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女性主義下動物園的故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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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愛德華·阿爾比（EdwardAlbee）三次獲得普利策戲劇獎，被認為是繼尤金·奧尼爾、田納西·威廉斯和阿瑟·米勒之后美國最偉大的劇作家。他的首部作品《動物園的故事》（TheZooStory）于1959年在柏林首演，于次年在紐約演出。這部劇作是“日趨冷漠、物質化的社會中渴望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一曲哀歌”（Vision，1977:26）。兩屆普利策文學獎得主諾曼·梅勒稱其為“最棒的獨幕戲劇”。不少評論家分析了該劇的荒誕色彩。“種種的荒誕不經……折射出人類所處環境的荒誕、混亂和人類自身的本質”（Berkowitz1992:93）。劇作家運用荒誕的手法，旨在揭示人類生存環境的荒誕。阿爾比關注社會問題，并嘗試為困境中的人們尋找可能的出路。他明確指出了自己的責任：“作家的責任就是擔任一種超凡的社會批判者——向人們展示他所洞察的世界與人類的本相，并告誡道：‘你們喜歡它嗎？如果不喜歡，就改變它’”（Rutenberg，1969:201）。因此，阿爾比在戲劇內容和形式上的創新，不僅僅是為了娛樂大眾，更是為了引導世人關注社會存在的問題。通過看似荒誕的情節，劇作家表達了對社會問題的擔憂和對人性的深層思考，并嘗試為困境中的人們尋找出路。

二、杰利的他者地位

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呈現出繁榮的景象，但社會邊緣化群體卻飽嘗痛苦。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相對穩定，新興的科技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加上推行的福利政策，人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在《美國夢》的前言中，阿爾比卻稱：“（作品）捅破了在我們這塊每況愈下的土地上一切都十分美好的神話”（Albee，1997:54）。當時美國社會的理想男性是“年輕、已婚、白人、城里人、北方人、異性戀者、新教徒、已為人父、受過大學教育、擁有全職工作”（Goffman，1963:128）。在《動物園的故事》中，彼得幾乎達到了所有的要求，是體面的中產階級的一員；而杰利則是社會的他者，最終走上了死亡的道路。杰利有同性戀傾向，在性屬上處于邊緣地位。對于自己的性取向，杰利自認為是“古怪的”（252），那么其他人對同性戀的看法也可想而知。此外，杰利家庭生活十分不幸，父母雙亡，沒有妻兒。他母親曾與多位男性私通，并在杰利十歲半那年與巴雷康先生私奔。后來，杰利的母親在異地身亡，父親不久也車禍去世，杰利只能搬去與冷漠的姨媽一起生活。在他高中畢業的那天下午，姨媽突然倒在樓梯上死亡。杰利家庭中接連發生的不幸，導致他在社會上孤身一人，倍感無助。作為同性戀者和孤兒，杰利與外部世界的天然聯系被切斷。杰利屬于美國社會的下層人士，家住貧民區，生活拮據。在西區的盡頭，他租的房間“和另一間也是小得可笑的房間中間就靠人造纖維板隔開”（248）。在租房中，杰利的所有物屈指可數，“一把刀、兩把叉子、兩把匙，一大一小；三只盤子，一只茶杯、一個茶碟、一只酒杯、兩個都是空的照相框……”（249）阿爾比寥寥幾筆，刻畫出杰利窘迫的生活狀態。杰利在性屬和階級上都屬于從屬地位，是美國社會的他者。杰利居住的公寓充斥著各色人種、移民和同性戀，是階級和性別身份的邊緣地帶，不僅意味著貧窮和失敗，而且象征著隔離和封閉。在《動物園的故事》中，作為都市下層人民的代表，杰利衣著隨意、形體走樣、神情疲憊、孤獨無依，反映了美國經濟繁榮背后的階級差異和貧富差距，揭示了美國社會邊緣化群體所受到的壓迫。

三、杰利對女性、自然的他者化

與身為中產階級的彼得相比，杰利在美國社會無疑處于他者地位，但他又將女性和動物他者化。在杰利看來，房東太太與她的狗有很多相似之處。首先，他們外表丑陋，愚蠢不堪。房東太太“又肥又丑，又小氣又愚蠢，又邋遢又低賤”（254），而她的狗“是只黑色的丑八怪似的畜生”（256）。其次，房東太太和她的狗都性欲旺盛。房東太太“身上還存在該死的所謂性欲”，而自己則是她“那發著汗臭的性欲的對象”（254）。黑狗的“生殖器幾乎總是勃起的”（256），“從一開始它就汪汪地亂叫著向我跑來，咬我的腿”（257）。杰利認為，房東太太就如同她養的狗，一見面，就如饑似渴地跑向自己，令人難以忍受。杰利對房東太太及其黑狗加以貶低，將他們置于了他者的地位。在該劇中，黑狗是自然的代表。這種對女性和自然的他者化，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關注和批判的。弗朗西絲娃·德·奧波妮（Francoised'Eaubonne）在《女人或死亡》（LaFeminismeOuLaMort）一書中，提出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對自然的掠奪如出一轍。她將兩者結合起來研究，揭示女性與自然之間的聯系和相似之處——同處于他者的地位。該書首次提出“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這一術語，標志著西方生態女性主義理論研究的開端。在生態批評興起之初，勞倫斯·布爾曾指出生態女性主義的重要性，“生態女性主義在這場運動（生態批評運動）的早期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表現在把人們的注意力同時引向了性別問題，以及，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引向了所有由以人類為標準這一思維方式所引發的病態現象上”（Buell，1999:708）。布爾的觀點強調了生態女性主義對于拓寬生態批評領域的重要性，其旺盛的生命力源自鮮明的批判性。在《動物園的故事》中，杰利對女性和自然的壓迫植根于父權制的生態觀。“父權制具有性別歧視性質（sexist）……它的立論基礎是男女之間的生物學差異，而這種生物性差異一直被視為兩性本質的一部分”（Tyson，2006:86）。杰利多次將房東太太丑化，稱其為“低賤的廢物”，有著“該死的所謂性欲”（254）。在杰利看來，有性欲的女人是不正常的，女人應該對性事漠然處之。此外，他覺得自己愛那些嬌小美麗的女士們，但愛只能持續“一個鐘頭左右”（252）。其實，杰利只是把女性當作滿足性欲的對象，而非真心愛護她們。這反映出，在父權制占支配地位的當時社會，女性被客體化、邊緣化，居于他者的從屬地位。此外，杰利對黑狗的厭惡和毒害體現了人類中心主義論，即人類在與自然的交互過程中處于主體地位。在美國工業文明發展過程中，自然往往被視為緘默的他者。基督教神學家阿奎那認為：“人們利用動物，或者殺死它們，或者任意處置它們沒有過錯”（SingerandReagan，2010:9）。長期支配西方文明的人類中心主義價值觀，讓杰利習慣了從自身的利益出發，將自然視為客體。在杰利想要殺死狗的時候，兩者的矛盾沖突達到了高潮。杰利表示，“我主要的感覺已經是厭惡，發火倒在其次了，所以我決心把狗弄死”（258）。杰利試圖將狗毒死，使其處于被支配的他者地位，反映了杰利對動物生命的不屑和蔑視，折射出人類中心主義的價值觀。女性和自然被壓迫形式的同構性，使得兩者同病相憐。美國生態主義批評家戴維·佩珀指出：“在被男人剝削、在經濟和政治上被置于邊緣地位且被客觀化方面，婦女與自然有著共同的命運”（Pepper，1996:78）。因此，生態女性主義“批判西方父權制文化長久以來的‘男和女’、‘人類與自然’等傳統二元對立制的思維模式，反對任何形式的壓迫與統治，主張地球所有生命體之間的和諧平等的關系”（吳琳，2011:13）。從寬泛的意義上來說，生態女性主義不僅批判父權制生態觀對女性、自然的壓迫，而且抵制對少數族裔等社會弱勢群體的壓迫，致力于對自然、女性以及其他被壓迫的群體的解放。

四、他者們合作的可能性

在毒殺狗未遂后，杰利改善了與黑狗的關系，試圖與之交流。杰利自述，“我愛上了這條狗，我也要它愛我”（261）。但遺憾的是，他們之間的溝通是無效的。杰利和黑狗“懷著既悲傷又懷疑的心情互相打量著，然后裝出不感興趣的樣子”，甚至“多次嘗試使思想溝通，但是失敗了”（263）。雖然他們達成了一種互不干擾、互不傷害的妥協，但這種疏離不是杰利想要的情感關系。杰利與狗的無效溝通，促使杰利前往動物園探尋人與動物共同生存的方式。杰利曾說：“我去那兒（動物園）是為了更深入了解人和動物共同生存的方式，動物和動物以及動物和人的共同生存的方式”（267）。在參觀動物園時，杰利意識到柵欄的危害，它們干擾了動物間的交流和互動，阻礙了它們的自然發展。人為加上的柵欄和對動物不合理的管控，體現了人們對自然的掌控欲，而這種控制欲源自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在生態女性主義的視野中，自然不是僵硬的，不是人類掠奪的對象，而是與人和諧相處的自然”（王&李，2007:59）。正如生態女性主義強調人類與自然是相互作用的有機統一體，阿爾比通過描寫杰利在動物園的所見所思，促使人們反思人類中心主義，呼吁人類與自然和諧共處。其實，身為他者的杰利極度渴望溝通和被人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杰利除了說些“來杯啤酒”“廁所在哪兒”“正片什么時候上演”之類的話，不大跟人說話，因此他“每隔一陣子就想跟某個人談談，好好地談一談”（244）。孤獨的杰利與狗溝通失敗后，幾乎處于精神崩潰的邊緣。他絕望地尋找一個愿意傾聽他的人，渴望聽眾能理解令他困擾的社會問題。因此，杰利迫切地與偶遇的彼得聊天，但后者并非合適的人選。身為中產階級的彼得，對杰利的提問冷漠敷衍。彼得的困惑、多疑和戒備，令他無法理解杰利的故事。更糟糕的是，他未能發現杰利談話時的絕望和無助。作為成功的美國商人的代表，彼得滿足于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和安適的生活方式，并不會去關注社會邊緣群體的生存困境。通過塑造彼得的人物形象，阿爾比揭露了美國中產階級的迂腐乏味和虛偽死板。在20世紀50年代人情冷漠的美國社會，彼得對杰利的疏離是社會上的常態。“所有的生物都用柵欄彼此隔開……人和動物也總是隔開的，我這樣的考察可能是不夠典型的。但是，既然是個動物園，情況就是這樣的”（267）。其實，動物園是美國社會的縮影，園中的柵欄象征著美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這種疏離導致身為他者的杰利孤獨無助，甚至走上了死亡的道路。因而，在當時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急需被打破。事實上，杰利所住的公寓里，有不少同為社會他者的租戶，本可以溝通互助，但他們之間很是疏遠。杰利住在充斥著各色人種、移民和同性戀的貧民區，是彼得口中“不正派的地方”（249）。在破爛不堪的公寓里，“另外那間住著一個人，我[杰利]不知道是誰，我從來沒見過。從來沒有。至今從來沒有見過”（249）。三個“從來沒有”強調了租戶之間的冷漠，沒有任何交流與接觸。小得可笑的纖維板隔間和身份混雜的租戶體現了紐約貧民區居民的生存狀況，揭露了性屬、種族、階級身份邊緣化群體的困苦生活。這種對社會弱勢群體的壓迫，與人類對自然的掠奪是相關聯的，社會弱勢群體與自然同處于他者的劣勢地位。更不幸的是，同為邊緣化群體的他們，互不相識，更談不上溝通互助了。他者們生活在自己封閉又孤獨的世界里，難以正常生活，杰利的死亡正是對“邊界、傳統和意識形態的一種更深層次的挑戰”（Kolin，2006:24）。通過設置杰利借彼得之手自殺這一情節，阿爾比批判了美國社會中產階級的冷漠和虛偽，警示人們反思人與人之間的異化和疏離。為了打破疏遠的狀態，杰利前往動物園深入了解人和動物、動物和動物、以及動物和人的共同生存的方式，并試圖與偶遇的彼得展開深入交流。通過描述杰利的探索和實踐，阿爾比呼吁社會上的他者們像杰利一樣邁出嘗試的步伐，互相溝通合作，攜手打破孤獨和隔閡，反抗壓迫和束縛。

五、結語

《動物園的故事》是阿爾比的成名經典，是美國戲劇史上不朽的名篇。在該劇的創作中，阿爾比踐行了他的主張：劇作要盡量不粉飾現狀，盡力改變社會，讓作家承擔起作為人的社會責任。阿爾比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使得他從美國劇作家中脫穎而出。在該劇中，杰利處于他者的弱勢地位，但他又將房東太太和黑狗他者化，反映了在美國社會男性對女性的壓迫與對自然的掠奪之間的相似之處，這正是生態女性主義所關注的問題。此外，杰利的悲劇揭露了美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疏離與隔閡。通過描寫美國社會他者的狀況，阿爾比呼吁他們打破隔閡，為他們的嘗試與合作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因此，《動物園的故事》蘊含了深刻的社會意義，具有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

作者：徐緣 單位：蘇州大學外國語學院