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5-05 18:33:46
緒論：在尋找寫作靈感嗎？愛發表網為您精選了8篇政府會議紀要，愿這些內容能夠啟迪您的思維，激發您的創作熱情，歡迎您的閱讀與分享！
一、宣傳貫徹縣委經濟工作會議情況
縣委經濟工作會議后，我鎮于2月1日及時召開了政府班子會議傳達縣委經濟工作會議及主要領導講話精神，對鎮相關工作進行了初步安排；于節后，又召開相關人員會議，安排一周時間分片進行調研，聽取各條圍繞2019年工作創新思路，繼續保持爭先領先的設想和重點實施措施。各辦公室、各村高度重視，于3月25日召開了我鎮經濟工作會議，各村將參會對象擴大至駐村工作隊村班子主要成員及第一書記，全面傳達縣委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并組織討論，消化吸收大會精神，圍繞鎮下一步工作部署，明確了2019年發展目標，細化、量化了各項規劃指標，排出重點規劃和重點項目，明確了責任人，落實了相關責任，做到了及早謀劃分解、從頭抓緊落實，努力確保2019年各項工作做實做好。
二、落實情況
根據《關于開展2019年縣委經濟工作會議政府主要領導講話精神貫徹情況督查的通知》（隆政辦督字〔2019〕2號）文件精神，接收工作任務，理清工作思路，做到心中有數，確保欣慰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得到不折不扣的貫徹落實。
1.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為讓脫貧成效得到有效鞏固提升，我鎮扶貧辦牽頭，各村積極配合，以打破“等靠要”思想牢籠，激發脫貧內生動力，是全面決勝脫貧攻堅的重要基礎，我鎮把群眾思想教育工作始終納入到脫貧攻堅工作的重要內容，堅持每月走村入戶，讓貧困群眾激發自身發展動力，把“要我脫貧”轉化為“我要脫貧”。成立XX鎮鎮脫貧攻堅政策宣講組開展“扶志”“扶智”活動，上半年累計深入轄區村30余次，受益群眾達3000余人。截止目前，全鎮12個行政村以將擺脫“等靠要”思想寫入村規民約。充分利用當地企業的優勢，積極聯系宗那運輸隊以及華鈺礦業，努力發展道路運輸產業，帶動沿線四村近百余人參與，為農牧民群眾增收創造良好有力的條件。
2.優化種植結構，改善居住環境，促進農牧民群眾增收。優化種植業結構調整，2019年我鎮糧食播種面積達17393.36畝，在保障結構調整的基礎上，確保2019年情況總產目標任務。積極抓好農牧民群眾增收工作，我鎮成立了以政府鎮長XX同志為組長的增收領導小組，緊緊圍繞六大增收渠道，上半年累計勞務輸出922人次，出售改良黃牛69頭，兌現扶貧資金39971.24元，依靠政府樓房建設、219國道施工等項目實現農牧民群眾本地務工200余人次，依靠扶貧產業解決固定就業11人、階段性就業13人，逐步使農牧民群眾的錢袋子鼓起來。高度重視環保工作，我鎮環保辦工作人員隨鎮領導多次入村，定期不定期的對各村環境衛生進行督導檢查并提出整改意見，檢查結果納入環保督查登記臺賬，嚴格按照要求，開展環境衛生清理大掃除3次，累計給各村發放垃圾桶2347個，并組織鎮干部及各村群眾累計植樹26633棵。
3.做好安全維穩工作，進一步提升干部隊伍建設。積極做好宣傳工作，上半年我鎮各辦公室積極開展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宣傳、防火及安全用電宣傳3場次，節前維穩工作宣傳2場次，掃黑除惡宣傳37場次，累計發放宣傳海報及手冊1756件。努力做好安全隱患排查工作，截止目前累計開展食品安全排查3次，公共場所安全隱患排查11次（排查出隱患已全部當場整改），下訪排查矛盾糾紛81次（發現糾紛2起，已全部調解完畢），對重點區域、重點路段排查2次，均未發現重大糾紛及隱患。努力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環境，我鎮認著貫徹落實各級紀委工作精神，為層層壓實紀律責任，鎮黨委書記與班子成員簽訂了《XX鎮黨政班子成員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書》，鎮黨委書記和政府鎮長與各黨支部書記簽訂了《XX鎮各黨支部書記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書》。目前，我鎮領導干部工作清正廉潔，為人務實清廉。干部職工，政治面貌積極健康，工作作風踏實謹慎，一定程度上提升全鎮工作效率，確保各部門工作順利推進。
三、存在不足
1.按照上級要求，我鎮全年勞務輸出人口應達到2300人次，上半年需完成指標的65%，為1495人次，而我鎮上半年只完成勞務輸出922人次，僅完成全年指標40%，下半年，我鎮將積極宣傳，爭取在年底完成全年勞務輸出指標。
2.扶貧產業方面，需進一步完善利益聯結機制，確保建檔立卡貧困群眾實現穩定就業。產業分紅方面需要進一步細化，明確分紅方式，確定分紅時間。
3.招商引資力度不夠強，鎮內部分村雖有特色手工產業，但是因不集群、產量或其他原因打不到規模化，吸引投資亮點不突出。
四、下一步工作計劃
全面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新理念，解放思想，全面深化農業農村各項改革，全面推進農村法治建設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全面鞏固精準脫貧成果，全面推進小康建設，全面發展農業現代化，推動農牧業發展由粗放經營向數量質量效益并重、注重提高競爭力、注重農牧業科技創新、注重可持續的集約發展轉變，依托科技，轉變增長方式，穩定提升糧油產量，提高糧食自給率，發展壯大特色產業，提高農業效益，增加農民收入，活躍農村經濟，確保農產品數量與質量安全，農業生態安全，農業與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農民素質顯著提升。
關鍵詞：過期藥品回收；政府；醫藥零售企業；博弈
中圖分類號：F224.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192(2011)05-0054-05
Research on the Promotion of Recycling of Expired Drugs Based on the Game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harmaceutical Retail Enterprises
WANG Gao-ling, TANG Shao-liang, SHEN Ai-qin, NI Ji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resent recycling situation of expired drugs and introduces the concepts of public education costs, health benefits and green benefits, building game model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harmaceutical retail enterprises. It also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on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xpired drugs recycling process from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consumers angles.
Key words:recycling of expired drugs; government; pharmaceutical retail enterprises; game
1 引言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居民家庭藥箱的儲備品種和數量越來越多，權威調查顯示，我國約有78.6%的家庭存有備用藥品，82.8%的家庭沒有定期清理的習慣［1］。過期藥品數量日益增多，藥品流向自然成為公眾關注的問題，繼續服用過期藥品損害人體健康，隨意丟棄造成環境污染，非法收購威脅社會安定，銷售使用過期藥品影響企業形象。因此如何給過期藥品一個合法的消化渠道是有關部門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大課題。
隨著新醫改的推進，良好的醫療保障體系使藥品需求絕對量增加，醫藥分離的逐漸實施使醫藥零售企業成為消費者就醫取藥的方便選擇。對于醫藥零售企業而言，過期藥品回收應是其履行社會責任的一項具體行為。本文旨在構建和分析“政府―醫藥零售企業”相互制衡的博弈模型，尋求高效的過期藥品回收機制，促進過期藥品回收的合法化、程序化和規范化。
2 過期藥品回收現狀分析
2.1 過期藥品回收的現狀
目前國內許多省市都開展了藥品回收活動，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
（1）生產企業在藥店對口回收
專門從事藥品回收的生產企業少之甚少，以廣藥集團最為突出，2005年，該集團全球首創“家庭過期藥品回收”服務機制，至今通過與全國各地3000余家藥店與社區醫療單位的合作，回收藥品超過800噸，受惠人群超過5億人次。但高額的回收費用使得僅有東北制藥集團等少量企業效仿實施，并未出現醫藥企業廣泛參與的規模效應。
（2）醫藥零售企業多樣化回收
湖南老百姓、廣東金康、北京天天好等100余家大藥房紛紛推出了不同形式的家庭過期藥品回收活動，醫藥零售企業通過深入社區宣傳過期藥品危害、家庭藥品儲存技巧等，引導居民積極參與，并采取以舊換新、購藥讓利優惠、贈送紀念品等形式，推進回收工作持續開展。
（3）藥監部門設點無償回收
作為回收模式的探索，藥品監督管理局試圖聯合社會企業和單位舉辦過期藥無償回收活動，如上海普陀區和盧灣區藥監分局在2003年曾開展“清理家庭小藥箱”活動［2］；作為北京市藥監系統試點的朝陽區2006年在下屬的十個社區設立了首批藥品回收箱，并組織人員定期到居民家中開展家庭藥箱清理活動，回收藥品在藥監部門監督下進行無害化環保銷毀。
此外，根據回收地點不同，多數群眾認可的主要有藥店、社區衛生服務站和社區居委會。
目前社區定點回收主體仍然是醫藥零售企業和藥監部門，并且高密度的回收箱設置點增加了相關人員額外的日常管理工作，而醫藥零售企業鋪點面廣、回收產品豐富及回收方式多樣靈活。因此，本文認為過期藥品回收若由生產企業統一支付兌價，藥監部門監督，政府補償，由醫藥零售企業實施回收更具操作性。
2.2 影響醫藥零售企業過期藥品回收效果的制約因素分析
目前醫藥零售企業開展過期藥品回收帶有自發、零散、多樣的特點，僅是限于自身單位力所能及的范圍，沒有形成一定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究其原因，筆者總結如下：
（1）缺乏相關法規和制度的約束。一是藥品管理法規對于過期藥品回收存在空白點，國家還沒有具體法規規范企業或公民處理過期藥品的行為。二是醫藥零售企業承擔藥品回收責任的法律規范過于分散和零亂，系統性不強，規范不具體。三是盈虧問題作為衡量醫藥零售企業經營業績的唯一指標，加上缺乏制度的約束，使得醫藥零售企業不會主動、積極地承擔相應的藥品回收責任。
(2)缺乏補償機制。大多數老百姓指望通過上繳過期藥得到一定的補償，而目前藥監部門承擔不起這筆費用，獨立開展藥品回收的醫藥零售企業面對回收過期藥之后的儲存、銷毀費用，如果沒有政府和企業的資助也無力承擔有償回收，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醫藥零售企業規避問題，藥品回收的積極性下降。
(3)缺乏可持續的長效機制。購藥讓利優惠等回收方式可能會讓居民覺得有促銷的嫌疑，生產廠家的對口回收換藥，都會影響百姓正常渠道換藥的積極性。已投放的回收箱位置不醒目，甚至管理人員把過期藥品回收箱放在辦公室，宣傳工作不夠深入致使百姓認知程度不夠［3］。政府對于實施過期藥品回收的醫藥零售企業的褒揚措施不夠具體，這都導致醫藥零售企業過期藥品回收不能走向長遠。
3 過期藥品回收過程中政府和醫藥零售企業的博弈分析
建立有效的過期藥品回收機制，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進行過期藥品回收的過程中，醫藥零售企業在進行投入決策，政府在決定是否監管及監管力度的大小時，都會權衡成本與潛在收益，鑒于醫藥零售企業與政府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和理性決策的博弈，本文通過醫藥零售企業和政府之間的博弈分析，揭示企業沒有開展藥品回收行為的深層次原因，尋找加強政府監管的理論依據。
3.1 基本假設
（1）藥品回收存在兩個局中人：回收的管制方即政府，回收的處理方即醫藥零售企業。
（2）作為有限理性的經濟人，雙方博弈順序如下：①政府決策，選擇對于過期藥品回收行為監管或不監管；②醫藥零售企業在得知政府決策后決定是否履行對過期藥品的回收；③醫藥零售企業為了追求當期利益最大化，存在回收努力水平不足或不回收的傾向；④由于過期藥品回收的道德性，政府不會對不實行回收的企業懲罰，但對于積極回收的企業實施獎勵。
（3）假設醫藥零售企業初始收益為0，以比較不同策略下收益的相對值，過期藥品回收率為r，0≤r≤1，企業回收努力水平的一維變量是α，獲得的收益為M=nα+β，其中n表示努力程度轉化為醫藥企業實際效益（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等）的轉換系數，該系數由專家評定或者歷史經驗數據得出，β是均值為零，方差為σ2的正態分布隨機變量，代表不受政府和醫藥零售企業控制的外生的不確定變量，如消費者的返還意愿等。回收率與回收努力水平α呈線性相關，r=α+β，E(r)=E(α+β)=α，Var(r)=σ2。
（4）實施藥品回收不管政府監管與否，仍存在回收、儲存、銷毀費用，總計為I，考慮到回收數量有限，I=br2(b為藥品回收的難度系數)。同時存在努力成本Cα=12μα2，μ表示醫藥零售企業的努力規避參數。政府獎勵企業的函數為L=k(r-r0)，r0為政府規定醫藥零售企業的最低回收率，k為政府的單位獎勵因子。
（5）政府部門在藥品回收的監管中的成本支出主要有：①管理成本C。其中C1、C2分別表示醫藥零售企業回收和不回收過期藥品時政府的監管成本，考慮到政府日常工作的穩定性，假設C為不變量。②宣傳成本D。由于大眾對藥品回收的認知程度低，政府需定期地協同醫藥零售企業開展宣傳教育工作，由此本文首次提出過期藥品回收過程中存在宣傳教育成本為D，宣傳成本與回收率線性正相關。
（6）政府通過監管過期藥品回收獲得的社會綜合效益為Y，主要包括：①健康收益H。區別于政府其他收益，本文中首次提出由于不再服用過期藥品或者避免非法收購藥品的市場流通，病人避免了誤服過期藥品而獲得的病情保障和身體健康的收益。②綠色收益G。政府通過監督醫藥零售企業回收過期藥品避免了隨意丟棄造成污染而帶來的環境改善和社會良性發展收益，政府的健康收益和綠色收益也與回收率正相關。假設政府不進行監管，其支付是Y，表示社會給予負面評價所帶來的負效應。
根據以上假設我們可以得到醫藥零售企業實施過期藥品回收行為與政府監管的博弈收益圖，如圖1所示。
3.2 模型分析
假設醫藥零售企業與政府之間只進行一次博弈，當Y-C1-D≥-Y即Y≥（C1+D）/2時，即政府通過監管使醫藥零售企業實施回收行為的收益大于不監管的負面效應，此時達到納什均衡點（監管，回收）。這表明當政府的管理和宣傳成本與收益相比足夠小時，政府樂于監管，而當監管作用足夠大時，醫藥零售企業就會開展過期藥品回收工作。
當-C2-D≤-Y時，政府監管但醫藥零售企業不回收過期藥品的收益小于不監管的負面效應，此時達到納什均衡點（不監管，不回收）。政府發現監管成本太大以至于收益無法彌補監管和教育成本時，博弈結果必然是政府不監管，醫藥零售企業很難自覺回收過期藥品。只要Y取值足夠大，政府都會選擇監管。同時，當醫藥零售企業開展藥品回收的成本小于獲得的收益時，醫藥零售企業就會選擇實施藥品回收，并進行回收努力程度的選擇。
3.3 模型優化
假設政府采取監管的概率是p，醫藥零售企業開展過期藥品回收活動的概率是q，政府的期望支付函數為Up，醫藥零售企業的期望支付函數為Uq。本文試圖通過混合策略博弈分析，比較政府和醫藥零售企業在不同概率情況下的期望支付，以決定是否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回收過期藥品，據以上分析可得
政府行為則可以從醫藥零售企業的行為策略分析，當M大于I+Cα時，隨著醫藥零售企業回收過期藥品的收益逐漸凸顯，成本不斷減小，企業自覺地回收過期藥品，政府監管的概率加大。同時，政府監管概率與獎勵函數呈負相關，可見，獎勵費用成為了阻礙政府監督醫藥零售企業回收過期藥品的重要因素之一。
通過純策略模型和混合策略模型可得出：政府缺乏監管，醫藥零售企業傾向于選擇不回收過期藥品，而當政府加大監督力度時，企業回收的概率也大大增加。此外，政府監管的概率與獎勵成本、醫藥零售企業的成本和效益密切相關，企業回收的概率與政府的監管成本息息相關，因而建立“政府―醫藥零售企業”相互制衡的系統化機制，對于促進過期藥品回收起著重要的作用。
4 基于政府和醫藥零售企業博弈的促進過期藥品回收的策略分析
4.1 政府層面
以上分析表明，當Y-C1-D≥-Y時，達到納什均衡點（監管，回收），醫藥零售企業的回收概率q*與C1、C2、D相關，C2+D值越小，醫藥零售企業的回收概率越大，即政府監管成本越小，越易實現納什均衡。此外，政府監管的概率p*與獎勵成本支出-L負相關，與醫藥零售企業回收收益M-I-Cα正相關。因此，本文認為政府應從降低監管成本、完善獎勵機制、促進回收收益的最大化三方面促進過期藥品回收，實現納什均衡。
4.1.1 降低監管成本
（1）政府應通過法律和行政手段降低監督的行政成本，立法規范過期藥品回收的主體、明確經營主體的準入資格；規范回收流程和銷毀渠道，并在銷毀環節出臺相關配套措施，如銷毀主體和地點、銷毀費用，從而避免不必要的行政成本支出。如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將生產者責任制度引入過期藥品回收管理中，通過立法明確規定生產者和銷售者有限度地承擔過期藥品回收的工作和費用。
（2）政府應從多種不同渠道彌補成本，一方面通過稅收等公共財政支付部分費用，公共預算時設立專項款用于醫療廢物處理設施的建造和處理技術的研發；另一方面，政府應加強與社會團體合作，如與醫藥協會、醫藥企業、熱心人士等組成“過期藥品回收基金會”，以捐助等形式彌補部分成本。
（3）政府應聯合企業、社區建立藥品知識傳播的聯動機制，定期宣傳普及日常藥品使用和保管常識，引導居民建立藥品回收習慣，動員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等單位力量，通過設立宣傳板報、社區醫生下訪等，開展一些寓教于樂的宣傳活動，以此減輕政府的宣傳教育負擔。
4.1.2 完善獎勵機制
政府應設立嚴格的回收標準和獎勵制度，給予積極開展過期藥品回收的企業稅收優惠和優惠信貸政策，實現稅收減征或免征，反之則實施嚴格的信貸政策［5］，此外，政府還可通過給予經濟獎勵、費用補貼、政府貼息等形式來補償醫藥企業的回收成本，激勵醫藥零售企業自主回收過期藥品。
4.1.3 促進回收收益的最大化
政府應致力于研究過期藥品銷毀的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過期藥品一般通過焚燒和掩埋來處理，而焚燒產生的煙霧和掩埋產生的臭氣都會污染環境。政府可通過自然科學基金、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鼓勵企業開展回收藥品的科研攻關，加強其回收提煉，避免環境污染，依靠科技進步，實現綠色收益最大化［6］。
4.2 企業層面
當回收率r越大時，醫藥零售企業的努力成本或回收費用越大，并且政府監管概率p*隨著醫藥零售企業回收收益M-I-Cα的增大而增大，醫藥企業回收概率q*與Y-C2-D正相關，由此可見，當政府監管過期藥品回收成本過大，并且獲得收益不足以補償成本時，政府部門監管頻率和力度變小，甚至長期之內不愿意監管，醫藥企業回收過期藥品的概率隨之變小。考慮到藥品的特殊性，本文認為應從生產源頭和回收終端入手，分析醫藥生產企業和醫藥零售企業在降低成本C、D、I、Cα和凸顯效益Y、M兩方面的具體策略。
對于醫藥生產企業而言，（1）完善藥品包裝制度，減少浪費。生產企業應根據居民用藥的實際情況，創新性地推出藥品小包裝及拆零包裝，避免過量購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此外，生產企業應組織化學、毒理、環保評價等方面的專家建立藥品評估體系，根據不同藥品成份確立廢棄藥品處理方法，如中成藥自然降解更快或可以作為有機肥料，而OTC比如維生素則可作為獸藥或新藥研究基礎，經相關部門審批后，將過期藥品處理方法標示于藥品外包裝上，既有利于提高過期藥品回收的效率，降低成本，也是減少過期藥品產生污染，保護環境的方式之一。（2）加強對過期藥品回收的過程管理。醫藥生產企業應加大信息系統的投入，通過精準的市場預測、供應商庫存管理等方式減少過度生產，從出廠就避免過期藥品產生的可能性。其次，建立和完善藥品逆向物流系統，制定寬松的藥品回收、退回等售后制度，加強結點管理，合理管理退回的藥品，避免因管理不善導致過期藥品再次流到環境中，最大程度保障成本投入后效益的實現。
對于醫藥零售企業而言，（1）完善執業藥師制度，規范藥品促銷行為［7］。出于安全用藥角度的考慮，完善藥店的執業藥師制度，在開展會員日特價、開發貼牌商品等終端促銷活動的同時，要求藥師及店員利用自身專業知識熟悉每種藥品包裝量，審核處方中的藥物使用量，正確引導顧客購藥，避免重復開藥。（2）提供藥品拆零出售的服務。不僅包括處方藥和非處方藥，甚至是一些液體劑型的藥物也可用小瓶分裝，從而減少消費者手中剩余藥品的數量，從源頭上防止居民對藥品的盲目浪費。（3）積極開發多種合理用藥的傳播渠道。如安裝觸摸式電腦查詢系統，使消費者能夠查詢到藥品的商品名、通用名、劑型甚至是包裝圖案等多方面信息，從而與家庭儲備藥進行詳細比較，避免重復購買。通過和醫藥生產企業合作，開展以非經濟性獎勵為主的有獎回收，避免傳統的“以藥換藥”、“以藥換券”等方式，以免間接刺激進一步藥品囤積，建議改為發放合理用藥小冊子、保健宣傳冊、分裝藥盒等。
4.3 消費者層面
在政府和醫藥零售企業博弈過程中，消費者作為藥品的消費者和廢舊藥品的產生者，應積極配合政府和企業落實過期藥品回收活動，降低醫藥企業的努力成本Cα及政府宣傳教育成本D，以實際行動促進健康收益和綠色收益的最大化。消費者應提高安全用藥意識和環保意識，通過電視、報紙、宣傳冊等多種途徑了解過期藥品回收的必要性和作用，學習過期藥品回收的種類和方法，定期清理家庭藥箱，杜絕服用、隨意丟棄或非法販賣過期藥品，自覺積極地參與到過期藥品回收活動中去。
近幾年，陸續出現醫藥企業開展過期藥品回收活動，但總體上，我國回收工作缺乏持續性和普及性，過期藥品回收作為義務性的社會責任往往沒能實質性地履行，資金問題成為其順利落實的障礙因素之一，過期藥品回收工作需要在相關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多部門密切配合，從而保證回收權責分明，資金充足，程序規范，監管嚴格，并加強宣傳教育，提高社會參與熱情，促進回收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和常態化，促進長效機制的實現。
參 考 文 獻：
［1］張春華.問題藥品拷問醫藥企業社會責任［J］.經濟導刊，2009，73(8)：30-33.
［2］趙振宇，紀曄.過期藥品處置的制度設計［J］.中國藥事，2011，25（1）：12-15.
［3］王晨.藥監難解之題――藥品回收、召回與非法收購［J］.首都醫藥，2008，（12）：8-9.
［4］肖條軍.博弈論及其應用［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5］肖純，雪蓮.我國藥品逆向物流發展的障礙及對策分析［J］.物流技術，2006，（10）：7-9.
今天到安監局來，主要是宣布市委關于__同志、__同志職務調整決定。中央、省對成都市人大、政府、政協換屆工作進行了安排，政府換屆必然涉及到市級部門班子的調整，此次調整，市委根據市級部門領導班子建設需要進行了通盤考慮。市委考慮的原則：一是男同志年滿57周歲就不再擔任正局級領導；二是在同一工作崗位工作滿5年的正局級領導原則上要進行交流；三是結合班子建設和工作需要，同時考慮本人的意愿。__同志已年滿57周歲，所以市委決定他不再擔任市安監辦的主要領導職務。市委對__同志的工作安排原是有考慮的，但是__同志對安全生產工作和安監辦很有感情，市委在征求意見時，他主動提出繼續留在安監辦；在知道個人職務調整后，還一心一意抓工作，為安監局建設出謀劃策，體現了個人良好的品格。
__同志同大家一起工作時間很長了，他個人的情況大家都比較熟悉。自從安監辦成立以來，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以__同志為班長的黨組率領下，在全體安監系統干部、職工的共同努力下，這些年成都市的安全生產工作成效顯著。成都市安全生產工作得到了市委的充分肯定，對成都市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了保障作用，為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作出了積極貢獻，這當中凝聚了__同志的辛勤勞動和智慧，也凝聚了大家的心血和智慧。大家在抓安全工作中，確確實實是卓有成效的，特別是注重做好基礎性工作，從治本上來抓，把工作落實到基層；對安全生產事故預防作了大量的基礎性工作，對事故處理及時準確，真正起到了舉一反三，防患于未然；在安全生產長效機制的建設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積累了很多很好的經驗。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工作，才有今天這么好的局面，這些成績來之不易。這當中，__同志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與整個安監系統干部、職工努力分不開的。__同志作為主要領導，對他所做的工作要給予充分肯定。安監工作很辛苦，一旦發生了事故，不分白天黑夜，大家都任勞任怨，及時趕到現場，組織救援、搶救、處理善后，并舉一反三，增添措施，改進管理。這其中，有很多令人難忘的感人故事，我曾經和同志們一起到過一些事故現場，那些感人的場面，我都歷歷在目，到現在還記憶猶新。大家的辛勤勞動，換來了社會的平安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
__同志和大家一起相處也有很長時間了。我著重說明一點，__同志從煤炭公司調到安監辦時就是正局級領導，到安監辦后，作為__同志的助手，沒有計較個人得失，而是主動配合__同志工作，增進班子團結，主動和大家一起支持__的工作。作為安監辦的副主任在工作上、團結上都是非常不錯的，他是助手又是正局級干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這次市委決定對安監辦主要領導調整從安監辦產生，是對__同志工作的肯定，也是對安監辦整個工作的肯定和對安監辦班子團結的肯定。團結出戰斗力，團結出凝聚力，團結出干部。
受__書記委托，代表市委對安監辦提出三點希望和要求：
一、希望大家把思想統一到市委對市級部門調整的決定上來。這次市級部門主要領導調整相對比較集中，調整到的干部事必涉及到進退走留問題，沒有調整到的也會聽到各種各樣的說法，在座的各位領導同志一定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市委的決定上來。這次市委決定由__同志接替__同志擔任安監辦主要領導，充分體現了市委對安監辦工作的肯定，也是對__同志工作的充分肯定；既是對__同志工作的肯定，也是對大家工作的肯定，大家要像過去支持__同志一樣支持__同志工作。
[關鍵詞] 精神分裂癥；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服藥依從性；社會功能
[中圖分類號] R7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3（b）-0123-04
Effect of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WANG Xiangyang XIONG Yunzhen LONG Jie XIN Jingli
Department of Early Interventio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Zhongshan 528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symptoms and social function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Methods from July 2014 to June 2015， in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Zhongshan City， 84 schizophrenic patients in steady phase hospitalized were selecte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42 cases were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drug therapy and routin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for 8 weeks， in addition，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received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for 8 weeks. These patients were followed-up for one year after discharg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relapse rate and social function were assessed by medication compliance rating scal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 （BPRS） and 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 （SDSS） in every three months. Resul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in medication complia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baseline （P > 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two groups were improved afte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but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experimenta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ecurrenc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BPR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DS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BPRS scores and SDSS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ion group were not altered obviously after discharge （P > 0.05）. The BPR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higher after discharge （P< 0.05）， and the SDSS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6， 9， 12 months were higher after discharge （P < 0.05）. Conclusion The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medication compliance in schizophrenic patients after discharge，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symptoms， reduce the relapse rate and prevent the social function deterioration.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Drug self-disposal training； Medication complianc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患病率、復發率、致殘率高，疾病負擔較重的慢性遷延性疾病。在精神分裂癥的治療中，抗精神病藥物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精神分裂癥最常見的復發因素是停用抗精神病藥物，尤其是疾病的早期階段。Emsley等[1]對33例首發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了研究，維持治療為24個月，停藥1年后復發率為79%，2年后為94%，3年后為97%，提示停藥后若追蹤足夠的時間，大多數患者將復發。因此，讓精神分裂癥患者較早認識到堅持服藥的重要性十分關鍵。相關研究也認為，堅持服藥是預防復發的最重要因素[2]。在精神分裂癥病因至今未明的情況下，提高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是降低其復發的有力措施之一[3]。相關研究[4-5]顯示對患者進行藥物依從性訓練不僅可以提高患者的服藥依從性而且可以改善他們的社會功能。朱穎[6]強調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應是精神分裂癥全病程治療的重要環節。本研究對病情穩定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訓練并隨訪1年，探討其對提高患者藥物依從性、預防復發及改善社會功能的作用。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4年7月～2015年6月在中山市第三人民醫院住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每組各42例。實驗組男20例，女22例；年齡19～53歲，平均（31.32±7.21）歲；病程1～5年，平均（2.76±1.45）年；受教育年限9～16年，平均（11.24±2.03）年；已婚15例，未婚27例。對照組患者42例，男23例，女19例，年齡22～54歲，平均（32.12±7.02）歲；病程1～6年，平均（2.35±1.32）年；受教育年限9～16年，平均（11.64±2.13）年；已婚17例，未婚25例。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受教育程度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和/或家屬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納入標準：①符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中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7]；②年齡15～60歲；③初中以上文化程度；④至少有1名家屬與患者共同居住；⑤經過急性期治療病情穩定的患者，臨床總體印象表（CGI）嚴重程度評分≤5分；⑥經主管醫生初步評估，具備基本的理解力、判斷力和模仿力，能夠在1 h的訓練中集中注意力。
排除標準：①智力障礙；②有嚴重軀體疾病和腦器質性疾病；③在8周的康復期病情復發而不能繼續進行康復者。
1.2 方法
實驗組患者接受藥物治療+常規康復訓練+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對照組接受藥物治療+常規康復訓練。藥物自我處置程式選自翁永振教授編寫《精神分裂癥的康復操作手冊》[8]中的藥物自我處置技能訓練練程式，包括4部分技能：獲得抗精神病藥作用的有關知識；學會自我管理和評價藥物作用的正_方法；識別和處置藥物的副反應；與醫務人員商討藥物治療有關的問題。由2名經培訓的護師對實驗組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訓練采用7人一組，每周3次，每次60 min，共8周。兩組患者均經過8周的院內康復后出院。出院后每月隨訪一次，共隨訪1年。
1.3 評定指標
①服藥依從性評定：本研究采用家屬及患者的報告作為測量依從性的方法，采用目前國內通用的三級評定法[9]將依從性劃分為：完全依從（1分），即自愿按時按量服藥、定期復查；部分依從（2分），即2個月內出現3次及以上的不按時服藥、或者隨意加減藥量或需督促、或者勸說服藥和復查等；完全不依從（3分），即2個月內出現3次及以上的不愿或拒絕服藥、或者拒絕復查。②病情評定：采用簡明精神量表（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10]患者的病情進行評定，以BPRS中的精神分裂癥核心癥狀（第4、7、11、12、15項）判定是否復發，其中任何1項評分超過5分和/或任何2項每項評分超過4分，則確診為病情復發。③社會功能評定：采用社會功能缺陷篩查量表（social disability screening schedule，SDSS）[11]進行評估，該量表共10個項目，按0～2級評分，得分越低，表明社會功能越好。以上指標分別在入組時，出院時，出院后每3個月進行評估。
1.4 評定方法
采用盲法評定，即評定者不知道評定對象的分組情況，也不能詢問患者在住院期間康復的情況。評定人員是由4名經過統一培訓的精神科醫生組成，其一致性檢驗Kappa值≥0.82。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軟件SPSS 16.0對數據進行分析，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重復測量的計量資料比較采用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治療依從性比較
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服藥依從性在入組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與對照組患者在出院時服藥依從性均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在出院3、6、9、12個月時，實驗組與對照組的服藥依從性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6、9、12個月的依從性與出院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3、6、9、12個月的依從性與出院時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兩組復況比較
實驗組在出院后6個月內復發1例，9個月內復發4例，12個月內復發7例，復發率為16.67%。對照組在出院后3個月內復發2例，6個月內復發5例，9個月內復發8例，12個月內復發13例，復發率為30.95%。實驗組患者的復發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
2.3 兩組BPRS評分比較
實驗組患者在第6、9、12個月時的BPRS總分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出院后的BPRS總分與出院時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BPRS總分在隨訪3、6、9、12個月時高于出院時BPRS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4 兩組SDSS評分比較
兩組患者在入組時SDSS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患者在6、9、12個月時的SDSS總分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實驗組在各個時期的SDSS總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對照組SDSS總分在隨訪6、9、12個月高于出院時SDSS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3討論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復發率高的疾病，服藥依從性為復發率的保護性因素，依從性越高，復發率越低[12]。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治療依從性方面，實驗組與對照組患者經過8周的康復訓練后服藥依從性均有提高，但實驗組患者經過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后服藥依從性優于對照組，這與陳丁玲等[13]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采用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的效果一致。樊獻麗等[14]對出院后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隨訪半年，發現采用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服藥依從性高于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組（P < 0.05），這與本研究的隨訪結果一致。在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服藥依從性方面，藥物副反應、服藥態度和醫患關系是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治療依從性的重要因家。本研究通過對實驗組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使患者掌握抗精神病藥作用的有關知識，了解正確的自我服藥的方法并對其評價，識e藥物的副反應，與醫務人員商討治療問題，這與何夏君等[15]采用的“知、會、能”三步服藥訓練提高了患者的服藥依從性的方法類似。也可能與患者藥物副反應的減輕，醫患關系的改善及服藥態度的改善有關。此外，實驗組患者自出院后6個月開始服藥依從性較出院時下降，提示隨著時間的推移，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對患者服藥依從性改善的效果會逐漸降低。在實驗組患者依從性改善的同時，實驗組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輕于對照組（P < 0.05），病情復發率明顯低于對照組（P < 0.05），患者的病情與服藥依從性具有明顯的相關性，這與既往的研究結論具有一致性[16-20]。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慢性致殘性疾病，在急性癥狀控制以后常遺留社會功能缺陷，影響患者的學習、生活和工作。在本研究中實驗組患者的社會功能沒有明顯改變，對照組患者的社會功能較出院時有所下降。這與葛茂宏等[21]的研究顯示藥物自我處置能夠提高患者的社會功能的結果不一致，分析原因可能與他們增加了癥狀監測這項措施有關。項玉濤等[22]對有關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功能與其精神癥狀的相關性研究中發現，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功能受損程度和其精神Y狀密切相關，精神癥狀越豐富，社會功能受損越嚴重。在本研究中對照組患者在出院后病情較出院時有所加重，這可能與其社會功能的下降有關。而實驗組患者病情在出院后保持相對穩定，社會功能也無明顯變化，同時也提示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并不能改變患者的社會功能，患者社會功能的改善需要進一步行社會技能訓練等措施。
綜上所述，通過對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出院后的服藥依從性，有利于病情的穩定，降低疾病復發率，防止患者社會功能的進一步惡化。
[參考文獻]
[1] Emsley R，Oosthuizen PP，Koen L，et al. Symptom recurrence following intermittent treatment in first episode schizo？鄄phrenia successfully treated for 2 years： a 3-yea open-label clinical study [J]. J Clin Psychiatry，2012，73（4）：541-547.
[2] Caseiro O，Perez-Iglesias R，Mata I，et al. Predicting relapse after a first episode of non-affective psychosis： a three-year follow-up study [J]. J Psychiatry Research，2012， 46（8）：1099-1105.
[3] Liberman RP. Handbook of Psychiatric Rehabilitation [M]. New York：Macmillan，1992.
[4] 王國寧，王志英，劉國蓮.藥物自我管理訓練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療效的影響[J].寧夏醫學雜志，2014，36（，9）：801-802.
[5] 劉朝玉，侯麗華，黃海峰.藥物管理訓練式護理模式對精神分裂癥患者BPRS及SDSS評分的影響分析[J].國際護理學雜志，2016，35（19）：2625-2627.
[6] 朱穎.論精神分裂癥患者藥物自我處置程式訓練[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14，20（6）：129-130.
[7] 范肖冬，汪向東，于欣，等.ICD-10精神與行為障礙分類[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
[8] 翁永振.精神分裂癥的康復操作手冊[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156-215.
[9] 江開達，李淑春，羅星光，等.精神分裂癥病人維持治療中的依從性研究[J].中華精神科雜志，1997，30（3）：167-170.
[10] 汪向東，王希林，馬弘，等.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M].北京：中國心理衛生雜志社，1997：233-237.
[11] 張明園，精神科評定量表手冊[M].2版.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8：163-166.
[12] 宓為峰，u連勇，李梓萌，等.精神分裂癥患者用藥依從性及復況的調查[J].中華精神科雜志，2012，45（1）：25-28.
[13] 陳丁玲，肖南，陳志明.自我藥物管理對社區康復患者的應用研究[J].中國醫藥科學，2014，4（8）：150-154.
[14] 樊獻麗，武克文，趙強，等.藥物自我處置技能程式訓練在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癥病人康復中的應用[J].國際醫藥衛生導報，2013，19（20）：3192-3195.
[15] 何夏君，丁寒琴，崔虹，等.“知、會、能”三步服藥訓練對精神分裂癥病人自我管理的影響[J].護理研究，2015， 29（2）：708-710.
[16] 向應強，翁永振，侯也之，等.藥物自我處置和癥狀自我監控技能訓練對預防精神分裂癥復發的作用初探[J].中華精神科雜志，2001，34（3）：153-156.
[17] 張玲，何芬蘭，張進祥，等.藥物自我處置程式對精神分裂癥依從性、社會功能和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神經精神疾病雜志，2010，36（10）：603-606.
[18] 王敏超，蔡進偉.心理干預對精神分裂癥患者護理中的依從性及生活質量的影響[J].中國現代醫生，2015，53（27）：142-145.
[19] 張玲，何芬蘭，張進祥，等.藥物自我處置程式對精神分裂癥社會功能影響的對照研究[J].中國行為醫學與腦科學雜志，2010，19（1）：603-606.
[20] 楊楊，胡昌清，陳靜等.精神科門診服藥依從性及相關因素分析[J].中國醫藥導報，2015，12（23）：165-169.
會議紀要方法技巧一：注意會議記錄的整理
注意“去粗留精”，把握側重點。會議紀要應該抓住會議的中心議題，側重表達大家已經取得一致的或基本一致的意見。 (一)圍繞會議研究的中心議題“取精”。抓住了會議研究和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抓住了寫會議紀要的“綱”。會議討論中可能附帶牽涉到其他一些問題，如果沒有實質性內容，就應避而不談或者談而從簡。有時會議的中心議題不十分明確，或一個會議同時討論多個議題，且難分主次。遇到這種情況，應把難分主次的幾個問題視為一個中心議題中的幾個子議題，放在基本同等的位置上，分題歸納整理，寫成“一、關于xxx問題”、“二、關于xxx問題”等。
(二)圍繞與會人員取得的一致意見“取精”。與會人員在討論中心議題時，往往看法不完全一致，或者很不一致。遇到這種情況，起草人員應該對各種意見認真研究，歸納整理出完全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意見。對少數人提出的意見，如果沒有被會議否定，或者說符合會議的宗旨，也應該采納。如果有些意見分歧較大，沒有能夠統一認識，就不應寫入紀要中去。當然，有些帶學術性、研究性的會議所形成的紀要，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觀點，也可以寫上去，但應寫明是多數人的看法還是少數人的看法。
(三)圍繞會議主持人的總結性講話“取精”。一般在會議結束時，主持人會進行總結性講話，對需決定的事項進行“拍板”，這是寫入會議紀要的最好材料，也是最需要抓住的“綱”。
表達決定的事項，注意 “滴水不漏”，把握相關點。表述議定事項最重要的是注意“三性”，把住相關點。
(一)注意語言表達的準確性，防止產生歧義。要注意用語準確，講究文法，避免在文字上產生歧義。對敏感問題表達不準，就很容易引起歧議，甚至造成新的矛盾。
(二)注意重要決定的依據性，防止互相矛盾。有的會議決定與相關的政策或規定存在某種矛盾。只要不是正面 "碰撞"，起草人員就應該在查找有關依據、研究有關類似問題的基礎上，選擇恰當的表達方式，注意文字處理上的技巧，以盡量避免矛盾。
(三)注意付諸實施的可行性，防止影響操作。會議紀要表述議定事項須注意可行性，務必切合實際，力求具體、明白。
會議紀要方法技巧二：寫作的方法和體式
(一)注意“從實際出發”，把握基本點
會議紀要的標題最基本的形式:
一是會議名稱與文種的組合，如“臨滄供電局辦公會議紀要”;
二是召集會議單位名稱、會議內容與文種三者的組合，如“臨滄供電局討論xx工程會議紀要";
三是有的固定形式的會議，如黨委會、黨政聯席會、部門會議等，也可以直接用會議的次數與文種的組合，如“第十次黨委會議紀要”。
(二)會議紀要的具體內容，一般可由兩部分組成，即會議概況部分和正文部分。會議概況主要是寫主持開會的單位、會議名稱、時間、地點、參加人員 (出席人、列席人)及會議研究的中心議題等。概況應力求簡要，有時可以只寫上述方面的部分內容。參加會議人員也可以在正文后面獨立成段。一般幾個單位聯合開會的紀要和黨委會、政府辦公會的紀要，都適宜這種形式。
(三)會議紀要正文部分的基本寫作方法，一般采取以下幾種:一是分專題歸納法。即把討論議定的幾個問題，劃分為幾個專題，用小標題加以歸納。二是分層次歸納法。一般只有一個議題討論后形成的決定，可以采用這種辦法，把議定事項按內容分成若干層次寫清楚。
可以在每段的首句寫“會議認為”、“會議同意”、“會議決定”、“會議要求”、“會議號召”等用語。三是分段落歸納法。就是把會議議定事項分成若干段，并明確標示出 “一”、“二”、“三”……而在每段的首句不另用一句話概括段意。
看了“會議紀要方法技巧”還看了：
1.寫好會議紀要有妙招
2.寫好會議紀要的方法有哪些
會議紀要是反映會議基本情況、重要精神和議定事項，并要求有關單位執行的一種紀實性文體。起草各類會議紀要是辦公室的基本職能之一，也是文秘人員的一項基礎性、經常性工作。根據筆者的經驗，寫好會議紀要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一、預測會議內容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會前對參會人員和研究議題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對起草會議紀要有很大的幫助。
（一）根據參會人員預測會議內容。會議記錄人應在會前弄清楚會議研究的議題，再根據會議召集人、主要匯報人的職務、哪些部門負責人參加本議題的研究等情況，大致推測會議將做出什么樣的決策，這樣就對會議有了一個整體的把握，便于做好會議記錄。特別是對沒有書面匯報材料的會議，這種推測顯得尤為重要。
（二）根據會議材料預測討論焦點。如果記錄人有書面匯報材料，應該在會前快速瀏覽材料內容，弄清楚匯報單位提出的具體請求或建議。一般來說，匯報單位請求解決的具體困難和問題往往就是會議討論的重點，會議最后一般都會對這些內容進行總結，即最后“拍板”。會前對這些內容有所了解，會中就可以有針對性地進行重點記錄。
二、做好會議記錄
會議記錄是會議紀要的初稿，好的會議記錄稍做加工就可以作為會議紀要。因此，做好會議記錄對于寫好會議紀要十分重要。
（一）突出重點記錄。一般情況下，每個議題討論到最后，會議召集人都會做總結性發言。這個發言是在歸納會議討論情況，形成一致意見基礎上做出的會議結論，也是會議紀要的主要內容，要盡可能一字不漏地記錄下來。同時，對于某項工作，分管副職的發言往往操作性很強，對于落實會議精神十分重要，也要重點記錄。
（二）有針對性記錄。無論什么工作，上會研究時都會有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記錄時要注意記清楚每個人的發言中關于這些問題的具體表態。如：某項工作由誰牽頭，哪些單位配合；給哪個單位或部門多少錢，什么名目，怎么使用，等等。這些內容往往是會議紀要的核心內容，要嚴格按照主要負責人的原話記錄，做到一字不差。
（三）注重細節記錄。會議討論階段，大家就某個具體問題紛紛發表意見，會議召集人可能會對某位同志的某個觀點表示明確的贊成或反對。這些意見別是涉及到具體工作措施、人員分配、經費安排等問題的，不管會議總結時是否再次提到，都應該把這些細節問題記錄清楚，寫進會議紀要。
三、會后擬稿
會議紀要有其規范的格式，在擬稿時，除了要抓住中心、突出重點、條理清晰、語言精煉以外，還要注意文體格式和語言規范。一般來說，會議紀要包括標題和正文兩部分，每一部分都有相對固定的寫作格式。
（一）標題的寫法
會議紀要的標題有“單標題”和“雙標題”兩種，以“單標題”居多。
1.單標題的寫法。最常用的標題寫法是由“單位+會議名稱+文種類別（紀要）”組成。如“XX市人民政府關于提高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會議紀要”；有的會議也可用會議地點作標題，如“兩型社會建設長沙會議紀要”；有時也可把會議的主要內容在標題里揭示出來，類似文件標題，如“關于長、株、潭三市統一電話區號的會議紀要”、“關于落實省委領導同志批示做好XX文物保護工作的會議紀要”。
2.雙標題的寫法。這種紀要一般有正副兩個標題，正標題概括會議主題，副標題與單標題的寫法相同，由“會議名稱＋文種”組成。如：“在比較中找差距——XX現場會議紀要”。
（二）正文的寫法
會議紀要正文一般分為導言和主體兩個部分。導言部分概述會議基本情況，主體部分記述會議內容。
1.導言部分的寫法。導言概述會議基本情況，包括會議時間、會期、會址、主持人、出席人、列席人等。
具體寫法常見的有兩種：一是平列式。將會議的時間、地點、主持人、出席人、列席人、記錄人等基本情況采用分條列出的寫法，每項內容作一個自然段列出。有時“主持人”可以不列，“出席人”中的第一個人即為主持人；“列席人”也根據會議具體情況，有的會議沒有列席人。二是魚貫式。將會議的基本情況作為一個自然段，簡要描述一些會議背景及會議的基本情況，描述的內容與前一種寫法相同，使人看后能對會議有整體的了解。這種寫法一般將出席會議單位寫在導言部分，具體與會人員的姓名寫在正文之后。
2.主體部分的寫法。這部分主要是寫會議精神和議定事項，是紀要的主要部分，常見的寫法有三種：一是條文式寫法。以會議召集人的總結發言為基礎，將會議議定事項分成幾條具體意見寫出來。如：同意開展什么工作，給多少資金，由哪個部門負責（有時還需要點名由誰牽頭），工作中要注意哪幾個問題，等等。辦公會議紀要、工作會議紀要多用這種寫法。二是綜述式寫法。即把會議的主要內容分成幾個部分，分別加上標號或小標題，分項來寫。這種寫法側重于橫向分析闡述，常常包括對目的、意義、現狀的分析，以及目標、任務、政策措施等的闡述，對問題的分析比較全面、透徹，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這種紀要一般用于需要基層全面領會、深入貫徹落實的重大會議。三是摘記式寫法。這種寫法是把會議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發言加以整理，提煉出內容要點和精神實質，然后按照發言順序或邏輯順序分別闡述。這種寫法能夠如實反映與會人員的意見。一般來說，重要的座談會或需要了解與會人員不同意見的會議紀要，可采用這種寫法。
（三）其他注意事項
會議紀要的稱謂有特殊性，一般采用第三人稱寫法。會議紀要以整個會議的名義表述，反映的是與會人員的集體意志，必須概括會議的共同決定，常以“會議”作為表述主體，如“會議認為”、“會議指出”、“會議決定”、“會議要求”、“會議號召”、“與會代表一致表示”等。凡沒有形成一致意見的問題，則需要分別論述并寫明分歧所在。由于會議紀要不可能全面記述所研究事項的各個方面，加上隨著時間的推移，所研究的事情也會發生變化，因此，如果會議同意某件事情，一般采用“原則同意??”的寫法。涉及具體工作時，不管領導是否強調，一般都加上“依法按程序辦理”、“按程序報批”等內容。同時，會議紀要還應注意如實反映會議內容，不講究語言的華美和結構的精巧，不能離開會議實際搞再創作，不能人為拔高、深化和填平補齊。
原告訴稱:原告購買五羊—本田wh100兩輪摩托車一部,于2000年6月26日先后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屬分局繳納報牌手續。原告辦妥以上手續后,于2000年6月29日到被告處領牌沒領到。7月3日原告再去被告處領牌時,被告知從7月1日起停止市區摩托車報牌,不能解決。原告認為被告已受理申請,不予辦理沒有法律依據。
被告辯稱:執行上級決定和命令是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職責內容的一部分,被告自2000年7月1日起停止市區摩托車報牌,是執行泉州市人民政府(2000)專89號會議紀要的決定,并非不履行法定職責,已向原告明確答復過。當然如原告申請辦牌的情形,市政府也正在著手解決。為此,原告訴被告不履行法定職責,理由不成立。
事實: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0年6月26日原告將新購買的五羊—本田wh100兩輪摩托車一部先后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屬分局繳納各種規費,被告當天沒有核發號牌給原告。原告6月29日上午去領牌沒領到,7月3日再去被告處領牌時又沒領到。后被告曾以無牌證對原告處罰罰款200元。
判案: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對本轄區內的摩托車牌證依法負有管理職責。原告將新購買的摩托車按照規定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屬分局繳納各種規費后,說明原告申請報牌是符合法定的手續。但被告存在不作為的事實,又未能提供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法律、法規、規章等規范性文件的依據,只提供泉州市人民政府的會議紀要,它不具備決定的形式要件,不能作為規范性文件。被告也無法舉出原告申請辦證是不符合條件的證據。因此,被告應當履行其法定職責,在判決生效兩個月內對原告申請辦證做出書面答復。
解說:泉州市人民政府召開關于強化市區摩托車交通管理專題會議紀要提出,泉州舊城區道路狹窄,有些道路功能不分,市區報牌的摩托車已超過9萬多輛,造成城區交通壓力大、環境污染嚴重,會議決定,市區從2000年7月1日起停止摩托車報牌,但至今泉州市人民政府沒有具體明確如何處理已交納各種費用的摩托車。
被告是否屬于不履行法定職責?
原告訴稱:原告購買五羊—本田WH100兩輪摩托車一部,于2000年6月26日先后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屬分局繳納報牌手續。原告辦妥以上手續后,于2000年6月29日到被告處領牌沒領到。7月3日原告再去被告處領牌時,被告知從7月1日起停止市區摩托車報牌,不能解決。原告認為被告已受理申請,不予辦理沒有法律依據。
被告辯稱:執行上級決定和命令是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職責內容的一部分,被告自2000年7月1日起停止市區摩托車報牌,是執行泉州市人民政府(2000)專89號會議紀要的決定,并非不履行法定職責,已向原告明確答復過。當然如原告申請辦牌的情形,市政府也正在著手解決。為此,原告訴被告不履行法定職責,理由不成立。
事實: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經公開審理查明:2000年6月26日原告將新購買的五羊—本田WH100兩輪摩托車一部先后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屬分局繳納各種規費,被告當天沒有核發號牌給原告。原告6月29日上午去領牌沒領到,7月3日再去被告處領牌時又沒領到。后被告曾以無牌證對原告處罰罰款200元。
判案: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人民法院認為:被告對本轄區內的摩托車牌證依法負有管理職責。原告將新購買的摩托車按照規定到泉州市交通局、泉州市工商局直屬分局繳納各種規費后,說明原告申請報牌是符合法定的手續。但被告存在不作為的事實,又未能提供不履行法定職責的法律、法規、規章等規范性文件的依據,只提供泉州市人民政府的會議紀要,它不具備決定的形式要件,不能作為規范性文件。被告也無法舉出原告申請辦證是不符合條件的證據。因此,被告應當履行其法定職責,在判決生效兩個月內對原告申請辦證做出書面答復。
解說:泉州市人民政府召開關于強化市區摩托車交通管理專題會議紀要提出,泉州舊城區道路狹窄,有些道路功能不分,市區報牌的摩托車已超過9萬多輛,造成城區交通壓力大、環境污染嚴重,會議決定,市區從2000年7月1日起停止摩托車報牌,但至今泉州市人民政府沒有具體明確如何處理已交納各種費用的摩托車。
被告是否屬于不履行法定職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