包括目標的多元化和區位的多元化等。效率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以垂直型為主，多是遵循“雁形模式”將產業鏈下端或者附加值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工作和環節以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轉移到國外。因此，他們會較多地將具有廉價的原材料和生產要素的國家作為投資對象，具體到我國，會投資于蒙古、贊比亞、尼日利亞等國家，但畢竟我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占比不是很大，因此相應地效率尋求特征表現得就不明顯。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結論首先，本文的理論基礎起源于新經濟地理學。新經濟地理理論以及同它具有相同基礎的新貿易理論強調了不完全競爭和規模經濟，新經濟地理理論的興起和發展彌補和豐富了傳統國際直接投資區位理論。通過對新經濟地理理論的歸納總結和梳理，發現自由資本模型（FCModel）可以用來解釋國際直接投資的區位分布問題。因此，筆者對FC模型進行推導，加之自身的理解和對模型參數的進一步分析，得出了有關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五個假說。在理論模型和相關假說的基礎上，筆者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檢驗。通過靜態面板模型的估計，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受到新經濟地理因素、傳統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因素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雙邊因素的共同影響。具體而言，東道國的市場規模、技術水平、自然資源稟賦、良好的商業環境、對東道國的出口、較近的地理距離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也表明，總體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表現出明顯的市場尋求、技術尋求、資源尋求和出口拉動的特征。
[關鍵詞]服務業；FDI；實證分析；Granger因果關系
20世紀中葉以來，全球產業發展出現嶄新的跡象。以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為內容的服務經濟的迅速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服務全球化水平迅速提高，服務貿易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1／5左右，服務業跨國投資占全球投資的比重已達到65％左右。在發達國家，服務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導產業；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服務業的規模和地位也在迅速上升。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名副其實的服務業經濟時代，服務全球化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形式。服務業FDI作為服務全球化的一種重要形式成為服務能夠跨境流動的主要途徑，FDI中服務業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我國加入VeTO后，服務業正在按照入世承諾逐步擴大開放，正在成為中國繼續較大規模吸引外資的新熱點。與此同時，山東省作為我國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一直是外商投資關注的焦點地區。近十年來，隨著山東省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增速一直保持在12％左右，2007年更是高達14.7％)，外商直接投資也大量流入，2007年投資總金額達192702萬美元，較2006年增幅37.1％。服務業FDI的流入與山東省近十年來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系?如果存在，對于山東省服務業FDI的流入和服務業發展之間做出深人分析，對于制定服務業開放政策，特別是引進服務業FDI的政策調整，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及評述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外資(FDI)的大量涌入，理論界關于FDI的研究日益增多，現多集中在FDI對于東道國總體經濟效應以及對于某一產業發展的影響。目前；理論界對于FDI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爭論，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外資的注入會對某一產業的發展以及總體經濟的發展產生積極效應；也有一部分觀點認為外資的大量注入會產生消極效應。
(一)積極效應
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錢納里(H.B.Chenery)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雙缺口”理論。該理論認為，對于那些勞動力富裕，但是由于資本嚴重不足而存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可以在不增加國內儲蓄時借助于外資來增加投資，以此來擺脫這種雙缺口的困境，從而促進該地區經濟的增長；Keller(1996)研究指出，一國技術變化往往是國外技術轉移擴散的結果，FDI通過解決東道國的資本短缺問題，以及為東道國帶來先進管理經驗、國際分銷渠道等實現國際技術擴散；Borenstein(1998)等人利用1970—1989年69個發展中國家的資料進行實證研究，證明了FDI的流入會直接導致技術溢出效應。
程大中(2003)認為在服務領域引進外資不僅有助于促進中國服務業資本深化的工業化進程，而且還有助于中國服務業競爭力的提高，以應付服務業對外開放的挑戰；郭文杰(2007)使用VAR等計量方法實證驗證了FDI作為經濟發展的補充資金促進了我國服務業的高速增長，同時為我國提供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極大推動了我國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朱春臨(2007)認為流向發展中國家的FDI除了作為生產要素促進經濟增長以外，還可能通過溢出效應促進東道國的技術進步；王小平(2005)實證分析了我國服務業利用外資的總量變動和結構變動，通過對服務業FDI占FDI總量的比重變動和貢獻分析得出服務業利用外資促進了服務業增長；戴楓(2005)對FDI與中國服務業發展的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進行了檢驗，認為，外資是推動服務業發展的動力之一，但是服務業的發展并不一定帶來服務業外資的增加。
(二)消極效應
楊亞平(2007)通過對廣東工業行業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外商投資企業通過水平溢出即對行業內的內資企業產生了“擠占效應”，這使內資企業生產率受損；游士兵(2006)應用灰色系統中的GM(1，N)模型定量分析了影響我國服務業發展的因素，中國現階段服務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和服務業投入要素的追加，外商直接投資(FDI)對中國服務業的發展貢獻很少；葉軍(2007)認為大量引進外資在促進東道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些外國投資者通過正當或者不正當的手段打擊合作伙伴、擠壓民族工業、荒廢中國傳統品牌、尋求和濫用壟斷優勢、損害消費者利益。論文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和數據選取
要計量分析服務業發展與FDI之間的關系，首先確定二者的指標序列數據。基于數據的可查，以山東省1993～2007年的服務業增加值(Y)作為衡量服務業發展的指標序列數據。按FDI進入的產業的差異，FDI主要分為制造業FDI和服務業FDI，這主要是基于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產出、服務和產品之間的差異所做的劃分。為了研究的準確性，選取FDI中進入服務業的部分，以下稱之為服務業FDI(x)。本文選取服務業合同利用外資金額作為山東省服務業FDI的指標序列數據，通過查閱歷年《山東統計年鑒》，山東省服務業合同利用外資數據只有2001～2007年；為避免數據偏少影響結論的正確性，1993～2000年數據參考王傳榮(2007)一文(見表1)。另外為了使研究結論減少誤差和更具科學性，考慮每期的人民幣與美元匯率的變化。為了增強數據的平穩性，在檢驗過程中對兩個指標序列取對數值(LNY、LNX)，不會改變原序列的性質和相互關系。
(二)數據平穩性的ADF檢驗
為了避免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傳統的最小二乘法回歸分析產生“偽回歸”問題，在做回歸分析之前，先對時間序列數據的平穩性進行檢驗。本文選取ADF檢驗方法對兩組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通過做LNY和LNX以及各自一階差分的折線圖分析來看(圖1和圖2)，時間序列LNX和其一階差分序列不具有明顯的上升或下降趨勢，其均值非零，進行單位根檢驗過程中，兩者選擇只包含常數項。時間序列LNY具有明顯的上升趨勢，而其一階差分序列有下降趨勢，兩者在單位根檢驗過程中都選擇包含常數項和趨勢項。滯后期的選擇采用赤池信息量準則(AIC)。檢驗結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LNY和LNX兩個時間序列的原始序列在10％顯著水平下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兩者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LNX和LNY的一階差分序列分別通過1％和10％顯著水平下的檢驗，其一階差分序列都是平穩序列，可以斷定兩者都是一階單整序列。這樣兩個時間序列就具備了協整檢驗的前提條件，為此，進一步采用EG兩步法檢驗兩者是否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三)協整分析
根據協整理論，如果兩個序列滿足單整階數相同且兩者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則這兩個非平穩時間序列之間就存在長期穩定關系。對于經過平穩性檢驗后證明存在同階單整的序列來說，要進行協整性檢驗，分析他們之間的協整關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Lt3j在1987年提出的EG兩步法進行檢驗，具體步驟如下：
1對LNY和LNX進行單位根檢驗，以說明兩者之間是否同階單整。通過上文中對兩者的ADF檢驗，可以證明兩者都是一階單整序列。
2對LNX和LNY進行普通最小二乘回歸，對回歸結果中的殘差序列e(e=resid)再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殘差序列是平穩序列，則表明LNY和LNX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在此，以LNY作為因變量、IArX為自變量做回歸分析，并得到殘差序列resid，令e=resid。對殘差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根據／tiC準則，滯后期為4。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以看出，殘差序列e的ADF值-5.58小于1％顯著水平下的臨界值5.27，因此可以認為殘差序列e是平穩序列，表明LNY和LNX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四)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協整的意義在于它揭示變量之間是否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滿足協整關系的經濟變量之間不能相互分離太遠，一次沖擊只能使他們短時間內偏離均衡位置，而在長期中他們將會自動恢復到均衡位置。通過協整分析我們發現服務業FDI與服務業發展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但是這種關系是否構成因果關系還需要進一步驗證。為了進一步說明山東地區服務業發展與服務業FDI之間的關系，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進行分析。
由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對滯后期長度的變化極為敏感，不同滯后期的選擇可能會得到完全不一致的結果。因此在滯后期的選擇上應該采取選擇多個不同的滯后期驗證其結果。若檢驗的結果一致，則得出的結論較為可信。此處，選擇了四個滯后期，運用Eviews3.0軟件運行，結果如表4所示。
結果顯示：在滯后2、3、4期的情況下，服務業增加值不是該服務業FDI的Granger原因，即山東省服務業發展沒有吸引FDI流入服務行業；FDI也不是服務業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即服務業FDI的流入并沒有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僅在滯后1期的情況下，服務業FDI的流入促進了山東服務業的發展，但是，沒有證據證明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促進了FDI流入服務行業。因此，無論在哪一期，山東省服務產業的發展都沒有吸引FDI流入服務業。
(五)結論
協整方程顯示，山東省服務業增加值與服務業FDI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關系。通過對兩者因果關系的檢驗結果表明，當確定1％顯著水平，滯后期取1時，服務業FDI是服務業增加值的Granger原因，但是無論滯后期取多少，服務業增加值始終不是服務業FDI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外資是推動服務業發展的動力之一，但是服務業的發展并不一定帶來FDI流入服務行業。
FDI作為資本存量的一部分，可以發揮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但FDI不同于國內投資，FDI會帶來相對先進的技術，在生產、管理和銷售過程中會發生外部溢出。因此，服務業FDI的流人帶來了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知識以及產生的溢出效應促進了山東省服務業的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進而導致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雖然山東省服務業增長速度較快，但與發達國家、地區相比較，山東服務業的總體發展水平較低，無論是在服務業人均產值、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還是服務業發展的層次來看，都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山東省服務業發展水平不可能是服務業FDI流入的原因，而追求優惠的外資政策以及利用廉價的勞動力有可能是服務業FDI進入的主要原因。
三、政策建議
根據上述實證分析，服務業FDI作為服務產業發展的資金補充，不但發揮了作為生產要素的作用，還通過技術溢出效應推動服務業的發展。目前雖然山東服務業發展的整體速度驚人，但是服務業總體發展水平不高，因此服務業發展并不是FDI大量流入的原因。結合研究結論以及山東服務業發展現狀，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一)擴大服務業開放，提升產業效率
通過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服務業FDI流入帶來的先進技術和現代化管理知識以及產生的溢出效應促進了山東服務業的發展。FDI的流人是有益于山東服務業的發展，因此。在法律政策允許的條件下繼續擴大服務業開放，放寬市場準入，培養多元化競爭主體，以提高行業效率。尤其是對于一些壟斷比較嚴重的行業，如電信業、鐵路運輸等行業，加快市場化進程，積極引導外資流入。
(二)優化投資環境，引導FDI的合理流入
服務業FDI的流入對于促進山東省服務業的發展具有非常明顯的效果，而FDI的流入對于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具有較高的要求。為促進山東省服務業快速發展，在FDI利用方面需要優化投資環境，通過制定一些具體的外商投資鼓勵措施，在某些方面給予一系列的優惠待遇，并制定詳細具體的政策措施以保證其落實。
摘要:國際直接投資是以控制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取利潤為目的的投資活動。加入WTO后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逐步成為我國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利用外資的實踐過程中,我們必須認真分析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中國的影響,并積極提出應對措施。
關鍵詞:WTO;投資;中國
1加入WTO后外商在華直接投資對我國產生的影響
1.1關于投資規模的影響
加入WTO以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一直處于低迷狀態。加入WTO后,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1190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了34.2%,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538億美元,比入世前增長23.5%。目前,中國現存注冊外商投資企業23.6萬家,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已超過全國進出口總額的57%;已成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國之一。
以市場控制為目的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產業的發展既有帶動和示范的一面,又對其自身和國內產業的成長構成抑制。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國有部門的萎縮引起城市市場的相對蕭條,最終又限制了外資的發展,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及領導盲目追求招商引資的“政績”,重引資數量而忽視引資質量,相應的代價是,對不能進口或不可再生資源的大量消耗和對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使我們引進外資戰略的可持續性大大減弱。
1.2關于產業投向上的影響
與全球產業結構演變趨勢相適應,中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也發生了從第一產業和傳統制造業向第三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轉變。第三產業中的一些服務業,如金融、保險、不動產、商業等是國際直接投資的熱點。
入世后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給外商帶來了更大的發展機會和空間。另一方面,這種領域的快速擴大,給中國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次,開放市場后對人才的競爭加劇,人才價格可能水漲船高,盡管這種變化對人力資源利用和培育可以起到刺激作用,但同時也將提高服務業的成本和價格,使其低成本優勢受到削弱。
1.3關于投資地域的影響
入世前,外商在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我國的東部地區。加入WTO后我國在積極擴大利用外資,著力提高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質量的同時,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與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相結合,加大了對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的支持力度,外商直接投資地域向中西部轉移。據不完全統計,世界500強中已有80多家企業在我國西部地區投資或設立辦事機構,比入世前同期上升了85.3%。
加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有利于培育全國統一市場,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外商加大對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力度,使得一些投資項目并不是我國目前所急需引進的項目,同時也與我國的產業結構相違背。使得在我國產業結構中政策中應當優先發展的部門未能得到發展。
1.4關于投資方式的影響
加入WTO之前我國吸引外商投資的主要方式有合資經營、合作經營、獨資經營、投資控股、合作開發等其他方式。20世紀80年代-90年代上半期,建立合資企業是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最主要形式,自入世后外商的新投資項目中,外商獨資項目開始超過中外合資項目,獨資形式在外商直接投資中的比重快速上升。獨資企業比重快速加大將繼續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一種趨勢,并成為我國利用外資的主要方式。
這樣一來,獨資企業的投資方式更便于企業內部的管理和控制,對企業今后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另一方面,獨資企業的這種快速發展使原來合資的一方遭受了損失。各企業被外資控股后,我國參與經營的一方失去了管理和控制企業的權利,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控制能力會隨之下降,從而可能導致市場控制的失靈并引發經濟動蕩,造成利潤外流。從檢驗結果中可以得出，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滯后2期時存在一個協整向量，表明中國西南地區的城鎮化和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某中長期穩定的關系。括號中的數值為T檢驗量，可以看出在5％的水平下，該方程通過檢驗。
(五)VEC模型建立
根據前文所述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構建本文的VEC模型：
上面估計的VEC(2)模型，方程(3)和方程(4)下面括號中的數值依次為各系數的t統計量檢驗值。顯然，上述兩方程中所估計的系數大部分在統計上達到顯著。同時方程不存在異方差和自相關，殘差序列具有平穩性且J—B檢驗(P=0．40)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上，回歸殘差序列均滿足正態性，方程整體擬合度較高，且模型通過平穩性檢驗。同時VEC模型AIC和SC的值分別為-7．13和-6．45，滿足模型有效性的要求，模型整體解釋力較強。
(六)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采用格蘭杰因果檢驗方法檢驗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表3(滯后期為2期)。
從因果檢驗關系來看，在中國西南地區，產業結構升級不是城鎮化率提高的原因，城鎮化提高時產業結構升級的原因，二者之間存在單向因果關系。這里有必要結合中國西南地區的具體情況做進一步的原因闡釋。
二、相關結論與政策建議
英國學者鄧寧在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及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做了全新的解釋。他指出：一個企業進行直接投資是有三個因素決定的，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鄧寧把區位優勢看作國際投資區位選擇的關鍵因素，并把區位因素歸納為市場因素、貿易壁壘、成本因素和投資環境，隨后又補充了語言、習慣等非經濟因素。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基礎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二、提出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國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吸引跨國公司是中國和西部獲取全球知識與技術的重要來源，也是西部縮小與東部和發達國家知識與技術差距的重要途徑。提高西部地區產業競爭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善待跨國公司，把吸引跨國公司的技術、資金與西部和中國相對巨大的消費市場等互補性優勢結合起來，吸引世界上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國際競爭力最強的跨國公司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并發展跨國公司和國內企業的后項聯系，鼓勵與本地區著名的大企業聯盟，提高其市場競爭力。這是西部開發最好的吸引外資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