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05 06: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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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璇歐 孔偉 單位：河北北方學院
在旅游項目投資過程中，各區縣資金流轉投入的順暢性都亟待保障，投入與產出的差距暫時存在差級過大、投入產出不成正比的問題。綜合而言，張家口市旅游產業發展尚處于硬件投入及基礎設施建設層面，各縣區的區位差異、資源參差、起步先后直接決定了旅游產業發展整體的速度和質量較低，未來發展之路任重而道遠。各區縣在推動旅游產業轉型升級中存在多方面困難，配合銜接不暢因為區域性的影響，全市各縣區發展旅游產業存在著多層面的問題（表略）。全市各縣區旅游產業發展中普遍存在旅游基礎設施薄弱；旅游資源分散、整合困難，旅游品牌打造滯后；資金計劃投入和實際投入差距甚遠、到位資金嚴重不足等問題。簡言之是“三大模塊、三個階段”的配合和銜接存在問題，即戰略思想與資源規劃模塊、硬件投入與軟件打造模塊、資金供給與市場營銷模塊間的配合不足；思想到規劃階段、資金投入到產品打造階段、宣傳到營銷階段的銜接不暢。
為了更有效地推動全市旅游產業的發展，各區縣積極踴躍，開拓思維，對旅游產業的發展都確立了近期目標與戰略規劃（表略）。同時，各區縣充分思考旅游主導產業的未來發展，圍繞制約當前旅游產業發展的瓶頸，提出了注重整體規劃，提升開發水平；加大配套投入，夯實發展平臺；出臺優惠政策，創優發展環境；加快人才培養，提升服務水平；塑造張家口市文化旅游總體形象等諸多可供借鑒的意見和建議。 立足于張家口市旅游產業發展的實際，結合環京津地區旅游產業框架分析，筆者認為必須審時度勢、冷靜思考旅游產業發展的客源市場和旅游產業發展的優劣勢，進而提出張家口市旅游產業的“五步走”建議，即厘清發展思路、明確發展目標、設計發展框架、搭建發展平臺、凝煉發展精品。厘清發展思路張家口市旅游業的發展在全國范圍內起步較晚，由于歷史原因與特殊區位的制約，在20世紀末期才嶄露頭角。在經濟信息時代的沖刷下，旅游產業發展的低碳性、帶動性及潛在性等優勢都日漸體現出來，成為眾多城市和地區經濟發展、推動就業的重點產業。在時下倡導發展旅游產業的大趨勢下，張家口市與時俱進，結合自身資源，從傳統旅游業的發展中尋求突破口。創新旅游產業發展，確立“4＋3”重點產業中旅游業為第一主導產業的發展思路。這一高度精準的界定，無疑為張家口市旅游產業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明確發展目標眾所周知，張家口市是一個綜合性旅游區域，其“綜合性”界定，主要是基于其資源的種類繁多、旅游產品的多樣性和各旅游景區景點功能的綜合性；同時張家口市也是一個休閑旅游區，盡管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跡，但考慮到其面對的是京津高端市場，其原生態休閑旅游資源更具獨特性和吸引力；此外，鑒于北京、天津、承德等市旅游文化休閑發展已相當成熟和張家口市獨特的草原風情和冰雪資源，遵循錯位發展的原則，張家口市旅游發展的目標應確定為“綜合性休閑旅游目的地”，即以運動康體為主題，以草原風情、滑雪運動、三祖文化、民俗休閑、葡萄酒文化休閑為依托，以其它自然、文化景觀為補充。只有明確發展目標，才能集中資源優勢有效地推動旅游產業的蓬勃發展。設計發展框架在發展思路和目標的指引下，張家口市旅游產業未來發展框架必須高起點、高站位，既要統籌兼顧，又要突出重點。在過去，全市旅游發展相對緩慢，各區縣只注重本轄區內旅游資源的開發，缺乏整體規劃。旅游投入分散，旅游規劃具有相似性，致使開發運營的旅游景區吸引力不足。總結已有的發展經驗，筆者認為，張家口市旅游產業的發展必需圍繞“政府主導、市場運作、企業經營、社會參與”這一主線進行設計，全局動員、多方努力、協作發展、謀求共贏。只有這種發展框架才能集思廣益，充分調動各行各業的積極性，形成旅游產業發展的合力。
在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走出去、引進來”則被視為一條成功經驗。然而“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卻逐漸成為張家口市旅游產業發展的主導思想，從長遠發展看這是非常危險的。產業的發展要靠硬件的投入和軟件的打造，硬件投入絕非一朝一夕，而且硬件的維護成本較高、時限較長；軟件的打造同樣不容忽視，高素質的從業隊伍建設和專業的人才培養直接決定了硬件的投入產出比。因此，張家口市旅游產業發展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硬件依托招商引資，軟件依托本土培養，為資本與資源的融合搭建發展平臺。凝煉發展精品張家口市人文旅游資源雖然歷史悠久，但是分散及破壞嚴重，修復、重建投入很大；自然生態資源雖然豐富，但開發難度大，交通不夠便利，發展前景不明朗。面對這些現實的困難，應“統籌全局，整合資源，集中力量辦大事”。過去挖掘旅游資源主打“文化牌”，然而就張家口市而言，要在國內旅游產品同質化程度高的環境下，深度挖掘資源和文化的“特殊性”，強調“人無我有、人有我特”，以自己的產品特色、文化個性，帶給廣大游客截然不同的心理感受，并以差異化的市場營銷策略來贏得市場，從而使張家口市獲得游客的高度認同。作為環京津旅游產業帶的一個組成部分，張家口市旅游產業的發展不僅僅是為推動張家口市自身經濟的發展，更要為張家口市參與環京津休閑旅游產業帶的運作提供決策支持。要針對張家口市旅游發展的現狀及遠景規劃，結合張家口市現有的旅游資源優勢，縮短區域旅游“梯度差”，通過厘清發展思路、明確發展目標、設計發展框架、搭建發展平臺、凝煉發展精品的“五步走”戰略，推動張家口市旅游產業迅速發展，將張家口市打造成京西北重要的休閑旅游目的地城市。
（一）學生對法律的學習積極性不夠
高校的教學任務較重，所以除了法律專業的學生，大部分同學接觸到的普法活動還是比較少的，基本上都是靠一門《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來對學生進行法律教育，但是這門課程在許多高校都是公共課，對學生的要求不高，所以，很多同學就不重視這門課的學習，也就沒有了主動學習法律的積極性，甚至很多同學只是為了考試而對書上的內容死記硬背，這樣的學習，會讓學生產生法律學習是很枯燥的錯誤想法。
（二）法律意識淡薄
法律意識和法律素養一樣重要，一個好的法律意識能使一個人積極守法。而現在許多的大學生法律意識都十分淡薄，經常分不清道德準則和法律的界限，對一些違法事情卻站在道德的角度去分析，對一些需要公平公正處理的事情會帶有私人感情，這些都是學生對法律的認識不夠，法律意識淡薄的表現。
（三）不懂得利用法律維權
其實對一個人的法律教育是一個漫長的、困難的過程，而在高等教育階段，想要培養出一個專業知識和法律知識同樣優秀的人才更是難上加難。就像前文所說，一門思修公共課就作為整個大學階段的法律教育是不夠的，如果都以應付考試的態度來對待這門課，那么這門課的存在沒有任何意義。也就是說，一旦自己的權利受到損害，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是違法的，應該通過法律手段來維權，不會把學到的法律知識運用于實踐，這樣的教育是失敗的。
（四）法律意識淡薄
甚至可能導致犯罪很多學生法律意識淡薄到分不清犯罪和不道德行為的區別，這導致了近年來大學生的犯罪率越來越高。對大學生犯罪的研究表明，原因各種各樣，可能是因為貧富差距，可能因為日常小事的矛盾、感情破裂、極端主義、報復心理，等等，但這些原因，歸根結底還是由于學生的法律意識淡薄，對法律的嚴肅和不可侵犯性認識不夠，連一些行為能不能做都不清楚。
二、對高校的法律教育進行改革
從而培養出學生優秀的法律意識對高校的法律教育進行改革是培養學生法律意識的一個主要途徑，改革主要是針對法律教學方面，首先是對思修這門課的重要程度進行大幅提升，對教學內容也要進行改革，不再以枯燥的法律條文作為上課的主要內容，而是把培養學生的法律意識當成主要教學目標，對一些死的法律條文，可以當做課外讀物。這樣的改革會使得課程更加精煉，使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
（一）學校應營造良好的法律教學氛圍
高校應和國家保持步調一致，每個學校都應有自己的規章制度去要求學生遵守，如果學生違反了相關制度，就應該根據規章做出適當的處罰，不能因人而異而讓學生產生法律可以講人情這一錯覺。當然，這些法律法規一定是科學合理的，這樣就能在校園里營造出一種良好的法律氛圍，讓學生感受到法律就在身邊，慢慢提高法律意識，對學生日后走上社會起到巨大作用。
（二）加大法律的宣傳工作的力度
法律的宣傳工作是很重要的，可以定期進行法律知識講座，在高校建立法律援助中心，違法情景演練等，這些能把枯燥的上課內容形象生動地表現在學生的面前，使學生對其有了更深的理解。
（三）舉辦心理教育活動
一、診所式法律教育與法律援助結合的必要性
（一）診所法律教育的公益性美國自1830年起，律師在法學院的集中訓練開始逐步取代了學徒模式，其后案例分析教學法正式確立，并成為美國法律學校占主導地位的教學方法。但自20世紀60年代起，法律現實主義運動學者對案例教學法提出了質疑[2]，而診所教育能使學生真切地感受到現實問題的復雜性和生活的多變性，使學生真正在實踐中分析和解決法律問題。另一方面，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促使教師和法學院學生意識到將法律規則運用于實踐，通過提供法律服務來培養自身法律實踐能力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學生在知識結構上的不完整、經驗上的不足，缺乏教師的指導和其他機構的幫助，在提供法律服務的過程中就會顯得力不從心，以致不能能為當事人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幫助。在這些矛盾凸顯之后，美國的法學家開始意識到，要解決這些問題，可以借助法學院師生的力量。同時，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的前身———判例教學法已隨著法學教育的發展呈現出越來越多的局限性。人們開始懷念學徒制，診所式法律教育在這種背景之下逐步形成[3]。從上述美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的起源及發展可見，診所式法律教育與法律援助工作密不可分，診所教育目標本身即帶有公益性。
（二）彌補課堂教學不足的需要如前所述，盡管與早期的法學教育傳統方法“講義教學法”相比，案例分析教學法具有明顯的優勢，能夠突出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地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并獲得良好的邏輯推理能力，但是它也有著明顯的缺陷：忽略了法律實踐中許多基本技能的訓練，例如會見當事人、事實調查、法律咨詢、調解、談判等，而且也忽略了在判斷力、職業責任心以及理解法律和不同的法律職業人的社會角色等方面對學生們的培養。另一方面，即使是專門面向實踐技能訓練的診所式法律教育，其有針對性的課堂教學也同樣無法提供真實案件的效果。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可以有效彌補這一欠缺。從會見當事人開始，咨詢，到正式接受委托，事實調查，乃至參與談判、訴訟，都由診所學生擔當主要的角色；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的，一個具體處理方案的失策乃至一個細節決定的失當，都可能會產生極其不利的后果，在可能產生的法律責任所加諸的壓力下，學生的積極性和投入程度是毋庸置疑的。
（三）法律援助的龐大需求與資源匱乏的矛盾法律援助是一項深受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民心工程”。但目前我國法律援助需求與供給之間的缺口很大。據統計，2010年全國法律援助機構的平均工作人員只有3.75人，法律援助機構平均受理審批法律援助申請222件，按照最低審批所需工作日計算，僅這一項工作所牽涉的人力之大就無需多述[4]。以廣東為例，廣東是一個人口大省，常住人口達9194萬人，同時也是全國進城務工人員（農民工）最多的省份，約2000多萬，占全國的1/4。但政府能夠投入的經費有限，據不完全統計,1997年至2006年10年中,全省各級政府投入經費共1.985億元[5]。按照這一數據，平均每萬人的法律援助經費只有約2000元/年。上述數據充分顯示，無論從投入的人力還是財力來看，法律援助工作僅依靠政府投入是遠不能滿足現實需求的。因此，作為政府提供法律援助的有益補充，利用高校師生資源，診所式法律教育過程中所提供的法律援助能夠起到一定填補缺口、緩解矛盾的作用。
（四）診所式法律教育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有利條件一是診所學生普遍珍惜實踐機會，工作熱情很高。從實踐經驗來看，診所學生非常珍惜接觸、真實個案的機會。學生還沒有直接面對生活的經濟壓力，赤子之心使他們更能同情當事人的際遇，盡管沒有經濟收益，但他們投入法律援助工作的熱情高漲。二是診所法律援助的機制相對靈活，能填補政府法律援助之不足。從法律援助的可獲得性要求上來說，主要體現在經濟困難標準和范圍的規定上。但政府提供的法律援助對于經濟困難證明的要求較高，尤其對于外來務工人員，要回到戶籍所在地開具經濟困難證明，不僅手續繁瑣，經濟成本（主要來回的交通費）和時間成本都較高。三是診所學生在教師指導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是一種保護下的獨立，工作的風險大大降低。診所學生畢竟涉世未深，欠缺實務經驗，如果完全放手讓其獨自面對社會矛盾尖銳激化的局面———訴訟糾紛，很可能出師未捷即已折戟沉戈，搞不好還可能要承擔失職的法律責任，這不僅可能會使遭受挫折的學生心理上產生陰影，也會給診所法律援助工作帶來負面影響。而診所教師能夠以其豐富的實務經驗與社會經驗，給予學生必要的指導與支持，使診所學生獲得“保護下的獨立”，降低風險。診所學生在羽翼未豐之時，未具備獨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能力，診所教師的幫助是不可或缺的。
二、診所式法律教育結合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
（一）案源穩定性問題在我國診所法律教育實踐中，案源不穩定是很多法律診所開設的法律援助中心面臨的困境之一。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從當事人的角度上，由于學生無論在理論知識還是實際執業經驗上都有明顯的欠缺，即使有教師的指導，部分當事人還是會對案件勝訴率的把握上心存憂慮，因此，他們不放心將案件交給學生。其次，從學生方面來說，現實中并不是所有案件都適合學生辦理，對接收到的咨詢個案必須要加以選擇。最后，由于我國診所法律教育總體上還在起步階段，社會宣傳力度還不夠，很多人對學校診所教育以及所提供的法律援助還不是很了解。如果一直缺乏真實案源，學生就無法通過真實的案件、真實的當事人真切地在辦理過程中掌握基本實踐操作技能和了解司法制度體系，更別提法律職業道德以及社會公益心的培養，診所教育的效果必然會大打折扣甚至失去存在的意義。故此，案源不足是診所式法律教育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二）糾紛類型的單一性問題診所式法律教育中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普遍面對的另一個問題是受案類型的單一性。一方面，由于法律援助資源不能沖擊正常的法律服務市場，只能針對于特定人群與特定類型案件提供援助，而這些人一般面對的法律糾紛往往集中于勞動爭議、人身損害賠償、離婚、刑事案件等，案情一般也較為簡單，而復雜的案件類型如房地產糾紛、公司有關的糾紛、知識產權糾紛等則不會涉及到。這就使得診所學生辦理案件的類型偏向單一，無法獲得全面的鍛煉。另一方面，法律援助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刑事案件，但由于診所學生并非執業律師，不能到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這使得他們的受案范圍進一步收窄。
（三）經費保障問題與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相比，高校開設的法律診所（法律援助中心）更經常面對經費不足的問題。據中國診所法律教育網站的資料顯示，高校的法律診所援助經費來源主要有三：一是從學校的行政開支中列支；二是來自校內師生的捐款；三是來自社會的捐助。例如，復旦大學的法律援助中心建設初始的經費來源包括：中心成員捐獻了自己的獎學金、生活費近1000元，復旦律師事務所捐贈500元及法律系一些開支的報銷。但是都存在經費不足、不穩定的問題。經費缺乏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法律診所的發展。
（四）診所學生開展法律援助的法律保障問題法律診所開展法律援助工作，主體是學生，但在校學生走出校門從事法律援助工作會經常遭遇各種制約。一是調查取證權利受限。由于學生并不具有律師身份，到有關部門調查取證的權利就受到限制。這使得學生法律援助工作的效果受到一定影響。二是出庭權利受限。由于社會上有部分不具有律師資格的人非法從事有償法律服務，許多地區的法院、勞動仲裁委員會都訂立了對公民的限制規則，例如，有的法院規定公民必須與當事人有親屬關系，有的勞動仲裁委員會要求公民要當庭提供免費的協議。三是學生人身份沒有得到尊重。個別法院或者仲裁員不了解診所學生法律援助的情況，對出庭的診所學生不信任，對其人身份也不認可，在調解過程中繞開學生，容易使當事人對學生人產生誤解或不信任，不利于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
（五）人員流動性問題考慮到法律援助工作對學生專業知識結構完備性的要求，學生參加法律診所課程和參與法律援助一般已經是大三，而學生大四大多已要找工作、考研等，參與辦案的時間很難得到保障，畢業后去向就更難確定。而許多案件，從一審到二審再到執行，起碼是半年至一年，如果涉及發回重審則時間更長，走完全部程序可能會持續兩年以上。隨著參與辦案的學生畢業離校，案件跟進可能會出現銜接上的問題。此外，很多法學院有關法律診所的課程一般只安排一學期，當課程結束后，學生就會將精力重新投入到新的課程學習上,并從相關的實踐工作中退出。這樣，高校法律援助中心里工作人員的穩定性就很難得到保證，中心的主要精力就不得不用于培養新的學生上，那么法律援助中心的辦案質量、成員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就會受到限制[6]。
三、我國診所式法律教育的法律援助環節的路徑
完善法律援助工作環節是診所式法律教育的重要內容，實踐中上述問題的存在，影響了診所教育的效果。為此，需要有切實的方案解決或至少是緩解這些問題。
（一）建立多元化案源渠道沒有足夠的案源，大多數學生沒有參與實踐的機會，診所工作只有單純的值班等待咨詢，診所課堂教學中的實踐技能沒有應用的機會，容易使學生產生“無用武之地”的倦怠心理，大大影響了教學效果。走出校門，多方面開拓案源是必要的。筆者所在高校的診所學生自發組織，通過與社區辦事處有效溝通，定期到社區提供法律咨詢服務，為了有效吸引更多群眾的關注，他們還與本地的社工組織聯系，一同組織活動。通過與社區建立長期聯系與合作，加大宣傳力度，打開局面，是開拓案源的有效途徑。另外，法律診所還可以與當地司法局的法援處聯系，定期組織診所學生參與法援處的值班，在執業律師的指導下參與值班咨詢。由于診所的機制相對靈活，部分不符合法援處受理條件的案件可以轉交診所處理。
（二）開源節流，拓寬法律援助經費來源法律援助既然是著眼于社會服務，就不能因為經費問題變無償服務為有償服務。法律援助經費問題可以從兩方面著手解決：一方面，法學院可以合理配置現有教學資源，整合部分實踐課程，適當調撥資源給法律診所用于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高校法律診所應當積極爭取各方面社會資源的支持。法學院應當借助其教師與學生良好的專業素養在其所輻射的地域為社會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務，形成較好的聲譽并獲得所在地域公眾的認可。法律診所對社會的貢獻越大，得到各項社會資助的可能性就越大。但目前我國高校的法律診所普遍未形成足夠的社會影響，社會資助渠道并不暢通。故此，提高診所自身專業服務能力，是獲得社會資助的條件之一。
（三）各方面協調，保障診所學生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首先，診所學生人身份問題需要診所的法律援助中心與其他部門協調解決。以勞動爭議為例，對于公民，根據《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及相關法律法規，原則上只要求不能收費，但各地往往另有特別規定。例如，廣東省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對于公民資格要求就比較嚴格，其的《勞動仲裁委托人暫行規定》（以下稱《暫行規定》）第六條第一款確定了可以作為人的范圍；而根據第十條的規定，學生人一般也不屬于有正當理由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許可的其他公民。所以，只能以“有關的社會團體或者所在單位推薦的人”的身份擔任勞動仲裁案件的人。根據《暫行規定》和本地勞動仲裁委員會的做法，筆者指導診所學生擔任人時一般按照以下規程：由政法學院與當事人簽訂免費的《委托合同》，政法學院向勞動仲裁委員會提供上述合同，并出具關于指派學生擔任人的信函。另一方面，學生人并非律師，調查取證的權利受到很大的限制。解決的辦法暫時只能是申請法院、勞動仲裁委員會調查取證，或者讓當事人自行取證。如果上述方案都無法實現，案件處理效果可能會受到影響。首先直接的影響是當事人可能會因此對學生人產生不信任感，覺得診所無法有效幫助自己解決問題。但隨著《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完善，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這一訴訟權利得到程序上的保障，學生人取證難的消極影響會減弱。
保險從大的方面可以分為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社會保險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商業保險主要包括財產保險、人身保險以及責任保險和保證保險等。社會保險是一種最基本、最普遍、最低程度的對社會中的廣大勞動者實行的保險，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商業保險卻是作為保險人的保險公司與投保人之間基于合同的約定所建立一種保險關系。商業體系保險的范圍一般講比社會保險要窄，而其保險費卻遠高于社會保險。有關保險的法律事務很多。律師在辦理此類事務時主要的工作內容是：
第一，保險合同訂立時的主要工作。這是律師辦理法律事務時的重要工作之一。無論是社會保險還是商業保險，投保人在與保險人簽訂保險合同時必須對合同條款進行認真仔細的審查，確實了解自己可以享受什么樣的保險權利，在什么樣的情況下自己就會造成單方違約。由于保險合同通常都是由保險人提供的格式合同，而且隨著保險種類的增多和日益多樣化，保險公司出具的保險合同更為復雜，更具有專業性。因此，尤其是律師在辦理簽訂商業保險合同的有關法律事務中，要認真審查合同的主要條款，明確諸如保險標的、保險責任及其免除、保險期間，保險價值和金額、保險費和保險金賠償及其支付辦法等合同的主要條款，而且要根據不同種類的保險合同進行有著重點的審查。同時還要明確保險人以及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及其相互關系。只要這樣，才能盡可能地保護作為相對弱者的投保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保險合同變更和履行中的主要工作。這主要表現在保險合同的一方主體如投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的變更，或保險合同的內容如保險期儉、保險費或保險賠償金等的變化上。主要的是這種變更必須是保險當事人的雙方自愿而且要經過合同確認等。保險合同的履行，是保險法律事務中又一重要的內容。主要表現在要明確保險合同當事人的雙方具有什么樣的權利和義務以及雙方履行合同義務的具體情況方面。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如何索賠、在合同約定的什么條件下可以索賠、保險人在什么條件下應按約理賠等。保險事故是否發生、事故的基本情況以及其的真實性程度等，都是律師在辦理此類事務時所要進行的主要工作內容。當然，根據具體的保險合同，所要進行的工作內容不盡相同而且要復雜的多。
第三，保險合同發生糾紛時的主要工作。當保險合同雙方當事人在保險合同的履行過程中對保險事故是否發生及其真實性程度、是否應予理賠、索賠是否成立以及金額應該是多少等方面發生糾紛時，律師的主要工作應是依據事實和法律，進行全面仔細地調查取證，爭取使雙方取得和解或進行調解。否則，只能通過訴訟的方式解決雙方的糾紛。
保險業是一個受到法律高度監管和干預的特殊行業，它的發展與法律強制規范的內在關聯度，要大大高于其他的金融行業。從我國現階段情況看，保險市場競爭秩序久治不愈，與作為市場主體的保險公司體制落后、機制不活直接相關，但根源在于法律制度設計和法律實現方式存在缺陷。
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現有保險法律制度的立法本意，還遠未回歸到以市場機制為基本的資源配置方式、公司企業法人自擔風險的本位上。
現有保險法律制度一個重要缺陷是，忽略了市場主體利益最大化的合理預期，規定強制性義務的同時，不重權利的相應保障。保險公司營銷員法律地位的懸而未決和尚存的保險資金投資渠道法律限制就很典型。
其次，法律制度設計單純考慮了法律的強制性因素，對與其它學科的交叉研究和吸納不夠，如經濟學在節約法律成本方面，心理學在分析市場行為方式方面，社會學在研究群體效應方面等。
法定公司的類型過于狹窄，企業運作機制也未進行強制性規范，使得保險法律制度的調整范圍和調整效果十分有限。保險法繼承了公司法按所有制形式進行立法的思路，強制規定有限責任和國有獨資兩種組織形式，而現階段仍具有發展土壤的合伙制、互助合作制和集團公司，未能在法律上予以明確和規范。
同時，現有法律制度對市場經營主體分權制衡和法人治理機制的規定，過于粗糙和原則，沒有強制性規定，這也是一些市場主體經營粗放、內控制度虛設和經營違規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對運營資本的規定缺乏靈活性，對注冊資本要求過高，不利于自然人資本、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等社會資本進入保險業。
從執法上看，實踐中一些問題需要正視：
制定規則，維護秩序，是監管主要職能之一。但衡量一個監管機構是否盡職，不完全在于制定的法規多么完善健全，更在于它實施“法治”的含量和執法的效能。當前的主要問題首先不是缺少法律，而是法律執行不到位。
二是法律的實現上依賴于行政方式，執法程序不規范。在市場秩序的整頓上，“運動式”執法加大了執法成本。
三是對公司自律和行業自律在規范市場競爭秩序中的作用，估計過高。在市場競爭秩序的治理上，法律是基礎和前提，行業規范只能是補充。客觀地講，過去所投入資源建立的眾多區域性保險行業自律組織，以及它們制定的各種自治章程、公約，在市場秩序的規范方面所起的作用有限，根本原因還在于市場化初期，適合行業自律組織發揮作用的條件還未成熟。
四是沒有投入適當的監管資源，創制有效的保險爭端投訴解決機制。保險合同屬標準格式合同，保險產品技術含量高，決定了保險業的消費者比其他金融業更容易受到傷害。現階段我國保險行業沒有重視具獨立權威的仲裁機構的作用，把問題主要交由保險公司協商和法院裁決，使一些爭端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決，挫傷了投保人對保險市場的信心。
(一)事實婚姻法律概念模糊，不利于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在我國《婚姻法》中沒有明確指出“事實婚姻”的概念，只是在司法解釋中將事實婚姻定義為“未婚男女雙方，在未取得結婚登記證之前，按照正常夫妻的生活方式生活，不但雙方當事人承認夫妻關系，也同時得到社會認可的婚姻模式。這種法律概念的模糊，不但給司法處理帶來不便，更無法有效保護雙方當事人合法權益不受侵害。
(二)法律認定條件苛刻，無法行使雙方當事人權利。
在事實婚姻被法律具體認定時，法律也是持有選擇性認可的態度，即雙方當事人只有在向法院且在雙方提出分手時已具備結婚的實質條件作為判斷是否屬于事實婚姻的唯一標準，只有全部滿足以上條件方可能得到婚姻法的保護。而在實際操作中，如果按以上判定標準，將雙方當事人是否向法院，作為是否享有法律效力的標準，則會導致一些問題的發生:雙方當事人在之前應不應該被看作是非法同居，并受到相關法律的制裁，或是法律默許了非法同居的合法化二雙方當事人如果既不辦理離婚也不到法院提訟，是否應在法律上享有事實婚姻的權利，并承擔一定的法律義務。
(三)法律程序存在形式主義，忽視婚姻的內在本質。
婚姻是在男女雙方當事人共同生活過程中形成的一種生活關系，只要這種生活關系曾經發生過，就應得到法律的認可。在我國司法解釋中，在處理事實婚姻當事人提出的財產分配、遺產繼承、有關下一代撫養權等事宜時，要求只有當事實婚姻雙方當事人補辦結婚登記手續后，才能得到婚姻法的保護，并可按照婚姻法的程序進行后續處理。
二、完善我國事實婚姻法律制度的措施
(一)加大普法教育力度，樹立正確婚姻觀。
一是民政結婚登記管理部門可通過互聯網、電視、微博、派發宣傳單等方式，使未婚男女在充分了解結婚登記手續的重要性的同時，學會認真思考婚姻的真諦，學會如何正確行使自身在婚姻中所擁有的權利與義務，增加未婚男女的家庭責任感。二是教育部門可適當在高中、大學開設婚前法律知識課程，使學生能夠以正確的角度看待婚姻，形成正確的愛鼠婚姻觀。
(二)建立監察與處罰制度，降低事實婚姻現象的發生頻率。
一是盡快出臺婚姻登記制裁制度，使民政婚姻執法部門在處理違法案件時有法可依，減少我國事實婚姻發生的數量。二是民政部門內部成立監察科，專門負責對所轄區域事實婚姻進行監察，并主動聯系被查人員單位、社區人員，對發現的事實婚姻當事人進行說服教育，對拒不整改的當事人可采用罰款、建議所在單位通報或開除等手段，加大當事人違法成本，對全社會起到震懾作用。
(三)完善法律認定條件，以行為發生作為判定標準。
我國法律應明確事實婚姻的概念及存在要件，為各地司法部門處理事實婚姻訴訟提供法律依據，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一是法律應將雙方當事人意愿與年限作為事實婚姻法律要件。明確只要是雙方當事人出于自愿，且同居滿一定年限，即可判定為事實婚姻的成立。二是法律應以雙方自愿同居的日期作為事實婚姻效力開始日期，并以同居生活發生與否作為判斷是否享有事實婚姻法律效力的唯一標準，不可以是否雙方當事人進行訴訟作為判定標準，突出行為發生的判定地位。
(四)建立健全我國婚姻登記制度，規范事實婚姻行為。
民間金融市場行為，如站在融資方角度，其實質就是吸收資金的行為。我國民間金融市場以民間借貸為核心，還包括以股、合伙、信托等方式吸收資金的融資行為。限于法律約束，民間金融法律治理應堅持民間金融行為在非公開范疇內運行的底線，給予民間金融生存的合法空間，避免民間融資權利與自由的濫用。在民間借貸法律問題的探討中，豆星星教授等認為當前我國民間借貸法治存在一些制度性問題亟需完善：一是民間借貸的利率規范不科學、不完善。應在立法上明確區分經營性借貸和生活性借貸，做出合理的民間借貸利率最高限額標準，并對超過一定利率限額的高利貸行為設定處罰措施。二是民間借貸行為金融監管嚴重不足。可建立陽光化機制，借助民間借貸備案制等制度設計將民間借貸行為公開化、合法化、有序化。
陳正江教授指出，近年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與非法集資類刑事案件交織，形成刑民交叉案件現象增多，應從司法機關、政府部門和當事人三個層面對其進行妥善處理：（一）在司法機關層面。嚴格審查借貸關系合法性，建立金融案件聯動處置機制，統一金融借貸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尺度；準確把握刑法介入民間借貸的空間，盡可能幫助受害人挽回經濟損失。
（二）在政府部門層面。建立健全與司法機關的協同應對機制，加強法律、法規和政策宣傳。（三）在當事人層面。增強投資者金融交易風險意識，建立健全被害人法律救濟機制，應賦予被害人選擇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程序選擇權。陳飛博士認為，與正規金融不同，民間金融通過構建“類信托機制”來實現和滿足其對信托功能之需求，以《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中創設的新型民間融資工具“定向集合資金”為例，其運行機理與信托原理基本契合，但其對于合格投資者與投資方式等要求都更為寬松，應進一步完善該制度以發揮其積極作用。一是要明確募集資金的投向，限定其直接投資于單一法人自身的生產經營性項目。二是要完善財產獨立的制度保障，借鑒證券投資基金的做法，由地方出臺規范定向集合資金會計處理的相關文件，確立定向集合資金為會計核算主體，徹底落實其財產獨立原則。
二、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的探討
浙江省銀監局傅平江副局長認為：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應注重市場化導向，尊重私權交易自由和民間金融習慣。一是要通過地方政府、社會中介的充分服務引導規范民間金融，制定合理規則指導民間金融趨利避害。二是要加強教育，增強民間金融參與主體的法律意識、風險意識、誠信意識。浙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丁平練指出，在民間金融市場監管中應明確地方政府主管民間金融的職能和能力，優化地方金融管理的體制和機制：一是要強化民間融資市場的行業監管體系和各監管主體間的協調監管機制。通過建立政府部門間民間金融監管信息的共享機制，做到及時監測、統計和分析民間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加強對存在風險的民間金融機構的管理和監督檢查。二是要加強民間金融市場的自律組織、行業協會的建設，發揮其自律監管功能。在民間金融市場具體監管制度構建的探討中，呂貞笑等根據《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構建的三類民間融資服務主體和民間借貸備案制度，結合浙江省民間金融市場監管的實踐，提出“服務加輕觸式監管”的理念。并認為：民間借貸備案登記制度作為輕觸式監管方式的創新，充分尊重了民間借貸的習俗性與私權性，但目前其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需在與實踐的磨合中完善。其一，備案制度本身不足，如強制備案的標準過高、備案制度的審查方式不清晰、跨地區民間借貸備案制度不明確。其二，備案制度外部吸引力不夠，備案材料的證據效力有待商榷，無法通過備案排除非法集資嫌疑，導致借貸雙方備案積極性不高。針對制度本身問題，建議設置可調節、市場化的備案金額標準，確定形式審查為備案審查方式，細化跨地區借貸行為的備案制度；對于外部性問題，建議增強備案制度的積極意義，進一步夯實正向鼓勵措施。
三、民間金融市場信用體系法律制度的探討
現代社會經濟活動是一個高度依賴于信用的網絡化的動態系統。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化，頻繁出現的“跑路”事件充分顯示了重塑社會信用體系的現實緊迫性。王琳認為，目前我國信用體系存在諸多不足，如缺乏個人破產制度，缺乏民間信用征信體系、信用數據資源分割、信用信息應用領域狹窄、信用服務行業不規范等。應盡快完善信用體系，形成比較便利、可查詢、可應用的信用信息系統。可在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和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的基礎上，探索建立民間金融信用信息系統，并與目前的企業、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相對接，為放貸人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李海龍博士指出，應以民間借貸信用體系的建立作為民間金融市場信用制度建設的切入點，具體應從如下方面進行制度構建：（一）完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建立民間借貸信用數據庫，收集自然人的個人基本信息、職業、家庭狀況、收入和財產、借貸記錄等關系到個人信用的項目，并實現借貸雙方信息的電子化管理。（二）通過民間擔保機構建立企業信用制度。民間擔保機構應當審核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嚴格自律控制風險。（三）發揮第三方機構信用評級在民間借貸領域的積極作用。幫助民間借貸關系人通過獨立的評價機構正確了解到當事人的信用情況。另一方面，信用評級機構需受到國家法律規范的制約，承擔有效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的義務，對信用機構的失信應有相應的懲戒制度。設計科學合理的信用評估標準是發揮信用評級在民間金融市場積極作用的基石，朱明等認為，考慮到目前銀行融資任占主流格局的實際情況，可由銀行制定中小企業信用評估的標準，將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度與信用評估結果聯系起來，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信用評級機制，培育與扶持具有良好信用的中小企業，推動中小企業的信用建設。
四、民間金融市場風險防范法律制度的探討
葉良芳教授以互聯網金融為例，指出民間金融市場風險主要表現為：（一）市場風險。因基礎資產價格、利率、匯率等變動而導致互聯網金融產品預期價值未能實現而造成損失。（二）信用風險。因在身份確認、信用評價方面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三）流動性風險。在互聯網金融活動中，沉淀資金如缺乏有效監管和擔保，極易被挪用于投資高風險、高收益項目，從而使資金鏈斷裂、支付危機等風險增高。（四）政策風險。互聯網金融往往具有較強的同質性，因某一國家法律法規或者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調整會導致互聯網金融企業同一方向的操作選擇，引起共振效應，從而對行業造成系統性沖擊。同時，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具有更加突出的技術安全與數據安全風險。
在對民間金融市場風險的防范與處置中，應當尊重刑法的謙抑性，合理發揮金融刑法的規制作用：一是要注意窮盡行政監管原則，對于民間金融產品的創新，如果未觸犯現行有效的行政管理法規，則可以行政指導的方式予以必要風險提示；游離在違法與犯罪模糊邊界的民間金融行為，具有“二次違法性”，但本質是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應當慎用刑罰處罰。二是要堅持底線原則，在民間金融的創新過程中，如果涉及到嚴重的道德風險，觸犯刑事法律法規，則應予以刑罰規制。浙江省高院章恒筑庭長提出發揮司法能動性，防范、化解民間金融市場風險的觀點。一是在企業破產審判方面。通過破產法律制度適用過程中破產制度文化和觀念的推進，中小企業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金融環境的改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發揮以及法院對破產審判工作的部署、破產管理人職能的發揮可以有效化解民間金融市場內中小企業擔保鏈、資金鏈危機。例如在破產預重整程序中，采取政府主導的預登記和風險處置制度對接，改善在破產程序中的融資和稅收環境，對重整企業信用記錄進行修復等措施，均可進一步遏制民間金融風險的發生。二是在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審判方面。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審理只是民間金融市場風險化解的環節之一，僅靠法院處理民間借貸糾紛無法妥善處理民間金融風險。應繼續推進銀企合作以及直接融資中的金融創新，使民間金融走向市場化。
1.1我國綠色食品的規模不大有關資料表明：統計到2013年，我國擁有專門機構授權的綠色食品制造商就已經近8000家，其中，他們生產的產品數量高達近20000個。到2013年的12月份，全國各地生產綠色食品地農民已經占到農民總量的一部分。上文中的表格中已經明確地寫出了自2003至2013年，這10年間我國新增企業的百分比，年銷售額平均增長率為18.51%。但站在客觀的立場分析，盡管目前我國的綠色產品市場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其所要發展的空間還是很大的，要想成為比較先進的市場體系仍需做出不懈努力。
1.2綠色消費觀念淡薄在我國，消費者對于購買綠色食品還未有進一步的了解，對其對身體健康的積極意義并未切身體會，主要原因在于綠色食品較之一般的農產品價格要高很多，換句話說，相同的資金，在買到一個綠色食品的時候可能會買到兩個普通產品。除此之外，在分析蘇錫常地區發放的800份問卷調查中可以發現：9.5%的市民聽說過綠色食品，聽說過綠色食品的人中80%認為綠色食品就是生長在山里，沒打過農藥的，自然生長的野菜。28.4%的人不知道綠色食品有正規的圖案標識。由此更加印證了以上所言，居民對綠色食品并沒有很好的認識，從而也就談不上對綠色食品的消費需要了。
1.3綠色食品市場不健全，缺乏宏觀制度保障綠色食品的商標受《商標法》保護，許多不法商家缺少法律知識，冒用綠色食品商標，嚴重影響了綠色食品的產品質量、市場秩序，致使消費者對綠色食品產生疑慮，不敢放心大膽地進行購買。行政部門以及司法部門應該加大監督檢查力度。在我國，僅僅出臺了兩部相關的法律來約束綠色食品的產業經營，沒有一定的法律依據來維護綠色食品健康的交易。
2針對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問題的對策建議
2.1通過加大科技力度、改善管理機制等措施，擴大企業規模綠色食品產業有著極高的技術要求，相應科研部門需在搞好提高本部門科研能力的同時也應發展培養大量科研人才，促進綠色食品的開發、生產進程和推廣應用。對于蘇錫常地區綠色食品產業，加強企業管理，提高技術水平，也是解決綠色食品產業發展問題的對策之一。另外中國綠色食品業可通過參加大型的國際展銷會，爭取主辦世界綠色食品產業活動的機會來提升國際認知度。通過品牌效應來拉攏客戶，從而進一步加大自身企業的發展規模，另外，也有利于我國農產品的“走出去”與“引進來”。
2.2加大宣傳力度，增強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意識及對綠色食品標識的認知度人們對綠色產品缺乏一個正確的認識。讓消費者充分了解綠色食品的優點。比如對身體健康有益和對社會農業加工業的效益生產有很大幫助，已經成了迫切的任務。因此應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開展多樣的綠色食品宣傳教育，讓更多生產者和消費者進一步認知到綠色食品的重要性。從宣傳方式上看，可加強電視和網絡等媒體的宣傳，并可發揮名人優勢找位擁有，好社會聲譽、群眾好感度強的代言人，拍攝關于綠色食品的公益宣傳廣告以及舉辦一些綠色食品的公益慈善活動，以此加強社會關注度。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地開展宣傳活動，有利于創造出良好的外部環境，讓綠色食品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