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3 06:59:49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人口問題論文，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超級秘書網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關鍵詞：人口問題人口戰略目標人口調節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國家在2004年開始實施中部崛起計劃以來（中部崛起是指促進中國中部經濟區———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項中國中央政策，2004年3月5日首先由總理提出），安徽省的社會經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奠定了基礎。但是，安徽省在以后的發展中仍面臨著幾個重大問題。
1.1人口基數龐大以及增長率過快，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的總人口數（戶籍人口）已從2000年的6245萬迅速增至現在的6800多萬人，十年共增加616.7萬人，增長了9.9%，年平均增長達0.95%。人口問題不僅表現在增速迅猛，而且還表現在基數龐大，根據第五、六兩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的人口規模都躍居全國前十位，是人口大省。一方面為了供養不斷增長的人口，不得不加大對資源的開發和掠奪，同時破壞和污染自然環境，造成人們賴以生存的不可再生資源迅速減少以及水資源、土地資源等一些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從而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人口基數的龐大且增速不斷加快，致使人均GDP下降，人們用于可支配收入減少，從而消費總量降低，人們消費的減少勢必會影響到社會經濟的發展。2012年安徽省全年地區生產總值為17212.05億元，位于全國第十四位，但是人均GDP只有28792元，位于全國第二十六位，僅高于廣西、、云南等西部地區，而東部一些經濟發展較好的省份如江蘇省、浙江省，人均GDP已分別達到了68347元和63266元。同時就安徽省的產業結構來看，安徽省的GDP主要來自第二產業，與東部經濟較好省份相比第三產業比重不足，其中第二產業中高耗能行業比重偏高，“粗加工、低技術”比重較大。所以就目前安徽省的經濟發展狀況來看，其形勢不容樂觀。
1.2人均資源占有量少且分布不均安徽省的土地總面積為13.94萬平方公里，約占國土總面積的1.45%。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的人口總量（常住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4.46%，平均人口密度為495人/平方公里，與全國平均人口密度139人/平方公里相比，安徽省表現出了人口稠密，土地資源短缺等特征。由于人口基數的龐大，全省人均主要資源占有量很低，2008年人均耕地為1.40畝，人均淡水資源為1100立方米，人均森林蓄積量為1.7立方米，均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就分布情況來看，耕地面積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區，而淡水資源多分布在皖南山地、丘陵地帶，由于農業灌溉對水資源的需求很大，而水資源的分布不均致使北方平原農業發展遇到了瓶頸。水資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不僅與耕地產生了矛盾，同時與人口的分布也產生了矛盾，如淮北平原人口占全省總人口的40.8%，地表水資源僅占全省總量的12.5%，皖南山區人口占9.8%，而地表水資源卻占40.6%，人均擁有地表水量淮北與皖南山區相差13.5倍。因此，在人均資源占有量少的情況下，人均資源的分布不均導致突顯的矛盾更加加劇。
2安徽省發展中面臨的主要人口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安徽省的人口規模不斷擴大。人口作為一切活動的主體，對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要推力作用。但是人口作為自身因素也會產生一些列人口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人口老齡化加速人口老齡化是指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的動態過程。當今國際通用標準用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來表示一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如果該比重達到7%，就稱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類型為老年型人口。2010年安徽省65歲及以上人口占安徽省總人口比重為10.18%，比重已經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8.87%，同時比2000年增長了2.73%，比1990年增長了4.77%，增長速度逐漸加快。由此可見安徽省不僅已經邁入了老齡化社會，而且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經濟的持續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時加上醫學的突飛猛進，人們的壽命不斷的延長，人口老齡化是各國必然面臨的問題。由于自20世紀80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安徽省的人口出生率大減，2010年六普數據顯示，安徽省0-14歲少兒人口僅為17.98%，與2000年相比，下降了7.54%，與1990年相比，下降了10.41%。由此可以看出，0-14歲少兒人口比例在不斷下降，并且下降速度逐漸加快，大大低于歐美發達國家25%左右的通常比例，出生率的大大降低長時間勢必會造成人口老齡化比重加大。同時隨著老齡化速度的加快，老年贍養比不斷上升，使得安徽省是在經濟欠發達的情況下迎來了人口老齡化。目前安徽省的養老保險制度覆蓋面比較狹窄，一般多集中在城鎮地區，廣大的農村地區主要還是依靠家庭養老，而且安徽省又是農業大省，農村的人口比重占到了72.5%（2011年），龐大老年群體養老需求的壓力也越來越大，加大社保的投入必然要相應增加，社會養老保險的負擔加重。
2.2出生人口性別比例失衡人口出生性別比是一個重要的衡量男女兩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標志。國際上一般以每出生100個女性人口相對應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數值來表示，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口出生性別比值在103-107為正常范圍，即每出生100個女嬰，則應出生男嬰數量要比女嬰多3-7個。
2.2.1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上升根據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的人口出生性別比不僅隨著時間的推移有升高趨勢，而且出生人口性別比比值要遠遠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且增長迅速，尤其在1990年至2000年這十年間增長趨勢最為顯著，其形勢不容樂觀。
2.2.2城鄉人口出生性別比差異大安徽省的出生性別比存在著顯著的城鄉差異。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別比自1982年以來，城鎮和農村性別比均高于107，偏離了出生性別比的正常范圍，且農村的出生性別比明顯高于城市。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城鎮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26.24，農村出生人口性別比為136.88，均達到了歷年來的峰值，并且，城鄉間出生性別比的差距呈逐步擴大的趨勢。
2.2.3出生人口性別比隨孩次而攀升安徽省的出生性別比存在著明顯的孩次差異，一般情況下，第一孩的出生性別比都在正常范圍內，但隨著孩次越高出生性別比偏高程度就會越嚴重。如2010年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別比為113.01，已經偏高；第二孩的出生性別比迅速升高到168.32，嚴重偏高；第三孩及以上孩次均超過245以上。安徽省出生性別比失衡主要原因有：
（1）受傳統文化因素影響。中國自母系氏族社會開始過渡到父系氏族社會時，女性地位出現不斷的下降，而男性逐漸占據了主導地位，所以這些社會中的家族體系導致了強烈的男孩偏好和隨之而來對女孩的歧視。時至至今，男性被認為“傳宗接代”“祭祖送終”的傳統文化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尤其在很多農村地區形成“養兒防老”、“多子多福”等一些傳統觀念。
（2）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與家庭的計劃生育計劃相矛盾。安徽省受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規定具有城鎮戶口的夫妻只能生一胎，具有農村戶口的夫妻在第一胎生育女孩的情況下允許生二胎。因此，很多育齡婦女在懷孕期間通過B超等科技手段來鑒定嬰兒性別，使生育選擇性別有了可能性，從而將會導致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尤其在二孩上。
2.3人口素質相對較低且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質是反映人口總體內在的質的規定性的范疇，一般包括人口的身體素質、思想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現在所說的人口素質大多是通過人口科學文化素質體現出來，而衡量一人的文化素質主要是通過受教育年限以及文化程度來體現。根據安徽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安徽省人口素質整體提高，總人口中具有大學（指大專及以上）程度的人口為398.5萬人，占總人口的6.67%，比2000年提高了4.43%；具有高中程度的人口為641.0萬人，比2000年提高了3.08%；具有小學程度人口為1662.9萬人，比2000年下降了9.48%。但是在與東部一些發達省份相比，安徽省的人口素質存在普遍偏低。同時，在總人口素質提高的同時，從人口素質分布地域方面看，高素質的人口一般多集中在城市地區，而地域廣闊的農村地區人口素質偏低，人才優勢多集中在城市地區，人才分布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這使得廣大的農村自然資源得不到有效的開發和合理的利用。同時農村人口素質的低下還表現在對資源掠奪式的經營，導致耕地減少，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等一些環境問題，將嚴重制約安徽省經濟快速發展。
2.4勞動力年齡人口基數大、增長快，就業壓力增加，壓迫經濟發展勞動力年齡人口是指15-64歲年齡段的人口，安徽省勞動力年齡人口增長快于其他年齡段人口的增長。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來看，雖然總人口（戶籍人口）一直呈增長趨勢，總人口的增加勢必會導致勞動年齡人口增加。2010年安徽省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為4275萬人，比2000年增加近250萬人（2000年為4012萬人），年均新增勞動年齡人口24.2萬人。勞動力年齡人口的快速增長且基數龐大勢必會增加就業的壓力，根據資料顯示，一方面安徽省城鎮人口登記失業率由200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3.7%，失業率持續攀升，另一方面由于安徽省農村人口比重大，龐大的勞動力年齡人口出現在農村，且勞動力文化素質偏低，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廣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急需轉型。如果能使這些剩余勞動力充分就業將會相應的促進經濟的發展，但是如果不能就會增加社會負擔拖累經濟發展并且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因此在勞動力年齡人口快速增長且基數龐大的情況下，能否發揮勞動力資源優勢，成為振興安徽經濟的關鍵。
3解決安徽省人口問題的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人口問題是錯綜復雜的，是困擾安徽省當前以及今后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大障礙。解決人口問題，要結合社會的方方面面，它與與經濟、政治、資源、環境等方面密切相關。因此，只有在全社會的共同努力下，采取綜合措施、正確引導才能解決人口問題，才能為振興安徽經濟創造良好的人口環境。具體來說，有以下幾點：
3.1發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質，改善就業問題隨著中部崛起計劃的實施，安徽省的發展對人口素質的要求會進一步提高，低素質的勞動力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必須要不斷提高安徽省的人口素質。在提高人口素質的同時，還要注意人口素質分布不合理問題。所以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首先，必須要加大對農村教育經費以及師資力量的投入，尤其是一些貧窮落后偏遠山區，改善其教育環境，要讓更多的人有學上，能享受到教育資源，同時政府應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廣大教育工作者到農村以及一些偏遠山區從事教育工作，通過學校的正式教育以及教師正確引導來改變人口素質低下的情況。其次，要大力發展農村的職業教育以及成人教育，要加強對其專業技能的培訓，尤其是失業人口的再就業技能培訓，確保其具有專業崗位技能。同時要鼓勵中小企業的發展，降低中小企業發展的門檻，從而能吸收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改善人口的產業結構分布狀況，促進第一產業人口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努力把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提高到能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軌道上來。對于解決高素質人才（尤其大學生）就業問題，要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其自主創業，創造新的就業領域，同時對于高校畢業生要擺正心態，鼓勵其到西部、農村等基層去工作，豐富基層領域，解決基層所需。再次，要注重人才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防止人才流失。只有這樣，安徽省的發展才具有可持續性，才能形成永久效益。
3.2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安徽省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且發展迅速是在經濟發展水平并不高的基礎上，即所謂“未富先老”。因此，首先努力擴大社會保障制度的覆蓋面，盡量減小城鄉差距。建立覆蓋全省的、包括廣大農村老年人口在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時在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時，保障的公平、平等不僅要在社會保障項目中的社會福利、社會救助中體現，也要在社會保障的其他項目中，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等保障項目中體現；其次，要發揮政府在養老保險基金的運營、管理、監督等環節的基礎性作用，政府要將社會保障作為一項長久的制度安排，并且財政就要由現在的半到位發展為真正全面到位，確保養老保險制度落到實處，從而使養老保險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再次，要從現有的現收現付制度下逐步過度到基金積累制的體制下（養老保險的市場化），要借助市場機制，有效發揮企業和個人的積極性，如進一步發展企業年金計劃以及獎勵個人養老儲蓄。
1.論新生代女性流動人口生育保險權利的保護
2.中國人口生育意愿變遷:1980—2011
3.完善西部少數民族地區人口生育政策的探討
4.從第六次人口普查看中國人口生育變化的新特點
5.2000年以來中國人口生育水平的估計
6.論我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改革
7.人口遷移、生育率及人口穩定狀態的老齡化問題研究
8.中國流動人口的生育水平——基于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的分析
9.單獨二孩政策下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試析
10.人口生育和流動管制的經濟后果
11.中國人口生育政策60年
12.中國人口生育水平低在何處——基于六普數據的分析
13.中國人口生育變化及影響因素——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分析
14.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性別偏好及其決定因素
15.中國出生人口的新變化與趨勢
16.婚姻擠壓下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性別偏好——基于相對剝奪感視角的分析
17.中國人口遷移與生育率關系研究
18.生育政策調整對中國出生人口規模的影響——基于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的視角
19.自主到計劃:人口生育和增長變遷——1950~2014年中國人口論綱要
20.流動人口對當前生育水平的影響
21.論計劃生育權利義務的雙重屬性——以我國人口政策調整為背景
22.城市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研究綜述
23.新一代鄉-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探析
24.城鎮外來農村流動人口的生育觀念與行為分析——來自深圳調查的發現
25.生育水平評估與生育政策調整——基于中國大陸分省生育水平現狀的分析
26.滯后與壓縮:中國人口生育轉變的特征
27.21世紀初中國人口的生育觀念——基于對山東省一項問卷調查的研究
28.中國農村人口生育水平估計方法及其影響因素——基于隊列視角的分析
29.有效人口政策命題與中國生育政策演變
30.人口生育觀念嬗變與社會發展
31.遷移流動人口生育特點及相關理論——中外研究述評
32.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應
33.隊列視角的中國人口內在增長水平研究——基于終身生育率兩種估計方法的比較
34.中國人口生育政策的演變歷程
35.蘇南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研究——以吳江流動人口為例
36.不同代別農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基于廈門市912位農村流動人口的實證研究
37.外來人口與我國城市低生育率
38.經濟社會發展與生育率變動關系的量化分析
39.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變遷及其影響
40.計劃生育政策、社會保障與人口出生率的區域差異研究——基于省級面板數據的分析
41.清中葉以降浙南鄉村家族人口與家族經濟——兼論非馬爾薩斯式的中國生育模式
42.1979~2000年中國人口生育趨勢:出生數據和教育數據的比較分析
43.文化適應——研究流動人口生育行為的新視角
44.人口負擔與人口紅利的權衡——論中國現階段不能放松計劃生育政策
45.集體化時期的分配制度與人口生育——以日照市東村為中心(1949~1973)
46.人口遷移對延邊朝鮮族育齡婦女生育行為差異的影響程度分析
47.我國流動人口生育問題研究概述
48.人口生育政策亟待全面徹底改革——基于人力資本、創新能力的分析
49.從穩定人口與人口再生產認識總和生育率真實涵義
50.新生代流動人口的生育期望及其影響因素
51.流動人口的生育意愿與生育行為差異研究
52.中國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與人口老齡化
53.人口流動的經濟效應對生育率的影響——基于CGSS農村微觀數據的研究
54.人口老齡化機制研究:基于生育率持續下降視角
55.生育政策潛在人口的結構及其二孩生育意愿——對兩項大規模調查結果的分析
56.人口優化理論再探——新人口危機和國家安全
57.鄉城流動人口的生育間隔及其影響因素——以上海市為例
58.鄉-城轉移人口的生育率水平問題
59.我國人口增長的總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預警
60.企業青年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及其影響因素調查
61.云南流動人口生育水平研究
62.外出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差異分析——以廣州市流動人口為例
63.基于廣義穩定人口模型的中國生育率估計
64.流動人口生育保險參與及其性別差異研究
65.生育率結構性變化與新生人口激增——基于北京的APC模型實證研究
66.中國的低生育水平及相關人口研究問題
67.我國人口生育政策該何去何從:近年的爭論和討論
68.中國婦女生育意愿決定研究:基于工資收入獲取視角
69.人口生育政策的評價方法研究
70.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效果評估
71.低生育時代的人口政策走向
72.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考證和未來人口發展的策略選擇
73.外來流入人口的分母效應與大城市育齡婦女的超低總和生育率——以京、津、滬為例
74.東部較發達省市人口下降區人口發展趨勢——基于生育政策調整的縣域個案詮釋
75.我國生育政策演進與人口均衡發展——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全面二孩政策的思考
76.論家庭變遷與人口的生育行為
77.中國人口生育問題研究
78.城市流動人口的生育健康狀況調查
79.流動人口計劃生育管理服務體系的缺陷與對策
80.中國少數民族人口的生育轉變
81.生育率轉變與計劃生育政策的人口經濟效應評估——以四川省為例
82.婚姻家庭與人口生育立法分離之探討
83.對“單獨二孩”政策新的認識與思考
84.中國省際人口空間格局演化的分析方法與實證
85.中國城市人口生育意愿——對哈爾濱市已婚在業人口的調查
86.從以人為本看我國人口問題與生育政策
87.人口和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研究:回顧與前瞻
88.新疆人口生育水平的變化及其影響因素
89.流動人口生育問題研究綜述
90.高出生性別比地區人口預測研究——基于育齡婦女生育意愿調查
91.中國的城鎮化如何影響生育率?——基于空間面板數據模型的研究
92.人口生育問題與落實計劃生育政策的策略選擇——以廣東省潮汕地區為例
93.中國的低生育率與被忽略的人口風險
94.低生育研究——人口轉變論的補充和發展
95.“單獨二孩”:生育政策調整的社會影響前瞻
96.低生育率是中國的福音?——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看中國人口發展現狀與前景
97.現階段中國的總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來自戶籍登記數據的新證據
98.上海市閔行區流動人口生育狀況調查分析
論文摘要：財政供養人口問題涉及到財政負擔和政府職能運行效率問題，一直以來都是學術界和歷屆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本文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出發，分析目前我國財政供養人口存在的問題，為解決財政供養人口的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一、我國財政供養人口的基本情況
目前我國財政供養人口比例較高。從縱向看，我國財政供養人員比例在漢代是1:7948人，唐代是1:3927人，明代是1:2299人，清代是1:911人，1949年是1:294人(一說是1:600人)，而今天是1:30人(一說是1:28人)，有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1:9人(如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1個干部)。從橫向看，1999年中國是1:30人，印度尼西亞是1:98人，日本是1:150人，法國是1:164人，美國是1 : 187人。為支付眾多供養人員的工資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費，我國政府財政不堪重負，很多地方尤其是基層政府出現典型的“吃飯型財政”現象，其行政管理費及工資支出占到了當地財政收人的80 %--90%，政府基本上沒錢去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1997年我國行政管理費支出占全部支出總額14.7%， 1998年為14 . 8 % ， 1999年為15.3 % ， 2000年為17.4%， 2001年18.6%。這些行政管理費中包括極不合理的公車費、接待費等支出。“八五”期間，全國公車年遞增27，是GDP增長速度的3.5倍，到1999年，全國約有350萬輛公車，包括司乘人員在內的耗用為3000億元，而1999年我國的地方財政收人不到5600億元。中國烹飪協會統計，2002年中國餐飲業全行業年度營業額超過5000億元，其中公款消費為1000億元。2003年干部出國(境)達427萬人次，按每人花費1萬元計算，一年干部出境就要花費4.27億元財政資金。雖然美國各層級政府年度財政支出也占到了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近一半之多，但財政支出主要用于為納稅人服務的公共安全、醫療保障、社會保險、教育、貧困救濟等項目，政府雇員的“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比例卻很低。而在中國，“人頭費”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費用支出(主要是大吃大喝招待費和競相攀比、極其不合理的小車費用)在政府年度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很高，用于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支出比例卻非常低。
這幾年全國平均每年的財政支農資金有1000多億元，但70%以上用在了農業行政事業單位上，而沒有用于農業生產本身。在不少傳統農區，縣一級90%左右、地市一級80%左右的財政支農資金是用于“吃飯”。經濟學家吳敬璉曾指出，我國的機構臃腫和人員膨脹在某種程度上講已到了極限，財政成為“吃飯型”的財政，財政再分配的其它職能大受制約，嚴重影響許多重要的投人，如此發展下去，國民經濟的發展將嚴重受阻。財政供養人口的膨脹導致政府機構的臃腫，不僅嚴重降低了工作效率，加劇了官僚主義作風，妨礙了政府的有效運作，極大地加劇了財政負擔，導致各級財政陷人困境而難以自拔。政府機構每年增加一個財政供養人口，國家每年至少需要增加財政支出2萬元以上。據此計算，近年來財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資性支出達600多億元，占國家新增財力的60%以上。
二、從勞動價值理論看我國財政供養人口存在的問題
1，財政供養人口過多造成勞動力經濟學上的過多浪費
馬克思商品價值理論認為，商品價值是交換價值，即只有進行交換的產品才具有價值可言。“我們實際上也是從商品的交換價值或交換關系出發，才探索到隱藏在其中的商品價值。政府機構的勞動產品并非為了交換，而主要是為公眾提供一種無償的服務，因此，其勞動產品并非商品，其所供養人口的勞動也并沒有創造價值。財政供養人口越多也意味著越多的勞動力沒有參加商品價值的創造。雖然政府職能對于推動社會經濟、文化等各項事業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供養一定的人口是必須而又在所難免的，但因為其供養人口的勞動力沒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因此更應該注意供養效率問題。原則上，在政府機構中，一個人能干的活決不能給兩個人干。否則，在社會總勞動力一定的情況下，會減少商品價值的創造總量。
2，財政供養人口范圍過大不利于所供養行業價值的創造
根據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要求，財政供養的對象應該是提供公共服務的，市場不愿意或不能提供的領域，比如大型基礎設施、義務教育、基礎科研、衛生保健等公共社會事業。我國在1982年、1988年和1998年進行了三次機構改革，雖然在精簡政府機構、削減財政供養人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財政供養范圍過大的問題，政府職能“越位”的問題并未完全解決。因為政府機構所從事的勞動并沒有創造商品價值，所以財政所供養的行業也就無所謂像市場上的其他行業一樣，為追逐剩余價值而充滿競爭，因競爭產生極高效率，因效率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而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
3，財政供養人口結構不合理造成部分勞動力價值無法實現
根據國家人事部統計，目前我國政府機構中大專及以上的學歷約占80 %。有些地方招考公務員時明確規定非本科及以上學歷不可。不可否認，高學歷、高素質的財政供養人口能較好地履行國家職能，提高政府機構運行效率，但同時也應冷靜地思考，政府機構中例如文件收發等工作是否一定得是本科生或研究生。這里，不是否認收發等工作的重要性，而是對一于這些工作而言，只要具備一定的專業技能和文字語言功底的人就能很好地勝任。不可否認，政府職能中諸如政策制度的研究制定，法律、規章制度的解釋和實施等等確實需要高素質、高層次人才的參與，但不少崗位卻無須這樣的人才。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認為，勞動力價值由三個方面決定，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勞動力的教育、培訓、學習費用，因此，教育程度高的勞動力價值應高于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力。目前我國政府機構工資制度尚未能較好地體現教育程度對勞動力價值大小的影響程度，因此，往往出現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差距拉不開，也就造成高層次、高學歷人才勞動力價值無法完全實現的問題。
三、勞動價值論為解決勞動供養人口問題提供理論依據
為了解決財政供養人口比重大而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學術界建議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構筑公共財政，一致認為應該精簡政府機構，降低行政成本。問題的關鍵在于應該精簡什么機構，保留什么機構;哪些行政成本能帶來效益，是有效成本，哪些成本是沒必要花費，是無效行政成本。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商品價值是由抽象的人類勞動創造的，勞動是價值的源泉。但并非所有的勞動產品均有價值，只有進人交換系統中的勞動產品才能擁有價值，即只有生產商品的勞動才具有價值。為了解決財政供養人口的理論問題，有必要進一步探索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問題。馬克思《資本論)中所探討的勞動，更多涉及的是商品的生產勞動。但根據勞動價值理論，所有的商品都是勞動的產物，即便某種物品是大自然的產物，如原始森林，只要最終被拿來交換，它也必然是凝聚著人類勞動的結晶。馬克思說“動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產物，實際上它們不僅可能是上年度勞動的產品，而且它們現在的形式也是經過許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過人的勞動不斷發生變化的產物。要是說到勞動資料，那么就是最膚淺的眼光也會發現它們的絕大多數都有過去勞動的痕跡。可見，馬克思所謂的創造商品價值的勞動并非專指產品的生產勞動，而是指在產品成為商品之前所凝聚的一切人類的勞動，除了生產勞動之外，還應包括產品的開發、研究、包裝、運輸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只有在產品成為商品之時這些勞動才創造價值。 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可以理解為所有的勞動都有可能創造價值，但其勞動產品成為商品，其所凝結的各式各樣的勞動才真正創造了價值。這為解決財政供養人口問題提供理論依據，即財政供養人口的勞動與市場上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可以參與價值的創造，只要其勞動產品能推向市場。因此，政府要精簡機構、削減財政供養人口，首先必須研究的是哪些職能部門應該下放到市場，解放這些部門的勞動力，使它們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根據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的主要職能應是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彌補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缺陷，如遏制不完全競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或為市場機制的運行提供服務，如加強監督，維護經濟秩序。而對于諸如過多的行政審批制度而阻礙市場經濟運行的職能應加以取締;對于諸如咨詢、培訓等并非只有政府才能從事的中介服務應推向市場，使之成為商品的創造部門，參與商品價值的創造。政府在確定職能承擔范圍時應牢牢把握一個原則，只要是市場辦得了、辦得好的事情就不應該由政府來承擔。只有這樣，財政資金才能退出經營性、競爭性領域，轉到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方面，提高財政對政權建設、教育文化和科學事業、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需要方面的保障能力，從而改變“吃飯財政”的面貌。只有這樣，才能使越來越多的行業融人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增強競爭意識、提高運行效率，生產出高質優效的商品滿足市場需求，從而使社會財富越來越豐富精簡政府機構，削減財政供養人口必然牽涉到政府機構勞動力轉移的問題。在確定財政供養人口合理范圍和規模后，將多余的勞動力轉移到勞動力不足的部門或行業，不僅可以避免勞動力的浪費，還可以增加勞動力所創造的效益。如圖1所示，橫線E表示發揮最高效益所需的勞動力數量。A行業只需三個勞動力就可創造最大效益，目前尚有一個勞動力處于浪費狀態;B行業創造最大效益所需的勞動力與實際使用的勞動力相等;C， D行業實際使用的勞動力少于創造最大效益所需的勞動力。因此，通過A行業將剩余勞動力轉移到C行業，提高了整個社會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總量。
[中圖分類號]R-052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673-7210（2008）03（c）-149-02
依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人口問題的主要特點：一是人口數量多。全國總人口數達12.95億人,占世界總人口的1/5以上。二是人口素質有待提高。人口普查粗文盲率(15歲及以上文盲占總人口的比重)仍有6.72%，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4 571萬人[1]，所以，對于我國來說，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人口控制社會化應當成為今后人口控制的主要方式。要想使人口控制社會化很好的實施，需要生育控制的協助。
1人口控制社會化是當前人口控制的必然選擇
人口控制社會化是指在社會化過程中，個人把社會生育規范內化為自己的生育觀，并自覺承擔社會生育義務和責任的人口控制方式，是一種自律為主的柔性控制方式[2] 。
1．1從人口可持續發展理論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出發，我們應當選擇人口控制社會化
人口可持續發展理論就是要求人口增長速度和素質能夠朝良性的、穩定的、積極的方向發展，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按照自己的意愿辦事，也就是說如何使個人認識到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統一，怎樣才能使人們把人口控制的需求變成自覺自愿的選擇呢? 那就是通過社會化過程，使社會生育倫理規范和生育責任內化為人們的內心信念和生育意愿。
1．2 生育模式多樣化的現實與生育文化主流導向需求之間的矛盾，需要我們選擇人口控制社會化
在自我中心主義、享樂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丁克家庭、同性戀家庭、無子女家庭也相繼出現。社會開放使生育狀況變得難以琢磨。另一方面，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使婚育關系變得復雜而微妙[3]。這些變化都使生育模式呈現多樣化和難以控制的局面。社會變化與生育模式多樣化之間的中介因素，是人們對生育的自主選擇。人們對生育的自主選擇是否應當絕對自由呢? 當然不能。從社會發展的需求看，社會應當對人們的生育施加影響，應當適度限制生育選擇的自由。因此，社會主流文化只能根據社會發展的需求引導人們的生育意愿，引導人們的“自主”選擇。引導的最佳方式不是“堵”和“禁”，而是通過教育潛移默化，即社會化。
2人口控制社會化的主要途徑
社會化是個人由自然人成長發展成為社會人的過程，是個人同他人交往，接受社會影響，學習掌握社會角色和行為規范，形成適應社會環境的人格、社會心理、行為方式和生活技能的過程。把社會規范內化為自己的信念、習慣和人格，是人們社會化過程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社會化涉及社會和個人兩個方面。從社會的角度看，社會化是社會對個人進行教化的過程。從個人的角度看，社會化是個人與其他社會成員互動，成為合格社會成員的過程[4]。社會要想使人口得到適當的控制，實施教化的主要途徑有哪些呢?
2．1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
家庭是個體社會化的起點，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家庭對孩子成長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父母對于人口控制的態度直接影響著孩子的觀念。比如：一對有著“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和“女子終究是人家的人，嫁出去的女子潑出去的水”等思想的父母，不難想象出他的孩子思想也會受到影響。學校教育除教授他們所需要的技能外，還教授對待事物的態度和如何應用自己知識辯證地看待事物。對于人口控制來說，加強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至關重要。
2．2規范媒體的宣傳
大眾傳媒通過篩選信息、輿論導向等方式，對當今青少年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因此，要推行人口控制社會化，就必須規范大眾傳媒，使他們的宣傳為主流文化服務，對人類社會負責。
通過對社會大眾進行人口控制的社會化實施以后個體把社會規范內化為自己的生育觀，即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而在現實生活中，就需要生育控制協助完成。
3生育控制的倫理問題
生育控制是對人的生育權利的限制，包括對正常人生育權利的限制和對異常特定人的生育權利的限制，前者往往是一個國家為控制人口數量而制定的一種普遍的政策和法令，如計劃生育政策，后者往往是著眼于提高人口質量，對一些嚴重影響后代生命質量的特定的育齡夫婦實行生育限制。生育控制方法主要包括避孕、人工流產、絕育等。其中涉及的許多倫理問題歷來是生命倫理學關注的焦點。
3.1避孕是生育控制在人口控制過程中的主要手段之一
盡管避孕在今天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成為許多國家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有效手段，但在倫理學中，避孕還存在或需要解決以下的認識問題：
3.1.1 越來越先進的避孕技術推廣使用后是否會引起性關系的混亂這種可能性在一定范圍內是存在的，避孕使同生育過程可以完全分離開來，人們可以享受純粹的性快樂，而不必顧慮意外受孕及其帶來的后果，這就減輕了對后擔心的心理壓力， 從而改變了人們的性觀念，使婚前性關系和非婚前性關系會有所增加。那么，我們怎樣解決這種倫理問題呢？問題的關鍵在于加強教育，以道德和法律來約束和控制人們的。
3.1.2會使人們放棄生育的義務避孕在一定意義上的確是把婚姻與生育分離開來了，這種分離會不會使人們放棄生育的義務， 最終導致社會的利益與人種的延續受影響。
3.2人工流產
它是避孕失敗的一種補救措施。人工流產倫理爭論的矛盾焦點主要集中在胎兒是不是人，有沒有出生權利的問題上。其他問題的解決，例如婦女對于其自身的權利和社會對更自由的人工流產法的利益，首先依賴于胎兒是不是人，是否是一個能夠要求擁有權利的實體[5]。
人工流產在我國另一個倫理問題就是性別選擇，造成我國男女比例失衡以及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3.3絕育
在當今我國人口控制主要應用于：一是避孕，或出于夫婦個人的考慮，或由于社會控制人口數量的需要，絕育可達到不再生育的目的；二是優生，如果夫婦一方或雙方有嚴重遺傳病，絕育可保證遺傳病不再傳遞到下一代，也可改善人類基因庫質量。絕育倫理爭論的矛盾焦點主要集中在嚴重遺傳性疾病患者尤其是智力嚴重低下者的非自愿性絕育上。在倫理上，我們可以從有利、尊重、公正和互助等原則組成的倫理框架來分析和評價對嚴重遺傳性疾病和智力嚴重低下者的絕育[6]。
21世紀，人類最大的威脅不是戰爭和疾病，而是“人炸”，加之在現實生活中，先天性、遺傳性疾病也威脅著不少家庭和人群，如何解決呢？需要進行人口控制的社會化和生育控制相互作用，相互促進來實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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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相對過剩人口；資本積累；資本有機構成；就業
[中圖分類號]F24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646（2012）9-0088-02
一、相對過剩人口理論
1.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機制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從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出發，論證了相對過剩人口形成的機制。從資本積累的規律看，資本的有機構成具有不斷提高的趨勢。資本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形成相對過剩人口的必要條件。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直接結果就是可變資本隨著總資本的增加而減少。可變資本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比重日益減少時，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就會減少。在生產力迅速發展、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很快時，對勞動力的需求甚至還會絕對地減少。但是，與此同時，勞動力的供給卻在絕對地增加。因此，在資本積累中，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時，必然出現兩種相反的趨勢：一方面，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地有時甚至是絕對地減少；另一方面，勞動力對資本的供給卻絕對地增加。這兩種對立趨勢發展的結果必然形成大量失業人口，即相對過剩人口。
2.相對過剩人口的作用
相對過剩人口不僅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而且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和發展的條件。馬克思認為“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方面：第一，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需要有大量的勞動力迅速的投到擴張的部門中去，而又不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勞動力就是由相對過剩人口提供的；第二，相對過剩人口的存在可以有效的調節經濟周期波動對勞動力的需求，從而起到勞動力蓄水池的作用；第三，相對過剩人口通過競爭對就業工人產生壓力，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勞動積極性，降低工資水平。
二、我國就業問題
1.我國的就業現狀
當前我國就業問題的基本形勢是供大于求，就業形勢復雜。從2011年城鎮就業情況來看，我國新進入人力資源市場的勞動力達到1500萬多人，加上900多萬結構調整等因素新產生的失業人員，城鎮需安排就業人數超過2400萬人，我國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221萬人，勞動力供大于求達到1200萬人左右。2012年預計城鎮需就業的勞動力達2500萬人，總量有增無減，比“十一五”時期的年均數多100萬人，而今年年全年新增就業和補充自然減員增加就業仍將是1200萬人，城鎮就業供求缺口會在1300萬人左右。因此，擴大就業，穩定就業形勢是我國今后重大而艱巨的任務，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2.我國就業形勢嚴峻的原因
當前我國就業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分析其原因可以看出，我國就業形勢之所以嚴峻是市場經濟的共性原因和基于我國自身的基本國情的個性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分析有以下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資本積累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必然結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擴大再生產也以資本積累為前提，存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趨勢。在資本積累過程中，隨著我國生產技術的進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生產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相對減少，形成社會主義相對過剩人口。
第二，勞動力供給增長過快，勞動力需求相對于勞動力供給增長不足。一方面，我國持續的高自然增長率成為新增勞動年齡人口的重要來源。我國總人口由1950年的5.5億增加到2011年的134735萬人，勞動年齡人口增加為94000多萬人。另一方面，我國存在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形成潛在的過剩人口。隨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本身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逐年下降，勞動力長期處于閑置或半閑置狀態，會釋放出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我國勞動力供給日益增長，資本對勞動力的需求是相對減少的，這勢必造成勞動力嚴重供過于求的局面。
第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在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下，技術進步和資本投入對經濟的貢獻率取代了勞動力而
上升到首要位置，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有所下降，而勞動力供給不斷增加，供給大于需求，產生相對過剩人口；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導致一部分勞動者由于不適應新的工作崗位而變成結構性失業人口，使得相對過剩人口增多。
3.政策建議
第一，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新興產業來開拓就業新領域，在經濟結構調整中拓寬就業空間。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服務業和中小型企業，擴大就業和創業規模。
第二，創業促進就業。健全創業培訓體系，增強創業的理念，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和創業能力。完善小額擔保貸款、財政貼息、稅費減免等鼓勵自主創業政策。增強為創業者提供咨詢服務、融資服務、人力資源服務等的服務機制和機構以鼓勵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
第三，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政府應加強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務工的就業信息引導，使信息能及時有效的傳遞。進行職業培訓，努力緩解就業結構性矛盾，以減少結構性失業。同時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城鎮化過程，消除城鄉二元制經濟結構。從而促進農村勞動力就業，更好的實現我國農村人口的充分就業。
[1]馬克思.資本論[M].第1、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董克用.我國就業問題的特點與“十二五”就業規劃[J].中國就業，2010-09
關鍵詞：隨著流動人口；特點；存在的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2）07-0088-04
流動人口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必然現象。流動人口的出現和規模不斷擴大，是我國城鎮人口結構發生的深刻變化，表明我國不再是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而逐漸成為一個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流動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為當地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資源，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給治安環境帶來了一定的隱患。當前，全面認真研究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及存在的問題，解決好流動人口問題，對于加強社會管理、保障社會的穩定和繁榮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當前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國城市化水平開始大幅提升，流動人口也隨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變了我國人口總體結構。當前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規模不斷擴大。1995年，我國流動人口僅為5000萬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過2.2億。過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現的流動人口，如今遍布幾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動已經演變為全國性現象。同時，流動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不斷增大。1982年，全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僅占總人口的0.66%，2000年流動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這個比例達到17%。
（二）結構發生變化。一是年齡結構發生變化，中年農民工和兒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動人口主要由年輕人組成，呈現明顯的年輕化特征。到2010年，流動人口不僅變“老”了，40歲以上農民工的數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變“小”了，流動人口子女到城市里與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現象越來越多，全國流動兒童比例已經超過留守兒童比例。二是性別構成漸趨均衡。近幾年，更多的已婚農村女性進入城市，流動人口呈現出家庭化流動趨勢，促使性別比趨于均衡。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已婚流動人口中有84.5%與配偶一同流動。
（三）低素質化。在流動人口中，大部分人來自于生活貧窮、經濟欠發達地區。他們自身文化程度較低，法律知識匱乏，缺乏勞動技能，且缺少學習和培訓的機會。
（四）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以來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和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長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1982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國平均水平為5.5年；2000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國平均水平為7.62年；2005年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國是8.3年。這主要是由于流動人口群體相對年輕，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義務教育。另外，流動人口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越來越多。目前流動人口中具有本科學歷的人數已超過300萬人，拉升了流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五）人員復雜化。流動人口的流動，在很大程度上處于無序狀態，來源廣泛，流出地多，其來去行蹤不易掌握，且成份復雜，良莠不齊。流竄犯罪分子混跡其中，成為一個特殊的危險群體。從近幾年犯罪方式看，外來流竄犯罪人員相互結成團伙進行作案越來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鳥獸散，給追捕和辦案、結案造成很大困難，給社會治安也造成了極大的危害性。
（六）行為短期化。大部分流動人口所從事的職業均非正式，無正式勞動合同書，雇主或雇用單位辭退他們異常隨意。再者流動人口由于從業場所和職業的多變，居無定所，多呈流動居住態勢。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些年來，各地各部門在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基本上保障了流動人口的各種權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勞動權益保障問題。主要是勞動合同簽訂和執行不規范，簽訂勞動用工合同的比例較低；工作時間較長，據2010年全國流動人口監測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時，其中批發零售業68小時，制造業52小時；社會保障覆蓋率不高，由于尚未實現流出地與流入地社會保障方面的銜接，流動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項社會保障。
（二）子女教育問題。工作不穩定，流動頻繁，致使流動人口子女難以得到連續而穩定的教育，受教育質量偏低。接受完整義務教育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在流入地參加中考、高考的問題也已經凸顯。一些城市公辦教育資源不足，不能完全滿足流動人口子女的上學要求。
（三）工作技能提高問題。工作不穩定，不能接受連續的、統一的職業技能培訓，不利于流動人口提高生產技能，積累工作經驗，不利于形成穩定的、龐大的、有技術水平的產業工人隊伍。目前流動人口還無法滿足中國現代工業發展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
（四）社會融合問題。由于戶籍等因素，流動人口在城市就業和生活，卻不能平等享受公共服務，特別是留在城市的愿望難以實現。這使他們存在一定的逆反心理和苦悶情緒，也對社會秩序和穩定有較大影響，給社會管理帶來一系列問題。流動人口的長期存在還形成了幾個特殊群體，如留守兒童、流動兒童、留守老人，造成了不少的家庭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